读《武则天研究》有感

1930年，陈寅恪曾谈到：“凡著中国古代哲学史者，其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盖固然著书立说，皆有所为而变，故其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了，则其学说不易评论，而古代哲学家去今数千年，其时代之真相，极难推知。吾人浸提可依据之材料，仅为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欲藉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

一

回到不同历史时序中“人”的言说、行事，实现“了解之同情”，继而真正理解时人的看法与认识，是大多数初入史门学子的一门必修课。可以说，孟宪实先生对武则天的研究，坚守了对武则天所处时代的“了解之同情”，并站在传统史学、新史学与大众史学三者齐观的研究高度思考问题。如导论所言，陈寅恪以地域集团的概念探讨武则天的相关研究，既是传统史学的代表，也是新史学的起点。传统史学与新史学之间往往难舍难分，但对于影响更广阔的公共史学来说，却渐有疏远。作者通过分析传统史学对新史学的史料滋养、对公共史学基本框架的形塑，以及新史学与公共史学间更加遥远的距离等问题，逐渐引出此书的对话对象——传统研究关注的诸多问题。试图打破固有的带有立场观点的历史认知，实事求是地加以研究。最终，通过对新近的出土文献、早期编纂的史书以及具有更多、更系统记载的传统史学等史料的利用，重新探讨武则天研究中论争纷纭的论题。

二

笔者无意对全书进行系统梳理，更想探讨孟宪实先生运用史料、分析史事、写作方式与风格等问题上的精妙之处。

作者曾言，作为中国历史上惟一出现过的女皇，武周代唐，是唐朝遭遇的第一个政治挫败。武周结束后，防范武则天成为了历史的日常课程。也即是，为了打压女皇再现的可能，前人曾系统地删改有关武则天及其时代的史料。因此，在利用两《唐书》《资治通鉴》及《唐会要》等一系列史著时，孟宪实先生极其注意史著的年代、成书背景与态度，剖析史著所能呈现的史实层面，也即常说的“第一现场”“第二现场”的问题。与此同时，关注并利用出土文献、其他散见资料，丰富这个特有时代的细节。比如，对《上官婉儿墓志》与《旧唐书·上官仪传》的对比，重新梳理上官仪的政治经历，继而理解上官仪的历史形象及其在永辉六年（655）的废王立武事件、麟德元年（664）的废后风波中所扮演的角色。陈寅恪先生曾因上官仪的关陇出身，将其归类于武则天的反对派，继而认为上官仪在永辉六年的废王立武事件中持反对武则天的态度。但孟宪实先生通过上官仪的历官过程，追出上官仪与唐高宗的密切关系，从而判断废王立武事件中上官仪对唐高宗的支持。陈寅恪误认为上官仪两次均反武则天的看法，实际上一方面受制于史书编纂体例的影响，另一方面则因后来的“废后风波”，影响到了对“废王立武”的判断。值得注意的是，学界更多地是以此墓志分析上官婉儿这个历史人物的形象与事迹。由此便可看出孟先生史料解读与分析的老道之处。

三

除对史料文本的细致解读外，读毕此书后，受益更深地是研究方法，每一处细节的分析，均是对史学功力的考验。如对比研究、追根溯源的探索、将研究对象放置于历史脉络中的研究方法。“北门学士”及其历史书写一章，孟先生将“北门学士”回归到翰林学士发展的路径之中。放置在历史的本来位置后，自然发现武则天在唐高宗时期掌握朝廷的说法不攻自破。关键在于三省制之下，没有皇后置喙的机会。武则天若想表达自己的政治意愿，必须与其他大臣相同，通过上表朝廷的方式进行。实际上，她的“建言十二事”正是以上表的方式加以表达。不过，孟先生并未停留于此，转而研究为何史书会津津乐道地书写“北门学士”与武则天的关系。正是以《资治通鉴》为代表的历史书写，夸大武则天夺权的阶段性和一贯性，写作手法也延续了这种一贯性，继而将“北门学士”分相权的问题演绎得活灵活现。最终目的在于，引导读者认同武则天的权力意志无处不在、无时不在。除此之外，武则天与唐高宗并称为“二圣”之事的写法也如出一辙，同样精彩，但限于篇幅，可自行阅读此书。

四、

最值得一书的是孟宪实先生的文笔及写作风格。他主讲的《玄武门之变》是《百家讲坛》第一个有关唐朝的系列节目，也使普通百姓发现了这位将严谨学术与大众兴趣相结合的学者。文如其人，《武则天研究》也延续了孟先生如探案般的表现方式。

窃以为，“小公主之死”一章尤其引人入胜。永徽四年（653）武则天为高宗生下一位公主，但这位公主不幸夭折。从最初《唐会要》的简单记载“昭仪所生女暴卒，又奏王皇后杀之，上遂有废后之意”，到之后《新唐书》具体生动地写下百余字的记载。《资治通鉴》更沿袭了《新唐书》的详细记述，却改变了某些细微的说法。实际上，诸多史著在公主之死的时间问题上语焉不详，只在细节上不断进行“合理化”的文字处理。如孟先生所指，中国古史研究中的“曾累地构造学说”，也即古代历史随时间而越发清晰，恰好证明是后人缔造的结果。因此在描述过程中从简到繁的状态，本身就值得质疑。随后，作者从武则天实行“苦肉计”可能产生的风险、王皇后此不受皇帝宠爱的现状继续加以分析。武则天以杀掉亲生骨肉来达到一个没有多大把握的废后目标，风险实在太大。再加上唐高宗不喜欢王皇后，是在武则天入宫之前已然显现的，这才是王皇后最大的危机。真正引发废后举动的是皇后厌胜（巫术）而不是公主之死。最能证明武则天不可能杀害小公主的力证，实际是李敬业讨伐武则天时的檄文《讨武曌檄》。檄文本意在打击、攻击征讨对象，从而塑造征讨的正义性与合理性。这篇檄文将武则天描述为“弑君鸠母”的魔鬼，却只字不提其杀害小公主的行为，说明在李敬业起兵讨伐武则天之时仍没有这种传言。而如今深入人心的武则天嗜女的故事，可以想见由何而起了。

思来想去，如果用“书评”来称呼这篇札记，实在有侮如此佳作。如若有人偶然翻到这篇笔记，并因此产生一丝兴趣，继而打开这本巨著，我心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