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帝国的衰落

金庸在《天龙八部》的世纪新修版中，于第四十八章末增加了段誉当皇帝后施行仁政的描写，于第四十九章开头增加了太皇太后高氏和哲宗赵煦的对话，以及苏轼、苏辙、范祖禹、范纯仁等反对哲宗恢复新法的庭议，随后过渡到辽主耶律洪基南下南京找萧峰商议南征的事。金庸的这一段修订，不仅让故事情节更加丰富饱满了，而且透露出了金庸关于宋朝由盛转衰的历史辨识。

按照传统的学术观点，宋朝给人的印象似乎总是和赔款割地、屈辱挨打、积贫积弱、重文轻武相联系的，并且把这一切都归结为“重文轻武”的结果。北宋，的确是中国历史上艺术文化发展到巅峰的时代，唐宋八大家在这一时期就占了六位，甚至出现了一场科举考试出了八位宰相、九位文学大家的盛况。然而自王安石新法颁行后，宋朝便进入了转折期，到徽宗时，整个国家已成了一个烂摊子，无力挽回了。在我们过去的历史教科书上，对王安石变法的总体评价是褒多于贬，甚至认为宋朝由盛转衰的原因是变法的不成功。这样解读历史，大概跟我们国家过去带有浓厚政治色彩的历史观有关。对王安石变法的褒奖，与过去我们推崇明末清初农民战争、清末太平天国运动的目的是一致的。

北宋和南宋的分水岭是“靖康之变”，但真正导致如此历史事实的恐怕要追溯到王安石变法。王安石不仅文采风流，而且抱负远大，他一生的志愿就是想让国家富强起来，革除现有政事弊端。为了能大展身手，他也使用了一些小手段——官低不就，直至许他宰相之位。王安石上台后，很快就和神宗就一些变法的具体内容达成了统一意见。王安石变法失败并非变法内容不可行，其错误在于王安石以君子之心度了小人之腹，他把每个人都想成了君子，以为他们都能像他那样诚心志意地推进新法。但事实相反，支持他变法的人只想在新法施行的过程中捞好处，反而是那些有良知的、同样以天下兴衰为己任的朝廷大臣，才反对他变法。自此以后，小人开始在朝廷占据高位，并逐渐形成朋党帮派，他们一边中饱私囊，一边怠于政事、谎报变法成绩。直至神宗意识到新法难以为继后，才在对王安石的几罢几起的过程中，终止了新法，恢复了旧制。

王安石变法最大的历史遗留问题，不是劳师动众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了财产损失，而是给朝廷培养了一批小人，先有吕惠卿，后有蔡京等党羽。在富弼、司马光等人在朝时，强大的辽国不敢觊觎南朝，不是因为宋庭的军事有多厉害，而是忌惮其强大的文治和经济后盾。《孙子兵法》说：“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在宋朝前期，绝对可以称得上典范。然而在王安石之后，这种强大的国家软实力在很大程度上就被消弱了。

按照金庸的修订，在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时期，因为罢黜新法恢复了旧制，重用贤能，休养生息，忌用兵戈，国家整体处于稳定状态，所以辽国才不敢向南朝用兵，而辽主耶律洪基一旦听闻太皇太后高氏即将病世的消息，便立马筹划兴兵南下。这似乎是要告诉我们，努力发展自身才是一个国家强大的根本；一个国家的自身建构崩塌之时，便是灾祸突起之日。王安石变法的初衷虽是希望发展自身，但操之过急的“变”，就会出现“乱”的后果。王安石变法没有让国家变得更强大，反而摧毁了之前的长治久安和文治政治结构。因此我们说，宋朝中期出现连年兵灾以及“靖康之变”这样的奇耻大辱，不是因为宋朝“重文轻武”，而是因为以王安石变法为标志，中断了持续了百来年的“文治”。所谓“文治”，当属于富弼、范仲淹、欧阳修、司马光、苏轼的时代，而后来的小人党羽不仅能力短缺，而且朋比为奸、趋小利而忘大义，霍乱朝政，无有政绩。文治衰弱，武事不继，自然就只有挨打的份儿。

对于宋朝王安石变法、“重文轻武”的历史翻案，其实自新世纪以来学术界就逐渐有了这种声音，但至目前为止还没有成为主流。金庸在《天龙八部》世纪新修版中的修订，可以看成是对这种声音的肯定。（作者：冉顶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