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记】

张仲民：《导论：从书籍史到阅读史》，《出版与文化政治：晚清的“卫生”书籍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

只例举较为重要的文献。

一 关于书籍史研究

3-4 20世纪50年代法国年鉴学派兴盛以后，西方书籍史的研究则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可以1958年费夫贺（Lucien Febvre）与马尔坦（Henri-Jean Martin）合著的法文版《印刷书的诞生》一书为标志。（直到20世纪80年代该书才被研究者日益重视）该书自出版以来，已经被公认为书籍史研究领域的经典之作，同时也是年鉴学派的研究典范在书籍史领域的预演。Eg.Roger Chartier和Daniel Roche：《书籍史》，J. Le Goff和P. Nora编：《史学研究的新问题、新方法、新对象》，郝名玮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陈俊启：《另一种叙事，另一种现实的呈现：新文化史中“书的历史”》，《中外文学》第34卷第4期，2005年9月，第143-170页；秦曼仪：《书籍史方法论的反省与实践》，《台大历史学报》第41期，2008年6月，第257-313页。

5 ……这种典范正体现了当时年鉴学派的巨大影响。然而通过研究书籍在不同地区的传播数量，来展现欧洲国界的变动以及不同地区民族意识发生情况的实证主义做法，自然是富有争议，因为购书的读者不一定读，读书的人不一定买，一本书不一定只被一个人读，一个人也不一定只读过一本书，这些情况是很难被统计出来的。

5-6 夏特里埃后来还对这种典范继续反思道：“特别是，当一位读者面对一个文本时，他如何构造其中的含义，他如何把该文本变为自己的东西？”……故此，这种书籍史研究典范虽然考虑了书籍扮演的角色，但并没有涉及对书籍作者、读书角色的考察。或者说：读者并没有进入书籍史关注的领域，即便作者也只是被学科史家和文学批评家、目录学家所注意。Eg.Roger Chartier：《过去的表象：Roger Chartier访谈录》，沈坚译，收入李宏图主编：《表象的叙述——新社会文化史》，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版；Roger Chartier, “Labourers and Voyagers: From the Text to the Reader”, David Finkelstein, Alistair McCleery (eds), The Book History Reader, pp.49-50.

6 一批美国史家如达恩顿、娜塔莉·泽蒙·戴维斯（Natalie Zemon Davis）、艾森斯坦（L. Eisenstein），包括法国思想家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等人，在1970年代掀起了一种文化史取径的研究书籍史方法。不过，这样的转变并不久意味着对年鉴典范的全盘放弃，年鉴的书籍史研究典范还是有其所见之处的，比如其率先把书籍史与心态史结合起来考察，又比如它发掘出了许多以前不为人注意的新材料，还证明了书籍史研究的重要性，进而把书籍史研究推向一个高潮，……eg.Robert Darnton, “What is the History of books ?” Cathy N. Davidson (eds), Reading in American: Literature and Social History.

7-8 但大体上，他们受到西方学术界“语言学转向”（Linguistic turn）的影响，都继承了西方学术界20世纪50年代以来文学研究者对读者的研究成果，接受了人类学、文学与文化批评理论、“读者—反应”理论（reader-response）等新学术思潮的影响。认为书籍不再仅是印刷文字、书写文化的载体，它更是一种文本，一种象征，需要在广阔的社会文化背景下被缜密地解读。在从作者到出版者、印刷者、运输者、发售者和读者的链条中，读者完成了这个循环，因他（她）影响作者书写活动的前前后后；文本作者自身也是读者，通过阅读及与别的作者、读者的联系，他们形成了该采用何种文类与问题的想法，以及关于文字工作的一般认知——这种认知会影响到文本。

9 戴维森（Cathy N. Davidson）也曾对既有的书籍史研究进行了总结，她认为大家主要关注一下问题：“书籍是怎样被制造的，被谁制造的，为了谁？作者与出版者之间有何关系？民族及宗教的意识形态（尤其是关乎资助和传教方面）是如何影响书籍出版的，这些理念又是如何被散布的？法律（诸如版权法）与作者及出版者的经济利益之间存在哪些具体关系？书籍的价格是怎样的？书籍只是部分人的禁脔，或是被化为印刷文字的思想（即使不是原书自身实际包含的）被传播给所有的民众，且不考虑读者所属的阶层、地区、政治或宗教立场，以及种族背景、社会性别？书籍怎样到达读者手里，这些读者拥有足够读写能力可以参与印刷文化交流的外部条件谓何？诸如政治领袖、教育家、牧师、批评家这样的文化宰制者，在何种程度上控制了民众获得书籍的途径——不直接地（如通过表扬与责罚）或直接地（如通过强制赞助）?什么书会被经典化（提高到印刷品中的高端地位），以什么样的方式、为什么、为了何种目的会被经典化？”Eg.Cathy N. Davidson, “Toward a History of Books and Readers”, Cathy N. Davidson (eds), Reading in American: Literature and Social History.

10 从近40年来西方书籍史的一些具体研究成果来看，发掘新材料，从书籍的被接受和被阅读角度，研究书籍在中下社会的传播与阅读，注意对书籍物质形式的研究与对读者的反应研究相结合，重视考察阅读与文化、政治及社会的关系，研究读者群的构成和变化，关注文艺复兴以来欧洲的阅读习惯和阅读方式及阅读大众集体心态的变化，等等问题，尤为书籍史研究的重点。Eg.张仲民：《新文化史与中国研究》，《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第100-108页。

12 在法国，阅读史研究通常被称为书籍史研究；在美国，书籍史研究却又经常被称为阅读史研究。Eg.关于达恩顿，可阅伯克编《新史学：自白与对话》，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95-226页。

13 相较起来，夏特里埃的书籍史/阅读史研究成果更具有思想史色彩，援引的思想资源以哲学家和文学批评家为多，其著作的理论及方法论的色彩非常浓，常常在与别人研究成果的对话中展开讨论，材料的使用则以常见史料和二手材料为主，加之以别出新裁的解读。达恩顿的书籍史/阅读史研究成果人类学色彩则更浓，这可能与他受美国人类学家格尔茨（Clifford Greetz）等人的影响非常大有关。Eg.《猫大屠杀：法国文化史钩沉》。……同时达恩顿在具体研究中还非常重视发掘新材料，他的许多经典书籍史/阅读史研究，都是在利用了别人不甚注意的瑞士书商档案材料基础上做出来的。

二 阅读史

15-16 对阅读史研究者极具有启发意义的观点还是属于法国学者德·塞托（Michel de Certeau），他对读者在阅读中扮演的角色地位之讨论，给阅读史研究者提供了极大灵感。……“文本只有通过读者才有意义，且会随读者而变化；文本的组织要适应它力不能及的读者之意见。文本之为文本，只赖于它与外来读者之关系。”eg.Michel de Certeau, 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 p.167.

16 在现实中，作者的写作还有意无意地要考虑读者的接受程度，他（或她）会受到读者回应的影响与制约，从而再次阅读或修订原来的文本。他（或她）也会设身处地地把自己作为真实的“读者”，通过“移情”作用，来“神会”作品的感染力。没有作者能写出一个缺乏读者参与的文本，读者与作者一样，实际上也是作品的创造者。

17 归根结底，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就是一个努力在寻求意义的参与过程。读者对阅读品采取的阅读方式及诠释策略，反映着也受制于读者的“心路历程”和既存的文化资本（cultural capital）：“对一个文本的阅读，总是伴随着以往曾经阅读过的文本。资料已经储存在读者的文化库存中，等着被运用。”eg.约翰·史都瑞（John Storey）：《文化消费与日常生活》，张君玫译，台北巨流图书公司2001年版，第91页。

17 但在本质上：“读者接受的既非某个特定作者的立场，也非任何别的作者的立场。他会发明出一些不同于原作者已赋予文本的东西，他会从源头来拆散文本，他会把这些碎片联结起来，藉此组织一个可以容纳无限多元意义的空间，以产生未知的东西。”eg.Michel de Certeau, 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 p.169.

18 当然，这样的说法并非就意味着读者的主体性及自由度是毫无限制的，借用法国思想家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cultural capital）和“经济资本”（economic capital），读者的阅读嗜好受制于其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是同读者的财富与社会地位、教育背景、文化继承等多种因素紧密相关，他或她不可能脱离于其所在阶层的“共同习性之表达”（the express of a common habitus）。

18 文本或媒介同样能引导或误导读者，文本或媒介的内容、叙述策略、样貌、价格、发售方式、获得渠道、广告策略等因素都会影响到读者的阅读与接受。同样，“一个文本的寿命越长，则存在于该文本后来的读者以及其预设的读者群、最初的读者群与可能的读者群之间的差别就越大；一个文本的影响在地理与文化上的‘传播’越广阔，则存在于可能的读者群之间的差别就越大。上述两个差别越大，从同一个文本读出不同之可能意义就越多，尽管有些意义之间也许会相互抵触。”eg.Martyn P. Thompson, “Reception Theory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ical Meaning”, History and Theory, Vol.32, No.3 (Oct., 1993), p.269.

18-19 我们不能将阅读的形式仅局限于阅读书籍和报刊等纸类媒介，阅读活动的参与者决非只限于印刷符号的读者，文盲同样也能阅读，看电影、看电视、上网都是阅读的形式；同样，阅读不应只限于眼睛，戏曲、大书、图画就是文盲的书籍，听大书、听戏等活动一样也是阅读的形式。Eg. Guglielmo Cavallo, Roger Chartier (eds), A history of Reading in the west, p.4.

19 简单点说，阅读史就是研究过去人阅读实践的历史，研究如何阅读文本、研究人与阅读之间关系的历史。不过按照人们习惯的说法，阅读总是要和书等纸质媒介联系起来，阅读史就常常被称作研究过去人如何读书的历史，但在本质与效果上，阅读的历史不是读书的历史，更不是被阅读物的历史。

19-20 事实上，作为文化史中的一个新领域，阅读史研究是从现代西方学术脉络里衍生出来的，主要是藉对过去书写的历史与书籍史（文本发生史）的关注，来强调书写及书籍（文本）之于人的意义。相比于传统的书籍史、出版史等名目的研究，阅读史更注重阅读和生活、社会、性别、权力的关系，包括读者在阅读中扮演的角色，读者的阅读方式、阅读心态、阅读习惯等方面的变化，读者对书籍（文本）的使用，以及印刷和出版的文化意义，诸阶层间文化互动关系等方面。……他（达恩顿）认为阅读史研究不仅要关注是“谁在读”、“读什么”、“在哪里读”、“什么时间读”等问题，还要回答更困难的问题：“为什么读”、“如何读”等问题。Eg. Robert Darnton, “History of Reading”, Peter Burke (ed.), New Perspectives On Historial Writing, pp.157-186.

21-23 西方学界的心态史研究。

24 阅读史的研究，则是我们解读历史上人们的心态及其变化的便捷手段，金兹堡（Carlo Ginzburg）的《奶酪和虫子》（Cheese and Worms: The Cosmos of a Sixteenth—Century Miller），达恩顿的论文集《猫大屠杀》，特别是其中的三篇文章《农夫说故事：鹅妈妈的意义》《工人暴动：圣赛佛伦街的猫大屠杀》《读者对卢梭的反应：捏造浪漫情》，可以说是都结合心态史的阅读史研究典范。

25 这种趋势反映在西方阅读史的研究上，就是西方阅读史研究非常关注对中下层知识分子、对一般老百姓的阅读史研究，而不再将目光聚焦在社会上的精英分子。然而新问题一出现，新挑战也随之而来，就是对于中下层人士的阅读史进行研究，势必会遭遇材料方面的瓶颈（当然，这个问题对整个东西方的阅读史研究乃至对下层人士的历史进行研究时都同样存在）。

三 晚清书籍史/阅读史研究概况

30 周启荣（Kai-wing Chow）《近代早期中国的出版、文化与权力》（Publishing, Culture and Power in Early Modern China）；周启荣和包筠雅编《晚期中华帝国的印刷与书籍文化》（Printing and Book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晚期中华帝国》（Late Imperial China）于1996年推出“晚期中华帝国的出版与印刷文化”（Publishing and the Print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专号。

31 梅嘉乐（Barbara Mittler）《一份为中国的报纸？上海新闻媒介的权力、认同和变化，1872-1912》（A Newspaper for China? Power, Identity, and Change in Shanghai News Media, 1872-1912）；芮哲非（Christopher A. Reed）《古腾堡在上海：中国的印刷资本主义，1876-1937》（Gutenberg in Shanghai: Chinese print capitalism, 1876-1937）。

32 包筠雅（Cynthia Joanne Brokaw）《文化中的商业》（Commerce in Culture: the Sibao Book Trade in the Qing and Republican Periods）；贾晋珠《为赚钱的印刷业：11-17世纪福建建阳的商业印刷者》（Printing for Profit: The Commercial Publishers of Jianyang, Fujian 11th-17th Centuries）。

33 周绍明（Joseph P. McDermott）《中国书籍的社会史：晚期中华帝国的书籍与文学文化》（A Social History of the Chinese Book: Books and Literati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33 季家珍（Joan Judge）《改造国家——晚清的教科书与国民读本》，孙慧敏译，《新史学》第12卷第2期，2001年6月，第1-40页；芮哲非《印刷与出版史能为中国学增添什么》，收入王荣华主编：《多元视野下的中国》，学林出版社2006年版，第61-72页；包筠雅：《17到19世纪中国南部乡村的书籍市场及文本的流传》，收入《史华慈与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华东师范大学，2006年12月，第199-221页。

35 潘光哲《追索晚清阅读史的一些想法》，《新史学》第16卷第3期，2005年9月。

36 《思与言》“近代中国的阅读、出版与文化”专辑（孙慧敏、李仁渊、周叙琪、余芳珍），2005年9月。

37 潘氏的《追索晚清阅读史的一些想法》一文及《思与言》这个阅读史专辑的诞生，标志着阅读史研究在中文史学界的正式兴起。

42-43 西方对下层民众的阅读史研究很多，对于当今中国阅读史的研究者来说，要想开拓这方面的研究就很困难，因为中文世界学者面临的材料缺乏问题远超其西方的同侪。尽管中国有许多关于精英阅读情况的资料保留下来，但中国缺乏像近代西方那样保存下来的许多下层人士的资料。且由于中国地广人多，各地情况都不一样，这也增加了研究下层百姓阅读史的难度，……这就不难理解既有的中国近代阅读史研究为何依然立足于精英层面，对于更广大的中下层受众，则注意不够，或几乎没有道及。

四 关于晚清书籍史研究的若干探索

44 eg.《中国近现代出版史料》（八册）《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中国书史参考文选》《中国书史教学参考文选》《中国科学翻译史料》《中国印刷史料选辑》《中国出版史料》《天津出版史料》《湖南出版史料》；晚清书籍史/阅读史“必读书”：孙宝瑄《忘山庐日记》、《汪康年师友书札》、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

45 报章杂志仍是重点；晚清大量新小说亦应被史家好好利用。

45-46 文学作品也与历史著作一样，往往都是作者根据时代风气和读者的需要来进行创作的产物，要受制于和反映既有的社会结构及文化脉络，它们不一定是代表过去历史的“真实”，可某种程度上却代表着当时的“历史意见”（the history of opinions），这就可以为后世提供许多表征时代信息与人们心态世界的佐证。

47 对于晚清史的研究者而言，当时出版的大量新小说（尤其是那些谴责小说）亦是很可宝贵的历史研究材料，它们提供了当时留下的报刊、档案、日记、书信等传统材料里不具备的信息，……在一定程度上还能揭示在当时历史脉络里由普通读者所形成的阅读文化，非常值得晚清阅读史研究者注意。

48 广告收入也是报章杂志正常运转的重要经济来源，晚清人士已经非常注意广告的价值，并对广告的功能进行了探讨。

50 对书籍广告进行分析，可以揭示文化市场与读者的购阅趣味，乃至社会上文化与出版风气的变化，以及由此呈现出来的消费心态。

51-52 我们对晚清诸多书局、报馆、杂志社的了解还是非常不够，目前只限于对商务印书馆、《申报》《时报》《东方杂志》等有比较多的认识，对于其他晚清诸多文化机构，我们知道的都少得可怜，……潘光哲教授就建议学者们一个一个报纸、杂志、书局来作研究（……），积少成多，我们就慢慢会对晚清的出版市场、文化市场有比较清楚的了解。

52 目前在既有的关于晚清书局的研究成果中，对其他晚清著名出版机构如广智书局、金粟斋、开明书店、文明书局、作新社、会文社等，尚缺乏深入的研究；……

54-55 对这些在近代中国极具有象征威力的符号的关注，其实某种程度上就是关注近代中国人对这些符号如何阅读与挪用（appropriation），跟阅读史的研究路数实是殊途同归，这也正反映了西方表象（representation）史研究的影响。

55-56 表象史、阅读史、心态史的结合。

56 拓展晚清书籍史/阅读史研究，还可以从制度与时局的变化层面来考虑。（科举停废、禁书）

63 我们还可以关注那些地方性人物的日记、书信、文集等，因为在我们以往的研究中，经常忽略了“中层”的思想文化史，对地方上的复杂面向注意不够。

64 推而言之，一个国家的历史是由各个地方的历史构成，地方性的材料及历史研究同样有利于认识和理解更为宏观的国家层面上的历史。比如我们可以考察地方报刊的样态，地方性报刊如何表达当地与国家的关系？地方如何与外部进行沟通、互动和整合？所谓的“地方性知识”（local knowledge）为何？结合晚清书籍史/阅读史研究来说，当地的读书人如何得到书刊？他们读什么书？他们如何阅读？他们如何将自己获得的新文化资本传达给当地的民众？他们如何定位自己的角色？等等问题，我们都可以从地方性的材料中获得一些解答。

65 eg.《退想斋日记》《朱峙三日记》、“温州文献丛书”“无锡地方文献丛书”“山西文献丛书”。

65 空间与阅读的关系。

68 交通和邮政的便利与否会影响到书报的传递速度与价格，而书刊价格也会对士人的阅读产生影响。

71 盗版书籍。

76 拓展晚清书籍史、阅读史研究，还可以从书籍本身的具体内容来入手。

78 我们还可以关注晚清出版的那些心理学、记忆学、生理卫生、西方哲学、西医学、警察学、监狱学、实业、社会主义等方面的书籍。据笔者所知，这些类别的书籍目前都缺乏系统的梳理工作，即便是相关学科史、学术史的研究者都还没有充分注意和利用晚清出版的这些书籍。

78 另外，我们还可以关注那些外语书籍（包括字典）在中国文化市场上的情况。

80-81 人永远是历史活动的主角，是文化消费和文化创造的主体，自然更是书籍史和阅读史研究关注的主要对象。因是，我们亦应关注个人的阅读史，尤其是当时社会的阅读风气、阅读心态、阅读方式、书刊的获得途径、读后的反应等内容。比如我们可以依靠留存下来的报刊订阅记录、书刊的赠送记录、书刊的借阅记录、当时的购书记录、藏书目录、捐书目录、再充分使用时人日记、回忆录或书信或年谱中记载的自述、交游情况、摘抄记录与读书体会，当时所编书目和书目提要，来关注某些人物的阅读史。像李仁渊对包天笑的阅读史的研究，同样，我们也可以考察诸如朱峙三这样的中下层知识分子的阅读史，关注诸如宋教仁这样的“巨型知识分子”的阅读史，像黄遵宪对梁启超著述的阅读，并可以与同一时段不同身份的吴汝纶、严复、孙宝瑄、蒋梦麟、包天笑、周作人、邹韬奋、顾颉刚、舒新城、陈衡哲等人对梁启超的阅读情况，乃至对比日本留学生、革命党人对梁启超的批评，结合起来进行综合研究，就可以更细致地勾画梁启超的言论在当时产生的多面影响。当然亦可从中发现，身为作者的梁启超亦不断受到黄遵宪、严复这样的读者的影响。

83-85 我们还可以利用书店的进书和售书记录，乃至报刊上刊载的书籍广告、读后感、书店的出版信息，包括书评、读者来信、书边的批注等方方面面的资料，结合当时中国大众的识字率水平，研究晚清来自上海、日本包括欧美的书刊如何输送到内地、内地的书刊如何输送到日本等海外各地，各地报刊的发行渠道、传播方式，书籍广告与读者及作者、作者与读者、作者与评论者的关系，不同书目对同一本书是如何表述的，书目中的这些表述与书籍广告的关系，以及书刊有可能被哪些读者阅读、被他们如何阅读；等等问题，似都可作为研究的切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