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病的棱镜

疾病是发生人身体上的一种非常规的现象，往往伴随着身体机能在不同程度上与常规状态偏离。但作为一种与人类社会伴生的现象，疾病往往因其历史性、社会性而被赋予了人的描述和意义。美国作家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一书里，通过对肺结核、癌症、艾滋病三种疾病所遭遇的不同社会评价进行溯源和对比，揭示出身体的疾病被转换成涉及道德的隐喻背后的发生机制，从而号召还原疾病本身的含义，如其所是而非隐喻性地对待疾病以及患者。

一.何为隐喻

在讨论疾病的隐喻之前，有必要说明“隐喻”这一概念。虽然桑塔格在书中并未界定隐喻的意涵以及她是在什么意义上使用隐喻一词的，但考虑到桑塔格本人作为美国著名的文艺理论家、文学评论家，显然不能忽视被认为是一种文学修辞手法的“隐喻”。实际上，对这一词汇的理解，有助于我们了解疾病被赋予的象征意义究竟是沿着何种路径形成，以及为何这种人赋之物具有如此大的影响和现实力量。

隐喻（metaphor）的古希腊词源是metapherein，意思是“带到（字面的）后面”。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说：“隐喻，是以他物之名名此物，或以属代种，或以种代属，或以种代种，或类推，即比较。”

20世纪以来，随着认知的语言学转向，隐喻作为一种语言的构成形式，在一些语言哲学家那里被视作语词之间相互关联的互动，比如将桌子的支撑部分叫做“桌腿”，实际上体现出隐喻者对“桌子结构”和“腿或人体结构”二者相互关系的认知。

美国认知语言学家莱考夫更进一步，提出“隐喻即思维”的观点，指出隐喻所关联的两个事物之间不一定有着天然相似的联系，这种联系很可能是人为创造的。比如说某人是老虎，可以指其霸气强壮，也可以指其残暴凶狠，但虎与霸气或凶狠没有必然联系，那个人与虎之间的相似也是某人认为并创建出来的。进而言之，人们借以判断相似和联系的思维观念本身会受到语言的影响，隐喻作为一种重要的修辞手法，自然也具有重要影响。人从最初对世界的一无所知，到通过语言（包括文字符号及其意义）了解和把握世界，从一开始就离不开隐喻，人是在不同事物的比较、互动和思维中得以认知世界的。

隐喻主要有三个来源，分别是情感要求、修辞策略和认知需要。情感要求是指在与已知事物比较的熟悉感中能够更加强烈地表达情感，比如直接说一个人威猛，感觉很平淡，非要说像老虎一样威猛才痛快。修辞策略是指隐喻区别于常规的表述方式，会带来文学上的美感。认知需要是指对这一事物不了解，需要通过已了解的事物来帮助掌握这一事物。

在实际隐喻的使用中，往往会包含不止一种来源。而隐喻一旦完成，就会具有一定的社会效应，当大多数人认可并广泛使用某一隐喻，就会使得这种隐喻的修辞色彩逐渐淡化，甚至被当做本来如此的语言形式或特定概念。比如，人们在说“路口”、“山头”、“ 等腰三角形”这些词语时，第一时间想到的是这些事物本身，而非用身体对这些事物进行隐喻这一行为。这样，隐喻就具有了不容忽视的社会性作用。

二.肺结核与癌症

肺结核与癌症都曾是医学界无法攻克的疾病。肺结核患者具有明显的症状，比如脸色时而苍白时而潮红，状态时而亢奋时而萎靡，不断地咳嗽，逐渐消瘦，发烧等等。人们认为肺结核会带来情绪高涨、胃口大增、性欲旺盛，同时由于19世纪时肺结核无法被治疗，必然带来患者死亡，肺结核使得生命看起来像是在短时间之内燃烧尽余下的生命，即桑塔格所说的“加速了生命，照亮了生命，使生命超凡脱俗”。

肺结核患者逐渐消瘦、咳嗽不断，以一种近乎使人感到怜惜的形象死去。在作家们的描写中，肺结核越来越被视为一种高贵的、优雅的、浪漫的病症。身体的孱弱、瘦削被看作是柔美的、惹人怜爱的特质，肺结核甚至一度被认为是敏感多情的、有创造力的艺术家的病。然而在20世纪20年代之后，肺结核被医学手段攻克，肺结核的神话也就此消散。

与肺结核不同，癌症发病的范围可以是全身的各个器官，并且往往在早期乃至中期都不会有明显的症状，被发现时已是无法治疗的晚期。癌症会削弱患者的活力，减退患者的性欲，使得患者在身体枯萎的过程中一点点被消耗掉生命力，这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流逝。倘若癌症出现在敏感的部位，如子宫颈、睾丸、乳房、结肠等等，则更令患者羞于启齿。癌症患者被认为是压抑的、消沉的、意志薄弱的，患癌症不像肺结核那样意味着某种感伤的文人气质，而仅仅是身体能力和情绪状态差的结果。即便在如今，癌症被部分地攻克下来，多数人还是留存着癌症等于死亡的观点，并且作为家属，往往出于一种同情和替患者羞耻的态度而对患者隐瞒真实病情。

三.精神分裂与艾滋病

在肺结核与癌症能够得到治疗后，取代二者隐喻意义的是精神分裂和艾滋病。精神分裂取代肺结核，成为新的“艺术家病”，而艾滋病则代替癌症遭受社会的道德指责和心理压力。精神分裂如果一定要被视作一种疾病的话，也应当属于心理的疾病，关于身体与心灵的二元关系将在后面展开讨论，但心理的疾病显然更容易被赋予某种优越的、思想性的特质，比如哲学家尼采、诗人荷尔德林的精神分裂常常被看做是对令人不满的社会现状最激烈的反抗。

艾滋病则是毋庸置疑的身体的疾病。与肺结核/癌症的对应结构类似，艾滋病在神话意义上也与精神分裂相对。精神分裂伴随着思想的繁多、混乱，尚有可能被认为是天才的象征，那么艾滋病暗含着的身体上的混乱则只会被看作道德败坏，会受到人们的谴责与排斥。艾滋病并非一种疾病的名称，而是“对一种导致一系列疾病的临床状态的命名，即获得性免疫缺损综合征”。按照一般的解释，艾滋病会导致患者免疫力丧失，因而容易感染梅毒、癌症、肺结核等，从而威胁患者生命。艾滋病是一种慢性疾病，发病期可在数年到数十年之间，发病症状为疲劳、发热、衰弱无力、食欲减退等等。在社会上，艾滋病往往被认为是一种单一来源的疾病，即泛滥的、尤其是同性的性交，因而患者会为社会道德所排斥，并且给本人及其家属带来责难和羞耻。

四.隐喻与神话

1.隐喻的生成

隐喻的发生有两个基本前提，其一是被认知的对象具有可供阐释或认知的空间，比如一个酒杯，在已经认识到它的性质和用途的人眼中就没有隐喻的空间；其二是隐喻关联的事物之间有某种程度的相似性。

因此，上述疾病之所以会有如此深入人心的隐喻效果，实际上是在这两个基本条件之上得以生成的。无论是肺结核、癌症、精神分裂还是艾滋病，都至少曾经带来了医学上的困境，由于不能以科学的体系认知这些疾病的起源、发展、如何解决，也就留下了人们对这些疾病的种种疑问和恐惧，从而滋生了想象。并且，二者都有威胁患者生命的能力，因此会施加更大的解释压力。也就是说，这些疾病的神秘性和危险性激发了人们阐释的动力，隐喻在最初是作为一种解释和认知的工具而出现的。但不同疾病在隐喻过程中却面临着不同的命运。肺结核被认为是“文人病”，最初是因为肺结核患者咳嗽、瘦削的憔悴感使人感到其身体能量的薄弱，而强烈的情绪、欲望又代表着精神能量的高涨，二者间的冲突让人感到一种生命的张力，从而提供了被美化的可能。与之相对，癌症带来的食欲下降、机能减退、性欲衰竭、身体萎缩，加上癌症可能出现在包括羞于展露或言说的乳房、睾丸等各个部位，则让人倾向于厌恶、远离乃至丑化癌症，渐渐使得癌症等同于一种“内在的野蛮状态”。

不同症状引发了不同的隐喻固然可以理解，但问题是为何咳嗽和性欲高涨代表着柔弱的天才，而萎缩和器官硬化却被视为性格的无能？这其中恐怕有很多复杂的社会心理成因，桑塔格并未详细论及。但在更加突出的精神分裂/艾滋病的对比中，可以看出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在于人们对身体-灵魂的不同看法。

在尼采以前的西方社会中，从柏拉图到笛卡尔，都把身体视作局限的、压抑的、让位于灵魂的二元对立结构中被否定的一方。肺结核出现在人的上半身，上半身是心脏所在之所，而心和脑又被认为是与灵魂（或精神）相关的器官，从而让人倾向于认为这是一种“灵魂病”。“灵魂病”绝不可能出现在让人羞耻的乳房、睾丸上，这样的疾病会让人产生羞耻、厌恶，从而在社会范围内形成对患者的负面评价。

精神分裂更是彻底的“灵魂病”，它是意识混乱的产物，但意识的秩序是在社会中才得以建立的，因而与其说精神分裂者是意识混乱，不如说是社会认知系统的崩溃。

因此，即便有时精神分裂会被视作低能、可怕的象征，但也可以被看做是对现实的不满、愤怒，对社会的控诉、叛逃。在现代性的“铁笼”（韦伯语）愈发紧张地囚禁着社会成员的时代，这种控诉和叛逃就成为一种近乎英雄式的让人敬仰的宿命，荷尔德林、梵高、尼采即为代表。

2.道德与规训

在疾病的隐喻发生过程中，起作用的还有道德机制。患病者被贴上社会标签本质上代表着某种社会态度。实际上，在隐喻的关联系统中，就已经前在地受到具体时代道德的影响。柏拉图对身体（物质）的贬抑是服务于“理念”的绝对地位和哲学王的合法性确认的；中世纪对身体（欲望）的禁锢是服务于对上帝和天国的追求的；近代哲学体系对身体（非理性）的贬抑是服务于对理性的尊崇和宣扬的。在这样的语境中，理念、上帝、理性被赋予了道德上的优先性，而身体在道德上被贬抑，变得羞于启齿。

特定道德认知构成了特定时代隐喻的根基。疾病，作为一种身体的异常状态，也在社会中被赋予了道德意义，人们对患者疾病的认知往往伴随着道德评价。疾病甚至被认为是某种惩罚性的后果，健康代表了有德行，疾病（尤其是令人讨厌的癌症、艾滋病等）则意味着品德的败坏，国家范围内广泛的疾病甚至意味着政治的衰败。道德评判使得疾病从个人化事件转变为公共事件，疾病患者对社会存在潜在危害，如疾病传染、道德感染等等。道德上的评价会让人们对癌症、艾滋病患者产生排斥，从而固化并加强这些疾病的隐喻。

道德机制伴随着隐喻机制的形成过程，并对这些隐喻进行强化，从而稳定地在社会中传播、延续。而道德机制本身体现出社会统治阶级或特定话语权力集团的意识形态，也就是说，当社会将癌症和艾滋病视作内在野蛮、性生活混乱这样的道德低下的体现时，实际上是同时将疾病和这些特质贬斥出社会的理想世界之中。神秘未知的疾病打破了人的理性可以认知一切的神话，因而在科学解开这些疾病的谜题之前，需要一种解释来破除人们的恐惧，即便这些隐喻性的解释仍然带有非理性色彩，但至少能够维护理性（科学）的权威。

另一方面，将人们厌恶的癌症、艾滋病与野蛮、滥交联系起来，也进一步加强了对这两种负面评价的贬抑。不难看出野蛮和滥交（及其代表的放纵情欲）是违背理性精神的，是无序的、混乱的、放纵的状态。对这些状态的贬斥是为了维护现存的社会道德体系，体现着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因而社会权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疾病隐喻意义的走向和最终形成、传播。

3.疾病的神话

疾病隐喻的道德化是社会权力在这两个方面具体的展开形式，而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了一种被罗兰·巴特称为“神话”的力量。桑塔格本人是著名的批评家，在罗兰·巴特死后她也写过文章以纪念巴特，文中毫不讳言对他的欣赏与敬慕。因此，当桑塔格说到疾病的隐喻已经具有一种神话意义时，她不可能是在避开巴特的“神话修辞术”的意义上使用“神话”一词。

在巴特那里，当代神话是资产阶级用于将自己的诉求和思想以自然事实的名义在无形中灌输给大众的带有意识形态性质的修辞手段。也就是说，本来是人为的事物被神话化之后，变成大众眼里自然而然的事情，从而使人自觉地接受神话缔造者的规训。

在索绪尔那里，能指与所指构成一个符号，而巴特则认为当代神话将符号本身当做能指，并赋予新的所指意义，成为二级符号。索绪尔的符号体系终止于所指的意义，而作为二级符号的神话却将意义转化为形式，从而造成了对一级符号意义的劫掠。

他举例说，巴黎水灾这一自然事件是能指，它带来的后果及人们的应对是所指，二者共同构成关于这场水灾的历史记录这一符号；而这一符号本身作为能指，所指却是人的应对可以战胜水灾的破坏，即人可以在面对威胁时驾驭自然界。这样，水灾本身就被遮蔽了，只剩下人的伟大力量这一空壳。从此以后人们提起巴黎水灾一定会落足于现代人的顽强和科技的力量，巴黎水灾也就成了一个“神话”。

同样，癌症、艾滋病等疾病本身是能指，其带来的病症是所指，二者构成一个符号；这一符号作为能指，所指是对患者的道德、性格等的评价，这就成了疾病的神话。当人们在谈艾滋病患者时，谈论的并非只是那个获得性免疫缺损综合征的身体，更是这个人不检点的性生活（无论是否存在）以及潜在的社会危害。当艾滋病成为一种神话之后，人们谈之色变，实际上也就不加思索地接受了“放纵欲望、肆意性交是品格低劣、道德败坏的表现”，而病症只是他为此付出的代价，而不是在患者的切身体验上被关注的，更不会去探究他是否真的有过混乱的性生活。

于是，疾病由最初的生理状态过渡到神话意义，从而使得这个隐喻机制有了更加深固的合法性基础。而当人们自觉接受了神话之后，则会催生出强大的社会反作用力，从特定的疾病判断患者的生活习惯、个性特点乃至命运成了一种条件反射式的“常识”。理性之光由此可见，疾病的隐喻是在社会历史心理中有选择性地逐渐形成，并在社会的道德规训体系中逐渐固化，最后在神话中反作用于社会，并成为近乎常识性的认知，从而具有了一种强大的社会向心力和延续性。随着科学技术解开这些疾病的谜题，并在不同程度上治愈这些疾病之后，肺结核、精神分裂等被美化的神话意义逐渐消解，而癌症、艾滋病的污名仍然残存。一方面固然是由于这些病症并未被完全攻克，根本却还在于以理性为中心的现代观念从根本上对疾病这一“失序”状态的排斥。

上世纪世界各地都出现过“麻风村”，那是麻风病人的流放之地，那里与世隔绝，是被现代社会抛弃的另一个世界。即便麻风病人痊愈，也只能生存在社会边缘，乃至其健康的子女也会被贴上“麻风病后代”的标签，受到他人的歧视乃至排斥。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中写道：“在麻风病院被闲置多年以后，有些东西无疑比麻风病留存得更久，而且还将延续存在，这就是附着于麻风病人形象上的价值观和意象。排斥麻风病人的意义，即那种触目惊心的可怕形象的社会意义。”

本文最开始说，疾病是身体机能与常规状态的偏移，实际上是有意暗置了一个基本问题，即疾病的定义。最初人们并没有关于疾病的认知，是因为疾病带来的身体机能的变化对人造成了某种阻碍。然而，现代意义上的疾病其实是与科学体系所设定的大多数人正常行动中的身体机能不一致的种种表现。也就是说，在某种程度上，与人的一般化表现（基于大多数人而又有所优化）不同即是病，最为典型的就是精神疾病，因为不能与大部分人相互理解而被视作一种病。而在现代这样一个高度理性化的社会，不一致会影响秩序，身体机能受阻会影响效率，疾病就必然会成为整体意义上被排斥的对象，人们对疾病避之唯恐不及，只需要看看有多少人一感冒就吃药甚至打针、输液就不难理解。疾病是被治疗的对象，治疗使得这个社会都处于安全可控、稳定运行、按部就班的秩序之中。

然而，理性最初是提高效率的手段，到后来却成为目的本身，反过来宰制了人，引发了其反面----非理性。这就是法兰克福学派的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合著的《启蒙辩证法》所指出的，理性作为手段和武器破除了宗教神秘主义和世俗王权的神话，但却被过分推崇以至于成为新的神话，人们相信理性无所不能，认为理性代表着绝对的“善”和功利的“好”。但实际上，理性让人实现了对自然的控制和改造，也不可避免地帮助一小部分人控制和统治大多数人。当人们接受了疾病应当被预防和治疗这一观点时，也就接受了健康的身体是为了更好地投入劳动之中，尽管劳动异化的秘密早就被马克思一语道破。

从谱系学的角度看，理性本身并非天然应当如此的绝对正确的事物，而是伴随着资产阶级在自我确认和组织规模化生产以谋取利益的诉求，与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被一同确立起来的意识形态神话。这一点，无论是韦伯的“铁笼”，马克思的“拜物教”与“异化”，还是福柯的微观权力分析、德里达的反逻各斯中心主义等等等等，都无数次对理性展开过围剿。既然理性并非天然合法的事实，则其作用下的疾病的隐喻及道德化规训也就不应当被不假思索地接受并确认。桑塔格剖开不属于疾病本身的隐喻意义，正是为了还原疾病本来的面目，拒绝看似合理且秩序井然但却对患者造成了巨大伤害的社会阐释，其背后是现代理性森严的冰冷的光。

结语

疾病本身只是一种发生在生物体内的自然事件，并不具有任何附加的意义，其遭受的隐喻命运实际上是在以理性为根基的现代社会，权力进行主体规训的一种手段。然而，对于患者而言，在病痛之外，却会因此而承受也许本不应该承受的压力、羞耻、歧视。因此，如桑塔格所言，必须要揭示、批评、细究和穷尽这些隐喻，才能将沉重的标签和意义从疾病上剥落，让患者得到抚慰，让心灵得以安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