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帝国的衰落
金庸在《天龙八部》的世纪新修版中,于第四十八章末增加了段誉当皇帝后施行仁政的描写,于第四十九章开头增加了太皇太后高氏和哲宗赵煦的对话,以及苏轼、苏辙、范祖禹、范纯仁等反对哲宗恢复新法的庭议,随后过渡到辽主耶律洪基南下南京找萧峰商议南征的事。金庸的这一段修订,不仅让故事情节更加丰富饱满了,而且透露出了金庸关于宋朝由盛转衰的历史辨识。
按照传统的学术观点,宋朝给人的印象似乎总是和赔款割地、屈辱挨打、积贫积弱、重文轻武相联系的,并且把这一切都归结为“重文轻武”的结果。北宋,的确是中国历史上艺术文化发展到巅峰的时代,唐宋八大家在这一时期就占了六位,甚至出现了一场科举考试出了八位宰相、九位文学大家的盛况。然而自王安石新法颁行后,宋朝便进入了转折期,到徽宗时,整个国家已成了一个烂摊子,无力挽回了。在我们过去的历史教科书上,对王安石变法的总体评价是褒多于贬,甚至认为宋朝由盛转衰的原因是变法的不成功。这样解读历史,大概跟我们国家过去带有浓厚政治色彩的历史观有关。对王安石变法的褒奖,与过去我们推崇明末清初农民战争、清末太平天国运动的目的是一致的。
北宋和南宋的分水岭是“靖康之变”,但真正导致如此历史事实的恐怕要追溯到王安石变法。王安石不仅文采风流,而且抱负远大,他一生的志愿就是想让国家富强起来,革除现有政事弊端。为了能大展身手,他也使用了一些小手段——官低不就,直至许他宰相之位。王安石上台后,很快就和神宗就一些变法的具体内容达成了统一意见。王安石变法失败并非变法内容不可行,其错误在于王安石以君子之心度了小人之腹,他把每个人都想成了君子,以为他们都能像他那样诚心志意地推进新法。但事实相反,支持他变法的人只想在新法施行的过程中捞好处,反而是那些有良知的、同样以天下兴衰为己任的朝廷大臣,才反对他变法。自此以后,小人开始在朝廷占据高位,并逐渐形成朋党帮派,他们一边中饱私囊,一边怠于政事、谎报变法成绩。直至神宗意识到新法难以为继后,才在对王安石的几罢几起的过程中,终止了新法,恢复了旧制。
王安石变法最大的历史遗留问题,不是劳师动众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了财产损失,而是给朝廷培养了一批小人,先有吕惠卿,后有蔡京等党羽。在富弼、司马光等人在朝时,强大的辽国不敢觊觎南朝,不是因为宋庭的军事有多厉害,而是忌惮其强大的文治和经济后盾。《孙子兵法》说:“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在宋朝前期,绝对可以称得上典范。然而在王安石之后,这种强大的国家软实力在很大程度上就被消弱了。
按照金庸的修订,在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时期,因为罢黜新法恢复了旧制,重用贤能,休养生息,忌用兵戈,国家整体处于稳定状态,所以辽国才不敢向南朝用兵,而辽主耶律洪基一旦听闻太皇太后高氏即将病世的消息,便立马筹划兴兵南下。这似乎是要告诉我们,努力发展自身才是一个国家强大的根本;一个国家的自身建构崩塌之时,便是灾祸突起之日。王安石变法的初衷虽是希望发展自身,但操之过急的“变”,就会出现“乱”的后果。王安石变法没有让国家变得更强大,反而摧毁了之前的长治久安和文治政治结构。因此我们说,宋朝中期出现连年兵灾以及“靖康之变”这样的奇耻大辱,不是因为宋朝“重文轻武”,而是因为以王安石变法为标志,中断了持续了百来年的“文治”。所谓“文治”,当属于富弼、范仲淹、欧阳修、司马光、苏轼的时代,而后来的小人党羽不仅能力短缺,而且朋比为奸、趋小利而忘大义,霍乱朝政,无有政绩。文治衰弱,武事不继,自然就只有挨打的份儿。
对于宋朝王安石变法、“重文轻武”的历史翻案,其实自新世纪以来学术界就逐渐有了这种声音,但至目前为止还没有成为主流。金庸在《天龙八部》世纪新修版中的修订,可以看成是对这种声音的肯定。(作者:冉顶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