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自然研究的近代转型

近代学术与传统的学术不一样，自然是一个既定的事实。今天我们讨论中国近代学术，诞生了诸多术语，西化、近代化、世界化等。它们从不同的层面表述了近代学术的若干特征，都是强调了近代学术“变”的一部分，倾向于近代学术与传统的割裂，且带有一些历史目的论的色彩。然而，近代学术脱胎于传统或晚清学术，必有其残留的身影，而非空中鸟迹。换言之，传统学术以某种形态存在于近代学术之中。近代“转型”则相对表现了中国学术的主体性——转型是传统学术自身理路、“经世”思潮的现实背景、西学东渐的冲击影响等诸多合力的结果。打个粗略的比方，一个人在旅行途中，经过一个外地城市，他拿了一些东西，扔了一些原来身上的东西，又重新打扮了一下，然后接着走下去。这个人，其个性，终究是没有变的。

时代也有时代的个性。某一时代共通的性质也必由其与他者不同的部分集中而成。这些不同包括增益、改变和缺失。如果说增益来自发展和借鉴，改变（包括扬弃）来自适应，那么缺失则归于前一时段的停滞。如今文经学自汉晋后千年的沉寂和清代的复兴，与其说是停滞造成空白，倒毋宁说是归入了暗流，不浮于历史表面，并为某种回归提供根基。

中国的科学技术发展亦如是。辉煌的古代科技在16世纪以后鲜有建树，陷入停滞，而被17、18世纪在自然科学领域取得飞速进展的西方赶超，以致在19世纪中西方冲突中，中国已落后一大截。这种观点切合了近代中国应对西方的悲剧性结局，传统科技因而被渲染为负面，并风靡大众。

本杰明·艾尔曼（Benjamin A. Elman）的《中国近代科学的文化史》（A Cultural History of Modern Science in China）主要挑战的就是这一观点。本书是艾尔曼2005年出版的《以他们自己的方式：科学在中国，1550-1900》（On Their Own Terms: Science in China）的节本，中文版由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王红霞、姚建根、朱莉丽和王鑫磊翻译。

本书描述了16世纪中叶以来中国的现代科学、医学和技术的文化史。讨论近代科学的形成，至少有科学史、科学哲学史和科学的社会文化史三个层面。该书主要描述16世纪中至19世纪末中国的科学发展和相应的文化发展，按照中与西分为两个线索：一为耶稣会士来华调和中西自然研究与自然知识，保守的耶稣会士与17、18世纪的新科学的断裂，代表新科学的新教教士传播现代科学知识；一为相应的，晚明中国人的合作，清初关于西学中源的挑战，中期考据学对数学的发展，晚清洋务派对新科学的实践，1895年后向日本学习。这样来看，本书的特点在于将传播主体——传教士的局限性纳入对西学东渐成败的考察，和认为，即使在礼仪之争结束了耶稣会士的时代后，中国传统自然研究仍以“以自己的方式”进行科学领域的探索，从而批评了认为古代科技在16世纪后陷入停滞的观点。艾尔曼认为明清文人及其代表的前现代中国知识体系和耶稣会士及其代表的早期现代欧洲学术在其所处的内、外部文化环境中，按照中国的方式重塑了现代科学。

在“西化”的语境下，我们往往认为西学一直处于先进的一面，因而要学习西方。然而在1840年后新教徒进入中国以前，至少就中国人广泛接触的西学而言，它并不比悠久积累的中国学术高明太多。在牛顿、莱布尼茨等人的力学、微积分之前，西方的自然研究尚处于“前科学”的阶段，具有早期博物学的特征，尚未进行有系统的学科分类。这与中国学者万物皆有其理的观念是相通的。二者的共通之处使得在翻译西书时，使用“格致”这一具有浓厚传统学术意味的概念来指代“科学”。但在具体使用过程中，耶稣会士力图用西欧的自然研究抹去格致的中国式内容，使“格致”成为教会色彩的概念；而中国文人则力图从古代经典中寻找格致传统，以此淡化西学，论证“西学中源”。

对于明清时期的中国知识界来说，耶稣会士带来的西学的最大价值在于提供了一个对比、参考的对象，进而得以更新他们自己的传统知识体系。在中西方短暂的交流随着礼仪之争而告一段落后，由于认识的惯性，中国知识界对西学长期停留在耶稣会士所传播的这一层次，而没有跟进新的发展。另一方面，由西学引发的对传统经典中格致的研究与考据学合流，使得中国的自然研究有了新的探索。就是说，中国传统学术调和了一些西学的因素后，以新的面貌发展了。

艾尔曼描述了中国学者的新的探索及中华帝国制造业的盛况，认为这些为近代科学传入中国奠定了基础。“李约瑟难题”的提出本身是后验的。艾尔曼认为近代以前，中国的科学探索一直在以自己的方式进行着，数学、天文学、医学等都有向近代意义的相当发展。这是试着离开西方中心的话语体系，更多地从中国的原生因素中回溯近代科学的发展。

但是，耶稣会士与新科学的断裂使得接受传播的中国学者阴差阳错地融入西方传统的末流，甚至对跟进新的科学形成了一定的阻碍。在此基础上的中国学术的新的发展也与西方进行中的科学革命有着质的区别。艾尔曼重估了洋务运动时期对近代科学的介绍及相关的实践活动，但也仍认为1895年前的中国自然研究忽视了科学的创造性，无非是把技术知识翻译过来，或止于制造兵器、船舰，而缺少前沿研究。相对应的，西方科学得益于代数、微积分和解析几何提供的解析方法，将科学很快地延伸至社会领域，从而实现了时代性的转变。

因此，艾尔曼该书的主要价值在于历史地而非后验地去考察近代科学在中国的产生过程，努力去解释被掩盖的前近代自然研究的发展水平，而且反映了中国在与西方交流过程中给予的反作用力。

新与旧，本就不是一成不变的历史关系。当明清之际中国学者应对西学的挑战，力图论证西学中源，尝试纳西入中、会通中西而超胜西方时，西方世界却抛弃了这个“西学”，而渐渐走进近代科学的时代。随后的第二次向西方学习中，新学除了西方近代科学的部分，同样包括了传统学术的近代形态，中医是典型的例子。艾尔曼提到的近代对中国早期科学史的淡忘，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近代史研究中认为近代是对传统的断裂这一认识。知识的积累到观念的流行，需要一个过程。当科学意识被作为国民性的重要部分，直接与民族、社会、国家政治挂钩，现实的迫切需要形成了引进科学的急切的心态，渐进地通过翻译、培养人才、积累工业基础的方案被摒弃。剧变造成的动荡和空虚延续至今。

在西学话语下，中国学术的演进缺少了一以贯之的核心理路，少了一些个性。由于学术的积累不够，及现实的影响，近代的学术（乃至今大多数）又都或致力于整理国故，或致力于改良现实，对创新则少，对世界学术进步的贡献则少。另一方面，西方在较成熟的学术体系下，往往能推陈出新，又使中国囿于疲于跟进西学，认为是学术的进步，这事实上是学术的自发展速率不及人的结果。因此，在民族性的学术独立被强调的背景下，按照中国的方式重塑现代科学，这一观点是颇具吸引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