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探险生涯》的译本问题及其他

《我的探险生涯》的译本问题及其他

一、译本问题

My Life As An Explorer是瑞典探险家Sven Hedin所做的一部自传，初版于1925年的New York。初版为英文本，正如Hedin在德文本的自序（见下述李述礼译本）里所说，“这本书最初是为着美国读者著的”。初版我没有读过，我读过的是三个中译本，下面就分别说一说这三个中译本的优劣。

第一个中译本是孙仲宽译的。这个译本初版于1933年，题作《我的探险生涯》，由“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理事会”作为“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丛刊”之一印行。我读的是1997年经新疆人民出版社整理出版的版本。该书的整理者杨镰在“代序”中说：“1932年，李述礼翻译的中文本由开明书店出版了，题为〈探险生涯——亚洲腹地旅行记〉。”“孙译是经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团员、著名科学家丁道衡校订，而且出版在李译本之后。从文字本身看，孙译或更通顺一些。”他在这两段话中，犯了两个错误：1）李译本初版于1934年，事在孙译本之后；2）从文字本身看，孙译并不更加通顺。实际上，我最初读的就是孙译本，这也是我读Hedin的第一本书。我读过之后，感觉翻译得很糟糕。虽然作者的经历是不凡的，但还是很难让人有读下去的胃口。不过这个中译本的译名颇为精当，这是它的优长所在。而据杨镰推断，译者的底本应是一种英文本。如果真是这样，则英、中二语之间不经其他语种的过渡，自然是很好的。

第二个中译本是李述礼译的。这个译本初版于民国二十三年，题作《探险生涯——亚洲腹地旅行记》，由开明书店所出。我读的是民国三十八年的五版。1980年上海书店曾根据这个译本影印过，影印的底本应该就是我读的这一版。我对这个中译本的译名不大满意，因为“亚洲腹地旅行记”这七个字完全是平添的。虽然这样的平添，不难找出相当的理由。根据这书的译后记，可知译者此前曾译过Hedin的《长征记》和《霭佛勒斯峰》。译者所译的《长征记》曾因译文不流畅受到过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的中方团长徐炳昶的批评，故而在这次翻译My Life As An Explorer的过程中颇有发奋之意。我读过后觉得他还是达到了自己预定的目标。译者自言他是从德文本译出的，则他所用的底本，已非“第一手材料”。不过开明书店的这本书印制颇为精良，阅读以外，留着收藏也是很好的。

第三个中译本是周山译的。这个译本是由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7年出的。这个译本在豆瓣上的评价比较一般，但在我看来，其实也是颇可读的一个本子。译者的文笔是流畅的，而且毕竟翻译得晚，距离时下人们的语言习惯也更贴近些。这个译本的真正硬伤有两个：一是译者对于中亚地理并不十分熟悉，如译乌兹别克斯坦的“布哈拉”为“博卡拉”一类，确实是不该犯的错误。博卡拉为尼泊尔城市，在当下地理界，布哈拉与博卡拉二名几为定译，二者是不应混淆的。虽然从音译的角度上说，布哈拉和博卡拉或许也没多大区别（捎带着说一句，痛仰乐队有“博卡拉”一歌，没什么歌词，不过还是很值得一听）。二是这个本子相较孙译、李译要少一章。具体来说，这个本子并没有把第六十四章译完，而是把第六十五章浓缩为一段话缀在了没译完的第六十四章后面。这种做法，如无相当理由，自然是很奇怪的。这个译本的书名同李译一样，都是我所不能赞成的。同时这本书前后没有任何说明，读者因此不能知道译本所出，这也算是个缺陷。

二、其他

由这本书的译本问题其实不难联想到两个一般性的翻译理论问题。这两个问题或许是老生常谈，但在这里还是不妨一说。

一是当一本书从一种语言翻译为另一种语言时，译者或者出版者是否应当避免自作主张、改变题目？我以为是应当避免的。我以为，当一本书被呈现在读者面前时，论贡献，究竟以书的作者为最大。所以，不论是翻译还是出版，都应该尽最大努力地去尊重、保全作者的原意。即如这本My Life As An Explorer，直译过来应当是“发现家的我之一生”（见李译本译后记）。不过或许是因为太拗口了，孙译本就直译作“我的探险生涯”，这种译法是非常好的。可是“亚洲腹地旅行记”这七个字从何而来呢？译者和出版者为销路计，在出版时往往改变原名，这种做法不论中外都是很常见的。但“从来如此，并不就对”，作者本身甚或也不以为意，不过在我们认死理的人看了，总还是要替他辩个是非黑白的。

二是当一本书从一种语言翻译为另一种语言时，最好不要经过别的语言的过渡。其中的道理我想是不消多说的。从前的条件不许，倒也罢了，现在学外语的人这样多，从事翻译工作的人就应当有一种理论上的自觉，即“如果我不能掌握作者写作时采用的语言文字，那不妨把这翻译工作交给能够掌握它的人去做好了。抛开原本，根据译本进行翻译，它的弊端是很多的。”这种议论，务实的人不免要斥之为“天真”，但我想对于这种“无益之谈”，苏格拉底应该是很欢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