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生不该对自己的头发有不切实际的信心
距离 2021 年结束只剩两个月了，准备继续深造的学子，应该正紧锣密鼓地投入到申请中。彼时已经拿到牛津博士奖学金的吕晓宇，俨然是留学经中的成功案例，但他却对自己曾经作为信仰的职业学术产生了不可逆转地怀疑，个人危机让他夜不能寐
。 他将这段心路历程诚实地写进了《利马之梦》的序中。自由的知识探索在学术生产现实问题前近乎奢望，课题、方法、发表压力、职业前景，他深陷焦虑迷茫之中，身在象牙塔里的青年学人或多或少都能对晓宇描述的学术职业现状产生共鸣。
在这篇序中，晓宇还分享了自己的手写笔记，是他临行前从文献中了解到的秘鲁政治概括，对当地不了解的读者，可以获得背景知识的补充。但很快他就被文本和现实的割裂冲击了，现实的政治运作无序、枯燥，让人分不清是真实和表演，种种经历便是书中所写……
恢宏的世界正在坍缩
撰文：吕晓宇
志业危机
那段时间，我正好陷入个体危机。看上去，一切都在按照计划顺利进行。牛津政治学硕士毕业，拿到博士奖学金，未来三年生计不用发愁，接下来的夏天准备结婚。偏偏这个时候，我开始失眠。博士前，没体验过失眠或脱发的苦，睡眠一贯很好，挨枕即眠，原本以为多出来几个小时未尝不好，但脑子浑浑噩噩，什么也做不了。夜晚听到教堂整点报像丧钟，一下子，被折腾得心情烦躁。到系里一问，发现多数人睡眠不佳，都在经历“四分之一人生的危机”（quarter-life crisis）。也是这时候，开始痛饮咖啡，撑起研究日常。别说思想独立，连咖啡独立都没法实现，要是咖啡断货，学术就要进入大萧条了。
我清楚这场危机的根源，是对曾经作为信仰的职业学术，产生了不可逆转的怀疑。读博前，我确信走学术道路，倒不是因为路径依赖渴望象牙塔。我清楚地明白，把读书写作当生计是一项罕见的特权。这种特权，不均质地分布在地域和代际。我们上一代人没这样的选择，即便落在知识生产的位置上，也难说是个人自由意志的结果。这一代碰上好时候，加上一连串巧合机遇，才有了可选择的机会。我对这一切从头到尾地清楚，于是秉承“先拿到了再决定心意”的原则。面对还没得到又要艰难得到的东西，太容易发明 “其实那不是真心想要”的借口。
牛津政治学博士生的录取，二十四岁时正式得到，似乎能确信自己对学术的心意了。它揭开“无知之幕”（Veil of ignorance）[1]，一清二楚地展现了所谓“知识生产顶端”的图景。在被录取之前，所有的不安，都能找到一个终极出口：或许只是自己所处的小环境有问题，等到了理想环境，这一切就不同了。到了牛津，就没了这样的终极出口，你看到的，可能就是所及范围的最好。然而，青年学者朝不保夕，边缘、游离、绝望之感，不比他们研究的群体少。学术市场僧多粥少，稳定工作昙花一现，大家准备着毕业转行或接受临时合同，没人愿意在对前途无益的事上花时间。理论焦虑，方法焦虑，同行们一会儿补编程建模，一会儿补欧陆新论调。一夜之间，研究都要“跨”和 “混”——跨界，跨学科，混方法。系里教授说，十年前，牛剑或藤校毕业生没发表过论文，尚且能谋到教职，现在则不可想，身为学科期刊的主编，他每月审稿，“就像是在山峰上，拿着机关枪向涌来的论文不停扫射”。
我们正是被打成筛子的这群人。当然，至少还有冲锋的机会，连壮烈牺牲也是要争取的权利。我感到无尽的疲乏无趣，每到晚饭时间，像打卡下班的工人，急匆匆骑车回家，拿起小说来消遣，如果是文学系博士生，恐怕连这个消遣也没有了。体制化的竞争，还不是最烦心的。让我畏惧的是求知欲的与日俱减：“世界”在远去，“参与”在消失。
英国作为异域，曾经提供了活跃思想的阵地和前线。人在他乡，把自己变成他者，感知触觉变得敏锐。可过了四五年，新鲜感消失殆尽，我近乎两三年没写过论文之外的东西了。有一回，罗杰·斯克鲁顿（Roger Scruton）[2] 在台上谈英国传统和身份，我便在台下想，现在哪有人来英国是为了它的传统。英国的独特之处，不就在于它是“世界会所”？你要想了解地图上的任意一个国家地区，都能在这儿找到线索。毕竟英国也是收留过马克思和孙中山的地方。与其说道德包容，不如说是满不在乎的精神，管你是哪里人，只要不是来颠覆英国上层阶级的就行。
我想扩大自己研究的地域，追寻全球兴起的民粹主义。系里说，你要不然跑数据，要不然做点与中国相关的。我说，这就是对东亚学者的限制框架。对方说，那你怎么说服别人，你比中东拉美的学生更适合做他们的地区？要不然，你就去做中非或者中国与全球秩序这些“热点”。我一听到“热点”“可发表”“找教职”，头皮就阵阵发麻。系里劝我缩短田野时间，想想三年奖学金后怎么自力更生：别花时间去写社评，那是留给本科毕业的记者的；也别写政策报告，那是留给硕士肄业的分析师的。
总而言之，我原本想的那个待探索的恢宏世界正在坍塌和缩小。
我不愿做本国政治，又往人类学的方向走，已成了政治系头疼的“问题学生”，要是再说想公共参与，就明摆着不想好好读博了。政治学理应有公共性，和实践走得近，不用像人类学、社会学，想要介入，还要在前面加上“公共”两字。现实中呢，政治学和实践参与渐行渐远。面对政治学不搞政治的质疑，有学者狡猾地回答，这好比问肿瘤外科手术医生，为什么他们不是肿瘤。
把政治学家比作诊断者，与其说是机智敏锐，不如说是落荒而逃。政治科学不像医学提供治疗方案，不拥有匹配的专业权威。我更反对把面向公众的政治实践作为疾病的比喻。社会学科没办法置身事外，看热闹似的评价社会，幻想着把它治愈。社会，从根本上拒绝成为客体和对象。我们不可避免地身处其中，也就是我们声称要去研究的对象之中。客观中立，不是说独立主体之外有超然规律，对社会来说，客观性在于经久的对话，提出新的现实，要吵架，要反驳，要有摩擦的空间，客观性才能从这样的缝隙里长出来。静默里是没有真理的。
如果不置身事外，那么下一步就要决断观察和介入的边界。青年学者到了这个节点，会被甩来一本书，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学术作为一种志业》，含泪一饮再饮的学术鸡汤。里面说，学术生涯是一场鲁莽的赌博，要在学界找到一席之地，既需要自欺欺人的狂热和必要的灵感，还要明白它和终极关怀无关。介入世界观和政治意见的斗争，最好是去“外面”，到大街和集会上，扮演领袖和先知 [3]。韦伯狠狠地给参与的冲动泼了一盆冷水。可是，韦伯早年卷入政治，加入福音派代表大会，一战前组织左翼政党，巴黎和会时是德国代表团成员，魏玛共和国时是宪法起草委员会的顾问。
我没觉得上了韦伯的当。忠于事实和科学的学者，热情解决公共问题的政客，这样的分裂情有可原。身份越多，扣上的帽子也越多。转换起来，岂能是换顶帽子般容易。要是说，这些帽子下的脑袋是一个，把人作为完整个体来把握，就要冒大的风险。一个领域的失足，另一个领域积累的名望成就也可能随之崩塌。做切割，无非是希望保全一部分自我。20 世纪 50 年代，身在大陆的法学家周鲠生托人带话给胡适，说批判胡适的运动，“对他的思想，不是对他个人”。胡适批注说，“除了思想之外，什么是我”[4]。作为学者，要是把自己行动的后果不计入思想，那思想又谈何是个人的。要是把思想和参与视作整体，任何部分不能分割，那么这些零散的部分，就要一起承担责任，还要回答，到底有没有贯穿始终的一致性。
这样的一致性，不是诞生在当时，而是之后的生产。学者的逻辑，书写的叙事，是后置回想式的。能写下来的，一定是既已过去的事件和念头。看似朝向未来的文本、研究计划或是政策预测，也要追溯文献，解释兴趣、判断的来源和依据，从过去的坟墓里发掘出给到未来的名分。总而言之，要创造出一个“连贯的叙事”，证明这不是心血来潮和空穴来风。随机不被容忍，特别要排除那些没有时间感、突然冒出、不着边际的想法。
那么困扰我的矛盾出现了。一方面，要承认行动和思想的模糊边界，把它们视作整体，一处塌了，另一处也守不住。另一方面，行动、思想的边界消失后，不存在“统一”它们的叙事，不存在对整体的“总结”。它们像是摆脱了物理规律控制的粒子。看上去的连贯一致，只是我们在事后的再加工。习惯后置式书写的人，碰上了不能理论概括也不能简化的对象，就像终极怪兽，擅长用于他者和客体的手段，到了自身都宣告无效了。
差不多是我睡不着又对学术失去耐心的时候，有了去秘鲁参与大选的机会。邀请来得意外。我之后发现，“意外”逐渐成为人生诸多遭遇的共同起点。我没怎么犹豫，接受了邀请，于是有了这本小书。
一是，我想亲眼看看，政治学讨论了那么久的拉美政治，到底是什么样子。政治学喜欢用拉美国家的例子，大部分国家独立早，19 世纪时已是主权国家，进入了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分类。20 世纪经历了跌宕起伏的政治转型：军人政府，左右意识形态轮替，总统制、议会制之争，依附理论，发展主义，中等收入陷阱，“第三波民主化浪潮”，遍地都是样本。政治学中为数不多的让我牢记的参考书，就有阿根廷政治学家吉列尔莫·奥唐奈（Guillermo O’Donnell）[5] 的小册子：《威权统治的转型：关于不确定民主的试探性结论》。那本书还有一股别样气息。它像送给当权者和反抗者的指导手册，不满足于给现实提供解释，而要以知识分子的姿态，介入当时的政治发展。70 年代，奥唐奈放弃哈佛大学教职，回到阿根廷，他的博士论文因提前发表，不能算毕业作品，多年后才从耶鲁拿到学位。书中袒露一股子热忱，没把拉美仅视作案例，没隐晦自己的立场；与此同时，清醒地拒绝把立场作为预设或沽名钓誉的手段。相比之下，当下政治学，充满把立场包裹在学术语言中的蹩脚，迫不及待地想要引起当权者注意的“现实关怀”。去往拉美，就像是回到政治学的黄金时代，看一眼激起知识爆发的土地，现在的政治情景是怎么样的。
其二，我想结果再糟，也可把拉美之行当作散心。邀我去的是本科期间的好友田麒。我们在想象力自由浮动的时候相识，毕业后没怎么见。大胆的时候，就那么几年，经过了社会一捶，大胆就容易变成圆滑或愤世嫉俗。敢想敢做是有保质期的。我们当时在大学搞社团，觉得没什么做不了，毕业后说要“曲线救国”，这一曲线，就各自歪倒在泥潭般的生活里去了。俾斯麦说，政治是可能性的艺术。政治在可能的边界中进行，才能成为现实。但也可以这么理解：政治要创造出可能，把不可想的变成现实。我们那阵子都进入了可能性的衰竭。田麒毕业后游走，东碰西撞，没决定去读书还是在“外面”晃着，在美国大选中做了志愿者，跟着认识的竞选团队转去拉美。我到了才知道，拉美政坛的选举雇用了美国团队做“选举外包”，同来的加州女孩，也是我们同学，会说西语，可待了没多久，就嫌弃地离开了，只剩田麒一人，由摄影师摇身一变成了社交媒体策略顾问，处理照相、修图、海报发布等一系列杂役。
我想他要急迫地抓紧机会，做最后一跳，跳过去看是不是有新的可能。我们早把回国进入政界排除在选项之外，相信新的政治可能在海外，诞生在边缘地带和脆弱环节里。可是现在尝了苦头，无法在各自的圈子直抒胸臆，连吐槽也需要同伴。如果说我们有什么一直以来的共同点，那就是对层级和建制的疏离。况且，田麒是一个好旅伴，不怎么挑，对乱七八糟的事情保持好奇、愿意尝试，我们在苏格兰高地的荒芜中，也总能玩出点花样。他说，你来了喝酒就行，当作你结婚前的最后一个假期，至于工作上公共关系的事，谁不能做？把你的头衔带来就行。
我想也是。
文本的纠缠
在德国过了圣诞，回英国吃火锅过了春节，一转眼就要出发了。
我把博士候选人的资格考准备得差不多了。这意味着，我对课题失去了兴趣，再看不下去文献。落地秘鲁首都利马前，我不清楚到了住哪儿，连田麒的电话也没有，只给他发去了抵达的航班时间。现在想来，真是什么都没准备。仅是查了天气，背了双肩包，连《孤独星球》的旅游册子，也是到了以后从田麒房间顺来的。但是出发的时候，我信心满满，收罗了秘鲁的文献，自认脑子里有了储备，去拉美研究的讲座也能说出一二。
面临学术职业的危机，却没有改变“文本至上”的习惯。了解新事物，首先寻找文本和思想权威，以此作为认识基础。把文本作为中介，是学术训练内化的习惯。直接的经验，是有待总结的碎片。在此之前，它们偏颇且可疑。文本，可以用来质疑经验。反过来，文本的推翻则需要文本，需要另一套语言和规范。即便收集丰富经验的研究，田野之后，也要“回到文本”，想方设法，把经验嵌入到理论框架之中。
文本提供解释，解释带来稳定和安全的感受。在此之中，什么都情有可原。人类学家 E. E. 埃文思-普理查德（Edward Evan Evans-Pritchard）[6] 写到非洲阿赞德人的巫术，举过一个经典例子：夏天，人们在粮仓下乘凉，白蚁侵蚀粮仓，致其倒塌，压死乘凉人。阿赞德人说这是巫术，他问，难道不是因为白蚁倒塌吗？阿赞德人说，没错，但白蚁侵蚀不能解释，为什么恰是那人乘凉时，粮仓垮了。我们称之为科学的系统，也只能解释倒塌的现象，要解释个体遭遇，就要用到“偶然”“运气”“命运”这一系列的词汇了。用铁律道理的解释，没法获得精神上的接受。我们需要解释，去填补信仰体系的“漏洞”。巫术正是对人生无法释怀之事做出回应，文本也像是学术体系的神谕。
对文本的依赖，即是对解释性和确定感的追求。身处危机之中又没法与学术决裂，恐怕也是因为来之不易的确定感。抛弃了解释生活的能力，从高地跌下，跌入认识的深渊黑洞，否定知识系统的根基，比换一个意义符号活下去更难。把每日小说消遣换成秘鲁研究后，我便在不停地积攒如此的稳定感。建立“秘鲁” 标签文件夹，归档文献，换上笔芯（那时候我还手写笔记），笔记纸一张张加进，由薄变厚，文件夹的橡皮筋越绷越紧，重新整理笔记，再次分类归档，增加彩色子标签，这些都是项目初始的兴奋。我尤其享受的是，这些积累无须顾及学术产出，读到自己满意就可停下，也可沿着任何一条线索追下去，进入小径分岔的花园，流连忘返。笔迹结构，只要我一人看懂即可，“私人求知”在量化产出的学术界，算是返祖的特例。
从文本进入一国的政治，首先是了解制度、明面儿上国家的运行，了解行政和立法两大机构，总统是怎么选出来的（见以下笔记）。
下一步是找到政治主体。选举制度的核心是政党，总统议员推举、政治活动开展、政策纲领实施都离不开政党，维系和颠覆体制的也是政党。我到这里就犯了难。固有观念里，通过对主要政党轮流执政历史的梳理，便能勾勒一国的政治发展脉络。到了秘鲁却不是如此，政权更迭像走马灯，政党政治波动剧烈，80 年代获得超过九成票数的主流政党，到了 90 年代仅有百分之七的选票。没有主线，只能回到简单的时间秩序，依照前后顺序，以上台和下台作为节点，罗列出“大事记”。（见以下年表）[7]
我要去的是前总统亚历杭德罗·托莱多的竞选团队。2016 年的选举中，他谋求再次当选。
虽说秘鲁政党时不时蒸发消失，政客却总是在“回归”的路上。几十年间，循环往复，一张张面孔隐去，流亡，过一阵子，再次浮现。线性的时间，往返跳跃的姓名，创造出复杂的时间感。政治更迭频繁，瞬息万变，剧烈波动和颠覆，让人目不暇接；但是变动的幕后，又是熟悉和陈旧的面孔，停滞绵长，似乎一成不变。
到这里，最多只说完了一半的故事。政党政治的另一端，还有作为主体的人民。秘鲁大众，是随波逐流地跟着政治更迭，还是不受其扰地在平行空间暗自生活？一旦脱离了政治精英的话题，英文文献变得稀疏，我把寻找的焦点放在本地的书写者身上。
人类学家胡里奥·科特勒（Julio Cotler）[8] 是当地久负盛名的知识分子，他打过一个流传广泛的比方，秘鲁社会像“无底三角形”（triángulo sinbase），大众碰到压迫，不会形成紧密的联盟，而是选择单独和权力阶层媾和，因此，精英统治经久不衰，民众松散无力。我看到利马的照片时，直观地感受到这样的无力。自 20 世纪 50 年代，农村移民涌入利马，付不起市内房租，在郊区沙漠修棚户区，百分之八十的贫困人口居住于此。这些兴起的贫民窟，被称作利马的“年轻镇区”（Pueblos jóvenes）[9]。棚户区快要触到富人住户的时候，一堵堵墙出现了，随地势蔓延起伏。利马是一座被墙分割的城市，还有能比这景象更不加修辞地表达阶层差距的吗？但是，在看似无望的城市景观中，秘鲁经济学家赫尔南多·德·索托（Hernando de Soto）[10] 发现了寄存的希望。三不管的地带中，居民把土地占为己有，建造社区，活跃地进行商业尝试。不受政府监管的非正式经济（informal economy），在棚户区野蛮生长，撑起全国近一半的就业和百分之三十的生产总值。大众不是统治阶层的附庸，相反，他们是新兴的创业阶层，开拓了另一种平行的生活秩序。
文本带来了情绪，他者的历史经验，开始左右我的情感和立场。与此同时，文本又是自洽的，面对一个现象，文本可以生出多种有效的阐释，把读者从“极端”的走向里拉出来。现实变得复杂，知识体系的漏洞出现，下判断成了困难，那唯一剩下的出路，就是继续陷入文本之中。随着文本深入，研究对象范畴扩大，造成这样的印象：眼下的对象，不过是揭示广阔社会的途径。秘鲁成为一个缩影，一个象征，代表性的案例。透过它，拉美精英政治、经济道路、意识形态风潮，目不暇接的宏大主题，有待一一解开。秘鲁被正名，赋予了特别的意义，有了继续沉迷文本的价值。
这还不是文本的终点。
沉迷文本时，忍不住的关怀是那些和个人身份有关的线索。面向世界的探险中，总有本国族群的碎影孤魂，秘鲁文本开始和个人记忆共振，人物、事件、符号，冲破空间和时间的约束，漫无目的地四处碰撞，意想不到的联系就此裸露出来（见以下笔记）。
翻到秘鲁智利的硝石战争 [11] 时，帕特里西奥·林奇（Patricio Lynch）进入我的视野。1825 年，爱尔兰地主后代林奇出生于智利。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林奇服役英国海军，后回到智利成为军队将领。1879 年，他在硝石战争中组织“林奇远征”，奔袭秘鲁大农场，被解放的农场苦力中有不少华人。他们多在中国东南沿海签约或被贩到秘鲁，1854 年秘鲁废止奴隶制后，华工取代了黑奴成为种植园的主要劳力 [12]。林奇用自己在鸦片战争中学习的中文，劝华人加入智利军队，华工代表金廷·德拉金塔纳（Quintin Quintana）带领 1500 多华人组成“火神营”，随林奇南征北战。
“林奇远征”过去七十七年后，他的远房亲戚切·格瓦拉，加入了另一场武装斗争。古巴革命前，切·格瓦拉骑摩托车环游拉美，和秘鲁医生乌戈·佩塞（Hugo Pesce）在麻风病医院共事一阵。佩塞向他介绍了秘鲁共产党创始人马里亚特吉的思想，切·格瓦拉从此走上革命之路。古巴革命成功六年后，秘鲁年轻人阿维马埃尔·古斯曼（Abimael Guzmán）[13] 在北京接受毛泽东思想的洗礼。之后，他在安第斯山中创立武装运动“光辉道路”，名称取自马里亚特吉的名言，“马列主义将打开革命的光辉道路”。古斯曼领导武装运动一度扩至利马近郊。1992 年，古斯曼被外号是“中国仔”（el chino，秘鲁习惯统称东亚面孔为华人）的总统藤森抓捕。为了保证安全，审判非公开地进行，国际媒体唯一听到的古斯曼讲话是，他在法庭上高呼：秘鲁共产党万岁！伟大的秘鲁人民！人民战争的英雄们永垂不朽！……之后，法庭上的录音就被人为切断了 [14]。
历史记忆一层层，砌砖头，码起来，和祖宅相遇，精神脐带搭成纪念之墙。砖头接连不绝，墙体朝四面伸展，交叉重叠，原本敞亮清晰的记忆，现在成了过往的迷宫，倒插在现实的地基上。陌生的他者，这样通过本文，进入观察者的头脑，从未谋面的对象，有了似曾相识的撞击。文本不再是媒介工具，不是通过它去抵达他者，而是在这里直接遭遇他者。很多时候，它成了认识的终点，以权威的口吻，揭示了业已存在的联结，甚至真正相见之后，不过是确定既有的印象。依赖文本，是因为它为有限的人生时空，提供了无限的事实样本，给广袤的生死未卜的他者，提供了亲切的隔空相遇。
落地利马时，我便是信心满满，好奇，又胸有成竹。秘鲁经过文本，已成为普遍意义的对象，有待揭示一系列政治社会的谜题。它还与我建立了民族国家历史的情感联系。我想跃入水中，让既已打开的知识感性的触角，头发一样伸展，日夜生长，散发出稠密敦实的纠缠。
经验的突袭
博士生不该对自己的头发有不切实际的信心。
到了利马，和托莱多夫妇的第一餐开始，我的文本积累就变得轻盈。我遭遇了“经验的突袭”，像是利马海浪，日夜不停地冲撞礁石，石头还在原处，但裹上了墨绿海草和灰黑牡蛎，没有一处洁净干燥。不仅是经验推翻文本，最为强烈的冲击不是两者的貌合神离，而是彻底的割裂：文本和现场，各自描述不同层面的现实。
一个人可以决定活在文本的现实里。文本化的弱肉强食、因果轮回，具有规范和行动指向，足以解释和支撑一个完整的生命周期。经验的世界，指向不同的现实空间，它反规范、反对解释、不许概括。它包含无数矛盾和混乱，炖在一块，搅在一起。当我们觉得矛盾时，便在用文本秩序，尝试去理解经验。经验本身没有冲突和对抗，这些发生在我们想要去规定和理清它的时刻。
政治的经验世界出其不意地无聊。我和田麒每天最大的感受就是无聊 ——即便日程安排满，喝水时间都少，处理着接连不断的危机和意外，身体和头脑始终处在紧张亢奋的状态，我们还是觉得百无聊赖。通常无聊是因为信息的稀薄、单调和重复。这一回，面对信息的炸裂，每刻都在学习，但是感觉原地踏步，寸步难行，困在处境里，出不来。事件多是意料之外、情理之中，它发生时，有那么一刻惊愕，然后觉得，要不然呢，还能怎么样呢，凡事又都说得通。
我搬到总统家，没人对突然出现的不会西语的中国人，有任何疑问好奇。每日看到的竞选像真人秀，无限逼近和模拟现实，但又有哪里不对劲。真人秀中，我们猜测哪里是表演和剧情设计的，哪里是无法控制的真情流露。竞选过程，我们也这样不断猜测，哪里是真的，哪里是试探表演。计划更谈不上了，没有明晰的工作职责，没有按照步骤的蓝图，众人上去，一顿涂鸦，而后，决定图案的作者和寓意。我们从媒体上得知自己选举阵营的最新消息，还不知道真假，每天会面中，要装作心知肚明和把握十足的样子。荒谬感，在回忆中浮现，处在其中时，一切都被消化。
我们在身份间切换，有空档就去游客街区，混在嬉皮士圈子。我头一回在旅行中发现美食趣味，造出口舌之欢的避难所，喝得酩酊大醉，第二天大早，下楼和团队吃早饭，继续竞选的工作。写口号，做海报，拉票活动，和政客见面谈败选后的计划，和媒体见面谈民意调查的数据，周而复始。钱不够时，去找总统，他一边同别人说话，一边掏出沓美元丢来，从来没要过凭证。我们处在“得势的边缘”：不是当地人，又莫名其妙地在权力核心（即使败选，这也毫无疑问是秘鲁的权力阶层），旁听会议没人阻拦，没有权限和准入的质问，但所有人又明白，我们不过是短暂过客，构不成权力威胁。因此我们有了游走的自由。
这样游走的介入来之不易，我们确信自己对当地政治的发展，丝毫没有作用，但多少卷入了他国内政，能做到什么程度，发表怎样的评价，没有依循的惯例。这回到了开始的问题：要如何选择参与。它由书斋困扰，转到现场决断。每时每刻，重新定义参与。这样的参与是抛入式的，一旦进入，就没剩多少选择，不能转过头去，或者停下，批判思维一会儿。
奇怪的是，明明是无关紧要、没法影响结局的决定，却给人十足紧张、不可怠慢的压迫。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参与的结果，对每个人的意义大相径庭。感到的沉重可能是落在他人头上的结局。除了暗杀，竞选已竭尽手段了。之前说参与、输掉竞争，顶多是身败名裂或社会性死亡。第三世界的参与截然不同，要冒着流亡和丧命的风险，有关生和死的问题。2016 年，巴西建筑公司奥德布雷希特（Odebrecht S. A.）行贿案曝光，横扫拉美大陆，巴西、阿根廷、秘鲁、厄瓜多尔、哥伦比亚多国政要涉嫌接受巨额贿赂。秘鲁前任、现任总统无一幸免，托莱多受到指控后流亡海外，我们之后的见面，都发生在他国领土。我无法真正介入生死之局，那是属于当地人的。我是可以随时离开的一群人，离开的可能，也意味着参与的局限，异乡人可在某个时候斩断关联。但是对于当地人来说，即便明面上退出参与，也无法在精神上做出彻底的决裂，托莱多夫妇直到今日给我的问候中，仍然少不了秘鲁的近况。那留给我们这些局外人的参与可能是什么呢？
大选结束后，我和田麒在秘鲁旅游一阵，回到英国，现场算是告一段落。等到我决定把秘鲁经历整理出来，又快过了一年的时间。到了后现场，要去怎么书写曾经抵抗书写的现实？一旦书写开始，重构的叙事迫不及待地要发生，想要去寻找诸事的联系，近乎本能地，去提供条理清晰的解释，一份“系统性”的记录。我在多种文体的形式之间迟疑。直截了当的处理是熟悉的学术框架，把这变成一本关于拉美选举的通识读本。那样的话，我以文献综述开头，展开迷人的文本细节，借此给予秘鲁这个案例足够的位置和重要性，以示在此花费的时间和精力，可进入更广阔的议题。或者，它可以变成一本旅行文学，格雷厄姆·格林式的消遣小说，展现一个国人在海外政治的冒险。
但这些对于我来说都不太诚实，失去了与现场的亲近，恢复了文本的距离。我想要保持经验世界的不确定性，潦草跳跃，没有头绪，而不是提供一个连贯完整的叙事。忠实记录，可能黏着个人焦虑和危机，展示脆弱和无知。我因学术产生的困扰，也可算更为普遍的“断裂危机”：我们无序任性的生活本质，以及与之对抗的、持续要去梳理和弄清的冲动。
所以，很难讲以下的大选记录，是要表达什么明确的东西，它更像日记、随笔、情绪，尽量还原现场，穿插三年间不断和秘鲁政治重遇的片段，以第一视角的描述代替解释。我没有修改前后的文字，以统一叙述风格，个人的断裂和转变，在时间的穿插之间也更为明确。被总结的人生可能是对政治家的赞誉，却是对现场忠诚者的羞辱。
至于秘鲁之行到底有什么触动和改变，我心里也想说，通过这场“游走”，人生顿悟，自此之后困惑消退，目标路径清晰可见。但那都是剧场化的谎话。我从秘鲁回来，还是失眠，还是苦恼学术的意义，秘鲁选举的政治资本也没转化成为职业转机。一切照旧、波澜不惊。只有从现在回看，才能发现接下来的一些决定中，多少有秘鲁的影响。这是在现场不能给的，想要去追溯影响，不得不耐心地等候时间过去。但这可能是我的想法里最迷惑的一点了。是的，我警惕以回溯的方式构建连贯叙事，但想要去明白现场的余震，不得不在事后顺藤摸瓜。现场的影响是多方向的，那种“此次之后，就如何如何”的句式不成立。某一个细小的冲击，会在不经意时，突然冒出来再次袭击，每次的伏击点有所不同，带来的改变，也并非能合并在一面旗帜下。
我至今准备着秘鲁经验随时的再次冲出。
注释：1. 无知之幕是政治哲学家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提出的思想实验，说的是决定社会制度前，应该确保人们是在无知的幕布后面，对自己的社会处境、身份地位和资源一概不知，如此才能保证设计的制度对每个人是公平的。 2. 罗杰·斯克鲁顿（1944—2020），英国保守主义哲学家，1982—2001 年间担任保守派杂志《索尔兹伯里评论》（The Salisbury Review）编辑。
3. 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4. 沈卫威：《自由守望：胡适派文人引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第404页。
5. 吉列尔莫·奥唐奈（1936—2011），阿根廷政治学家，以研究威权政府和民主化闻名，曾在阿根廷、巴西和美国任教，担任国际政治学学会主席，代表作有《现代化和官僚威权主义：南美政治研究》等。
6. E. E. 埃文思-普理查德（1902—1973），英国人类学家，1946—1970 年在牛津大学任社会人类学教授，著有《阿赞德人的巫术、神谕和魔法》（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努尔人：对一个尼罗特人群生活方式和政治制度的描述》（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这个例子出自《阿赞德人的巫术、神谕和魔法》。
7. 年表参考资料包括：Levitsky,Steven. "Latin America's Imperiled Progress: Fujimori and Post-PartyPolitics in Peru." Journal of Democracy 10, no. 3 (1999): 78-92.Kenney, Charles D. "The death andrebirth of a party system, Peru 1978- 2001."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36, no. 10 (2003): 1210-1239.Reid, Michael. Forgotten continent. YaleUniversity Press, 2008.Crabtree, John. "Democracy withoutparties? Some lessons from Peru." Journal of Latin American Studies 42,no. 2 (2010): 357-382.Crabtree, John, ed. Fractured politics:Peruvian democracy past and present. School of Advanced Study, 2011.Degregori, Carlos Iván, Steve J. Stern,Nancy Appelbaum, Joanna Drzewieniecki, Héctor Flores, and Eric Hershberg. How difficultit is to be god: Shining Path's politics of war in Peru, 1980-1999. Universityof Wisconsin Press, 2012
8. 胡里奥·科特勒（1932—2019），秘鲁人类学家和政治学家，秘鲁研究学会主席，代表作为Clases, estado y nación en el Perú（Instituto deEstudios peruanos, 2005），“无底三角形”的比喻出自Cotler, Julio. "Actuales pautas de cambio en la sociedad ruraldel Perú." Dominación y cambios en el Perú rural（1969）: 60-79。
9. 见 Lloyd, Peter.The“young towns”of Lima: Aspects of urbanization in Peru. Cambridge UniversityPress, 1980. Chambers, Bill.“The barriadas of Lima: slums of hope or despair?Problems or solutions?.”Geography 90, no. 3（2005）: 200-224.Peters, Paul A., and Emily H. Skop.“Socio-spatial segregation in metropolitanLima, Peru.”Journal of Latin American Geography（2007）: 149-171。
10. 赫尔南多·德·索托（1941—），秘鲁经学家家，自由与民主学会主席，著有 《另一条道路：一位经济学家对法学家、立法者和政府的明智忠告》（华夏出版社，2007）和《资本的秘密》（华夏出版社，2007），藤森执政时期担任经济顾问。
11. 硝石战争，又称南美太平洋战争，是 1879—1883 年间发生在秘鲁、玻利维亚和智利间的战争。冲突起源于三国对于鸟粪和硝石资源的争夺，最终智利战胜秘鲁和玻利维亚的滨海省（Litoral）。玻利维亚自此成为内陆国。
12. 1848 年到 1874 年间约有九万华工在秘鲁，工作环境恶劣，常有被掳掠和受虐待 的情况。1874 年，为了改善华工处境，李鸿章主持签订《中秘查办华工专条》和 《中秘友好通商条约》。详见StewartWatt. Chinese Bondage in Peru: A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oolie in Peru,1849-1874.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51. Hu-Dehart, Evelyn. “The Chineseof Peru, Cuba, and Mexico.” The Cambridge survey of world migration（1995）: 220-222. McKeown, Adam. Chinese migrant networks and cultural change: Peru, Chicago, andHawaii 1900-1936.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1. Young, Elliott. AlienNation: Chinese Migration in the Americas from the Coolie Era through World WarII. UNC Press Books, 2014。
13. 阿维马埃尔·古斯曼（1934—），秘鲁“光辉道路”的领导人。“光辉道路”在 1980年的大选中毁坏选票箱，同年召开的中央委员二次会议上宣告要武装斗争，达成秘鲁社会革命。
14. Peru suspends retrial of Shining Pathleader Guzman，Financial Times，5 November 20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