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从哪里来的问题

知识分子问题的兴起开始于1980年代中后期的“文化热”，许纪霖在《都市空间视野中的知识分子研究》一文中指出：

从1980年代中期到1990年代末，知识分子研究围绕着两个向度进行：一是按照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划分，分析知识分子在从传统向现代性转型过程中，其文化选择以及内在的思想文化冲突；二是从学术与政治之间的社会角色出发，研究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中所体现的社会身份，重点考察知识分子在转型时期的政治命运以及他们是如何丧失和重建独立人格的。

而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研究成果的积累和创新的需要，知识分子研究开始呈现学科化、多元化的趋势；有的从学术史的角度更加细致地研究知识分子如何继承中国传统的学术传统，建构现代知识体系和进行知识的生产和再生产；有的从社会史的视野研究明清以来士绅阶级自身的内部变化。

许纪霖进而指出，继续推进知识分子研究，应从两个层面着手，一是知识分子研究的内在理路，从启蒙思想的内在复杂性来看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和自我冲突，突破原来的二元模式，研究中国启蒙思想内部的复杂性；一是研究从知识社会学（德国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的角度，重点考察在思想和社会互动关系中的知识分子，就是外在理路研究，研究知识分子或知识分子共同体所赖以形成的特定社会语境和关系网络，及其如何又影响和建构这社会公共空间和关系网络。

事实上，作为本书的编者，许纪霖也是按照这个发展线索撷取了若干知识分子研究的重点文章，各具代表性地表现知识分子研究的发展情况，同时也通过这些文章从不同层面的论述，展现20世纪知识分子的面貌。

在本书中，许纪霖收录了包括徐复观、钱穆、余英时、杜维明、阎步克、钱理群等历代海内外学者的共21篇文章，并撰写了题为《“断裂社会”中的知识分子》的序。这些文章有的是单独发表的文章，有的节选自作者的相关专著；按照侧重点的不同，大致可以划分为三类：一是就知识分子问题做理论的考察，如黄平《知识分子：在漂泊中寻求归宿》，许纪霖《都市空间视野中的知识分子研究》，费孝通《论“知识阶级”》这一类文章充斥着概念和模型，比较理论化；一类是对中国知识分子长时段的考察，描述古代知识分子、或谓士大夫的特征及其如何转变为近代的知识分子，论述知识分子由传统走向现代的过程，如余英时、杜维明、阎步克、徐复观、钱穆等人的文章，这一类作者除阎步克外，基本是老一辈甚至民国时代的学者，他们对知识分子发展历程的考察有着其所处时代的意义；第三类文章则主要把问题集中到近代知识分子，有的概说知识分子在近代的转变，如王汎森《近代知识分子自我形象的转变》和罗志田《近代中国社会权势的转移——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与边缘知识分子的兴起》，其余则从不同的历史时期或知识分子群体去考察近代的知识分子。

这是一本编选的文集，因此就读书来讲就有了三层意味：一是看这些文章所论述的对象为何，文章内容如何；二是看这些文章的作者的思想如何，其论述的思路如何，为何要写这样的文章；三就是编者为何编选这些文章，文章的异同尤其是一致性何在。上述对文章的分类，即思考文章间一致性的尝试。而读起来最大的困难也在于理论与实际问题的转换上，有的文章在谈理论，有的文章讲具体的历史事件案例，论述方式、行文逻辑等都有明显的不同，思维方式跳跃较大。

一、知识分子的定义、定位与分类

知识分子，到底是怎样的一群人？它与国家、政治、社会处于怎样的关系中？知识分子内部又有怎样的区分？

首先看知识分子的概念。徐复观《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性格及其历史的命运》中说，其所指的知识分子，是就过去所说的士、士人、士大夫及普通所称为读书人的此一集团中的最大多数而言。这只是简单地将知识分子概念的外延做了限定。他认为大多数所谓知识分子，指传统中国的，其实更应该说是读书人，因为他们中一些甚或会将读书的才智作为变乱是非的工具。也就是说，徐复观认为知识分子应该是要有节操的。钱穆《中国知识分子》一文认为中国知识分子，无论古今，有一共同特点，就是始终以人文精神为指导之核心，因此一面不陷入宗教，一面也并不向自然科学深入，其长处在精光凝聚，短处则若无横溢四射之趣。这是指出了知识分子内涵的一部分，就是人文精神。传统学者不很讲究我们今天学科治学所说的厘清概念。

社科院从事社会学研究的黄平对知识分子的概念作了较细致地考察，录入该书的《知识分子：在漂泊中寻求归宿》一文，就试图说明现代社会知识分子是怎样的人，及其特征和地位。他例举了知识分子研究专家爱德华·希尔斯（E. Shils）的定义：知识分子是任一社会中颇为频繁地运用一般抽象符号，去表达他们对人、社会、自然和宇宙的理解的人。换句话说，他们是那些从事知识的生产、解释、教授、传播乃至于大量“消费”这些知识或管理这些知识的人。这样的话，原始社会中的祭司，还有那些阅读、也就是消费过大量书籍的人，还有仅仅是管理文化事业，如博物馆和图书馆工作人员等人，都被囊括在了知识分子的定义中，这是有些宽泛的。另外有些社会学家将知识分子限制在以观念或思想的生产为职业的人的范围内，如学者、作家、科学家、艺术家，以及记者和部分研究生；他们把那些仅仅从事知识应用的人，如工程师、建筑师、律师、医生，也排除在外。而更有甚者，一些学者如法兰克福学派，将知识分子仅限于社会群体的精神领袖，是“为了思想而不是靠了思想而生活的人”，是“每个时代的批判性良知”。这些定义可以说将对知识的操作进行了层次的划分，最基础的是消费、管理知识的人，其上是应用、传播知识的人，再其上是生产、解释知识的人，最高的可能就是所谓的文化瑰宝、精神领袖。

这就产生了几个问题：现在我们称为信息时代的环境下，知识是不是也可以作为一种生产资料？如果是，处在这个知识的金字塔中的不同人是不是也就有了不同的阶级属性？

总之，前面这些定义或太宽，或太窄，而且黄平指出定义者们都自认是被定义者中的一员，因而是自我定义。而回到知识分子一词的产生过程，就可以发现，知识分子（intellectual）一词最早在法国使用时，是用来描述那些受过教育但又与传统和秩序相悖的人，他们有很强的政治抱负，试图要么直接成为国家的领导者要么间接影响政策的制定。

黄平主张将知识分子视为这样一种人，他们在现代社会中通过频繁使用抽象符号来创造关于人及其环境的思想，或表达他们对于人及其环境的理解，并以此为基本生活内容。这里的知识分子就指的是思想观念创造者个人，而事实上我们一般说知识分子，往往指的是整个或若干个知识分子群体。对于这个，黄平借用了“知识群体”的概念，指出知识群体或者说批判性知识群体——他将现代社会的科技人员归属于技术性知识群体以作区分，是身在经济、社会都较为落后的环境中，但又接受了西方形形色色的观念，并因而对现存秩序持强烈批判态度的群体，是较为落后的社会同现代工业社会撞击后的产儿，因而并非每个社会皆有批判性知识群体。这一点我认为不是很恰当，可能就19世纪中叶的俄国、波兰及后来的中国来说，可以说这些社会的知识群体是由这种落后与先进的矛盾催生的，但是放眼古代或当下，也都存在着类似的知识群体，极富对现实的批判精神。

张朋园《清末民初的知识分子》一文也对知识分子进行了释义。他指出知识分子一次来自俄文，指的是城市中的一个新层次，或说是城市精英分子。知识分子是现代社会中的一个阶层，其条件是受过良好的教育，不以手艺或劳力为职业，是包括教师、学者、士绅、中学以上学生、自由职业人士（如作家、艺术家、律师、新闻记者等）的代名词。他指出，二分法下的考察，在社会形态上，知识分子将传统带到现代化，是促进现代化的精英分子；在社会结构上，便有精英与百姓的区别。

综合来看，知识分子的定义至少包括两个方面，是掌握知识并以之为职业的，是具有现实关怀的。也就是能力和道德两个方面。

知识分子总的来讲是这样一个群体，这个概念涵盖得相当广泛，几乎很难讲知识分子能够成为一个独立的群体了，其内部一定是纷杂的。那么，知识分子内部有怎样的分化呢？安东尼·葛兰西（A. Gramsci）将知识分子分为两类：有机的和传统的。前者是作为每一社会经济政治体制内的有机组成部分的那些知识分子，他们为该体制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整合和霸权而存在、而汇聚、而发挥作用；后者指每一社会中游离于体制外的那些文人、学者、艺术家，以及部分曾经属于前一社会体制内的有机知识分子。之所以称之为传统的，是因为从传统上说，他们才是被公众认为“真正的知识分子”的人。

这里，葛兰西是依据知识分子与现实体制的关系来划分的，黄平在此基础上将知识分子划分为三类：体制内知识分子，他们是有机包含在现代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意识形态体制自身中的，对现存体制的运转及其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霸权地位起着不可替代的整合作用；体制外知识分子，指那些生活在市民社会或类似环境中传统意义上的文人、学者、艺术家、科学家等等，与现存体制没有内在有机联系；反体制知识分子，即与现存体制互不相容，致力于批判甚至改变这一体制的知识分子。这种划分根据同社会体制的关系或者说距离，将不同的知识分子置于现存的社会结构中，对于考察其对社会发展的参与程度和其在参与过程中的不同社会地位是有帮助的。在不同的社会中，这三种类别也有可能存在着过渡分子，也有可能缺失其中的某个类别，是动态地存在，并不能一概而论。

其他分类，如钱穆将古代的士分为真士和假士，认为真士是沿袭传统精神，期以政治来推进社会，假士则是专注意在凭借科举制度，混进政治界，仅图攫取爵位。

根据葛兰西和黄平的划分，知识分子，无论其自觉还是不自觉，是与社会体制紧密联系的。关于知识分子与社会、国家、政治的关系，黄平文中介绍了卡尔·曼海姆（K. Mannheim）的知识分子“自由漂游”论，曼海姆认为知识分子都是受教育者，教育使知识分子彼此认同并超乎各个社会阶级，并因而有能力动态地综合各个阶级的不同政治观念；同时，知识分子在政治观念上的不一致，使他们可以支持完全不同的政治主张，归属不同的阶级阵营。曼海姆强调的是知识分子的一种自由、超乎社会束缚的状态，但是这种说法在多大程度站得住脚有待商榷，或许只是一种理想化的状态。

张朋园《清末民初的知识分子》认为，知识分子对于政治和社会所采取的态度，不外抗议、疏离和退隐三种。中国知识分子多抱着进取态度，由抗议而疏离，退隐的是少数。

知识分子与体制相联系，对社会国家政治产生作用，就延伸出一个问题，知识分子的权力，来自于知识，还是来自于所属的体制？或者说，知识如何给予知识分子以权力？

阿尔德·古尔德纳（A. Gouldner）在尝试论述知识分子为新兴的文化资产阶级时，提出了“文化资本”的概念，认为知识分子从总体上控制了知识的生产与分配，知识也是一种资本，可以用来支配人们的收入、地位和权力。黄平质疑，知识作为资本，一来不能转移，二来其所有权和经营权无法分离，因而“文化资本”概念显得粗糙。但是若说知识具有一些资本的特征，如积累、转化，应该还是成立的。

费孝通《论“知识阶级”》这篇文章中，将知识根据人类所知的性质分为两类，一是知道事物是怎样的，即自然知识；一是知道应当怎样去处理事物，即规范知识。自然知识是劳动者从事生产的知识，规范知识是劳心者治人的工具。对于不遵守规范的人要加以制裁，这就使“应当这样”变成“不敢不这样”，从而形成实施制裁的威权，而这种威权就被授予知者。也就是说规范带来威权。而随着历史的演进，这种规范知识的获得越来越依赖于文献的凭证，规范、传统和文字结合之后，就形成了特定的掌握标准规范知识的群体，就是知识阶级。这主要讲的还是传统社会中，知识分子的权力来源。

但事实上，中国古代传统知识分子——士大夫，在社会身份上，兼具官员和文人，既是官僚又是知识分子，同时是行政事务和文化活动的核心。其知识权力与政治权力是一致的。

《史记》中说颛顼“绝地天通”，这就造就了一个特殊权力阶层——巫，他们代表天，表达天的意志，事实上是与至高权力的沟通中介。专制皇权下的士大夫也是如此。有一个抽象的绝对权力的存在，神权也好，皇权也好。那么现代社会是否也有这样的绝对权力呢？或者说，民权是否也存在着此种模式？章清在《“学术社会”的建构与知识分子的“权势网络”》一文中说：“知识分子的社会位置定位于权势集团与社会大众之间，如何在此两者间通过一定的距离感保持‘必要的张力’，构成知识分子寻求其身份与角色最基本的参照点，甚至知识分子的分野，也端赖这个距离的远近上。”他将知识分子定位在权势与大众之间，知识分子的权力并不单纯来自于其中一者，二是两者间的张力的结果。

二、传统中国知识分子特征

以上都是讲的知识分子的问题，包括其概念、内部分化、社会地位和权力等方面。那么回到中国知识分子的问题，中国知识分子具有怎样的特征？这首先要回溯到士人传统。

传统中国的士大夫阶级，具有官员与文人的双重属性——这事实上是在汉代以后——是帝国王权制度与社会宗法制度相互联系的中枢和纽带。以士为核心，组成了所谓的四民社会。这是从社会结构中，士所处的地位上来说的。士从其起源就体现了一种流动性的特征，随着制度化的选官制度不断演进，这种流动性保证了士的来源的开放性和竞争性，既保证了士处于社会中心地位的稳固，也从而维持了社会文化秩序。这是士人社会的优越性所在。

论及士人传统的文章主要是余英时《中国知识人之史的考察》、杜维明《中国古代儒家知识分子的结构与功能》、阎步克《关于士大夫的“二重角色”》、徐复观《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性格及其历史的命运》和钱穆的《中国知识分子》。余英时先生的文章讲的是士大夫讲求内在超越，追求道，维护道统。顾炎武说：“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亭林文集》卷四《与人书》二十五）”《孟子·尽心上》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这就是说君子治学，并不是“学而优则仕”了，其目标首先在于明己，然后通过修身养性，一方面知天，一方面救世。余英时先生的文章是从意识层面去考察士大夫的精神状态，杜维明先生的文章则是紧扣“政治”，在权力变迁时，知识分子在这里专指儒家如何与政权结合，成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阎步克先生的文章集中在士大夫政治演生之初，士与吏经过战国到秦的分化，在汉代又合流的过程，突出了士大夫“一身二任”的身份特征。在一定程度上，近代社会与战国极为相似。

着重谈传统知识分子的性格特征的是徐复观和钱穆两位先生的文章。徐文认为中国读书人，其精神指向在于成就道德，而不在成就知识，缺乏“为知识而知识”的传统。其思维方式是就具体事物之本身来看事物，缺乏概念性的思维习性；换言之就是常说的西方人擅长演绎，中国人擅长归纳。这样一来产生一个矛盾，我们追求道德就要讲求是非，然而又缺少客观的评价标准，所谓“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而道德，往往又是“内发”的，然后徐先生悲观或说批判地指出：“中国知识分子，常是由文化上以道德之心为一切的出发点，一转而为以自利之心为一切的出发点；由以一切为充实个人道德之心之资具，一转而为以一切为满足个人私利之心之工具。”当然，他不否认高尚，认为那是文化向上性的少数知识分子的世界，而他要说的，则是一般知识分子的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的世界，是文化堕性的多数人的世界。这种堕性，起因于中国的“士”的没有根基，游之养之，因而就成了政治的附庸，或权势的盗贼。这与杜维明的儒家教化政治的观点就形成了主动与被动的巨大差异。徐复观强烈批评科举，认为“科举在事势上只能着眼于文字，文字与一个人的行义名节无关，这便使士大夫和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脱节，使知识分子对文化无真正的责任感，使主要以成就人之道德行为的文化精神，沉没浮荡而无所附丽。文字的好坏，要揣摩朝廷的好恶，与社会清议无关，这便使士大夫一面在精神上乃至在形式上可完全弃置其乡里于不顾，完全与现实的社会脱节，更使其浮游无根；一面使朝廷再无须、亦无法，与社会共人才进退之大权，州举里选的一点民主精神，因此一变革而扫荡以尽”。徐复观先生一般认为是自由主义新儒家，他很强调人文精神与专制政治的矛盾，士所持道尊于势与现实的势强于道的对立下，知识分子受着精神上的重负，沦为奴才。他也从传统中去寻找民主。这种认识固然与其所经历的时代（1903.1.31－1982.4.1）有关，因而也还是显得有些偏颇。“完全与现实脱节”“人才进退扫荡殆尽”这样的说法应该是与现实不符的。

钱穆看待传统知识分子与政治的关系及其性格特征，就不是以道而教化政治，也不是被政治绑为附庸，他认为知识分子的立场是超越政治的而又怀有政治的理想。余英时又发展为知识分子的内在超越。钱穆认为战国以降，中国知识分子表现出两个特点，一是“对政治理想总是积极向前，而对现实政治则常是消极不妥协，带有一种退婴（隐）性”；一是主张理想的普通人格。“一个人的理想境界，可以是每个人的理想境界。……此是中国传统思想一普通大规范，个人人格必先在普通人格中规定其范畴。圣人只是一个共通范畴，一个共通典型，只是理想中的普通人格在特殊人格上之实践与表现。圣人人格即是最富共通性的人格。”结合钱穆所处的时代背景，这论述就有两种意味，一是取消圣人的崇高地位，二是强调传统精神的群体性。

然后就到了近代。钱穆站在其立场上，认为近代中国不能西化而转向苏维埃，就是因为前述的这种宗教性的对社会大群体关切的传统。他认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特点，“自外言之，已不能有超越现实，而作高一级的向往之精神表现。自内言之，又不能超越小我，牺牲个人，对社会大群体生关切”。这是以一种十分失望的语气说的，或许还是愤慨的、悲观的。

三、近代知识分子的时代背景与转型

考虑近代知识分子，就要先考察其所处的社会历史背景。这又有着大背景与小背景之分。大背景是近代社会的特征。所谓“千古未有之大变局”，但对这变局的指向，诸说不同，屈辱反抗、中西冲突、现代化等等，不一而足。许纪霖在该书序中将近代社会作为一种“断裂社会”。一是国家与社会的断裂，一是社会各阶层的断裂。其实归结起来就是士大夫为核心的四民社会的崩溃。士作为沟通国家和社会的枢纽，瓦解了；士农工商作为规范调和各阶层位置、分工、流动的机制，瓦解了。旧体制的瓦解，新体制的未建立，使社会处于分崩离析，无中心、无规范、无秩序的离散化状况。而知识分子，如果结合葛兰西传统与有机的或黄平的体制内外与异体制的划分，这样一个新旧体制之交的时代，他们就处在了一个游离的位置。这倒与战国时的游士、养士相类似了，那是不是说近代以后的当下社会，也可以与战国以后的秦汉找到许多类似的地方？严法扫除旧的阶级，一次大的社会变革，进入道德治国的治世。从这个大背景来看，重建社会秩序是知识分子乃至整个社会所致力于的，知识分子也在这过程中力图重建其社会核心的地位，或退一步讲，找到在现代社会中的新角色。

小背景则指近代知识分子所处的不同的时间区间、地域空间、话语阵地，甚至是具体的言论事件。知识分子内部固有的分化由于时间、地域等各种差异，被放大外化了出来。陈平原文章中晚清志士的游侠心态，张朋园文章中民初知识分子的进取精神，舒衡哲文章中五四知识分子的觉醒意识，章清文章所表现的30年代的学术社会，黄平文章所展示的50年代的批判改造，编者选择的这些文章几乎是按照时间演进反映了知识分子构建到融入新的社会体制的过程。而每个阶段中事实上又有着很复杂的情况，拿五四来说，有新派有旧派，钱理群谈论鲁迅的两篇文章都反映了当时知识分子的不同选择。

近代社会最大的特征与其说断裂，毋宁说是转型，知识分子也存在转型的问题。在转型中的不同选择及表现组成了其复杂的历史面貌。这就形成了两个层次的问题，一是整体的近代转型，二是转型过程中的内部断裂。

就整体来说，就是士转化为了知识分子。旧体制的崩溃，与知识分子最关切的体制就是科举制。这样，一来切断了士的社会来源，二来新的教育培养了现代知识分子。近代知识分子的特征，以许纪霖的概括就是无所依附的自由漂浮者，在毛泽东看来则是皮上之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里再区分一下士与知识分子的话，无非士是参与政治的，本身就肩负着治统的责任，是社会的一个相对稳定的阶层，知识分子的选择则多元了，对政治议而不参、甚至完全不议，回到故纸堆。伴随着知识分子的浮动性的是其边缘化。边缘化，其实也就是一种过渡时期的现象。回到体制的问题，就是知识分子从旧的体制中被剥离出来，又没有进入新的体制的状态。

转型过程中的内部断裂，最明显的就是精英知识分子的边缘化和边缘知识分子的兴起。前者除了刚才说的知识分子自身边缘化的问题，还存在着商人兴起、武人当政等社会现实的影响。社会的剧变为原来处于边缘的知识分子提供了参与政治的机会，权势从集中在精英手中分散出来，使边缘知识分子得以起到更大的作用，并最终构建新的社会体系。最后，经过批判与思想改造，知识分子以各种形式进入这新的社会体系。

四、余论

关于知识分子研究的外在理路方向，许纪霖于2007年编辑出版了《公共空间中的知识分子》，从公共领域理论、近代中国的精英转型和公共空间与知识分子的交互关系三个方面收录了13篇论文，来表现该方向的成果。在这本书里，李欧梵《文学界的出现》、章清《<独立评论>群体及其角色与身份》、谢泳《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与衰落》都是以学术空间为单位，树立出学术群体进行考察的。从知识分子的身份转换来看，外在的空间变化，如学术期刊、学术机构、学术会议这些近代出现的学术机制，形成了一种与“权势民众之间”不同的权势网络，为知识分子在体制之外又提供了一个栖身之所。这也促使近代学术史将目光聚焦人物著作之外，重视学术机制的影响。

我们现在讨论近代的知识分子，认为其代表着现代化或者沟通了传统与现代社会云云，是在历史地看这个群体，这是他者认同。那么近代知识分子的自我认同如何？知识分子是一个具有高度自觉性的群体，这有时候让他们陷入一种理发师悖论的纠结之中。他们试图去解决社会问题，却发现最终绕不开的是自己的尴尬身份的解决。如果按照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划分，就会发现近代知识分子所处的地位与所怀的心态着实尴尬，他们一方面具有来自“士”的超然的、贵族的态度，另一方面又倾向于归入民众，纳入被统治被压迫的阶级。王汎森所选的这篇《近代知识分子自我形象的转变》，描述了晚清社会观念从“四民皆士”到“四民皆工”的转变。文中应用费孝通对“自然知识”和“规范知识”的划分，士属于“规范知识”的范畴，工则属于“自然知识”的范畴，两种知识的升降决定了“四民”的地位。四民皆士，一方面固然是农工商特别是商的阶层的兴起和全民教育观念使然，另一方面也标志着士作为精神典范地位的没落，看似扩大了士的范围，实则消解了士的地位。到了劳工神圣的年代，知识分子纷纷竭力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前后两个阶段，事实上都可以看做是知识分子的自我贬抑。这种负面的自我认同现象来自于知识分子的不自信，来自于其自我定位的危机，来自于其边缘化而失去了与现实统治者抗衡的正当性，来自于社会和政治对知识的轻视。两种认同间的差异迫使对当下的知识分子状态进行多角度的认识，本书对知识分子研究进行整理，有其现实关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