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劉芝慶 ：陳亮經學述義

作者简介：刘芝庆（1980-），男，台北人，台湾政治大学中国文学博士，台湾大学历史学硕士，现任湖北经济学院中文系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与思想史研究。 文章原刊《东华汉学》第17期（2013年6月）。 1、學者眼中的陳亮 陳亮學術思想特徵為何？概觀學界對陳亮的研究，或從史學立場出發，指出陳亮重歷史、講時變，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辨以達時措之宜，正是陳亮歷史意識的重心； 又或是認為陳亮乃所謂「功利主義」、「事功主義」或「英雄主義」的代表，不尚浮辭，突出事功實際，乃至於重英雄重才氣。田浩就說在更廣、更嚴密的的意義上，陳亮可以說是功利主義者。在漢語中，功利主義首先強調兩個相關目標：達到具體的結果、後果（功），增大政府提供給社會的利益好處（利），陳亮的思想與此頗為相符。 蕭公權與勞思光同樣是以這種角度來看陳亮，或曰功利思想，或云事功學派，所言或有不同，但就講究事功實效這點而言，並無二致。 又如牟宗三以朱陳王霸之辨的角度切入，陳亮所論者為英雄生命才氣之震動，相較於正以誠意為主的理學家、相較於朱子純以主觀道德論英雄，以致於不能正視生命之獨特處，忽視漢唐功業，陳亮則是企圖綰合義利王霸為一路，其底子仍為英雄主義，故凡是英雄皆有價值，且偏重生命強度的實然狀態，對於理性不能有積極的正視。 除此之外，也有學者指出陳亮雖講事功，亦不廢內心之學，因此陳亮才屢言「人心之正」、「心者治之原」，畢竟鍛鍊內心，正是為了以修身擴充於外在政事，修身治國平天下，人心正而天下正。 相比於上述的路數，目前學界對陳亮經學的研究雖不能說沒有，但確實較少。諸如何俊就以陳亮藉由解經批判理學家的角度，來探討其儒學建構， 董平、劉宏章則是以史學的視野涵攝經學，指出陳亮把經視為是史的一種，將《六經》與諸史合為一同，陳亮的用意在於「記述天人之際的基礎上充份體現聖人『相時宜以立民極』的根本精神。正是這種參稽事勢之變而因時制度的精神，才是真正的聖人之道，才是《六經》之權威性所在，堪為萬世法程。」 由此可知，不論是以經學批判論敵，還是以經學講時變、經史同歸，這些研究都指出了陳亮經學的重要性。那麼，值得再追問的是，陳亮看重經學，是否只能就「參稽事勢之變而因時制度」而觀？經學在陳亮的學術思想中，與史學的關係又是什麼？若將經學與上述所言的正心、事功、乃於朱陳王霸之變連結，又該如何解釋彼此間的關係？以經學來看這些觀點，又能看出什麼的意義？本文的研究，即是以上述疑問為出發點，指出經學實為陳亮學術思想的重心之一，由經通史，藉由經史而求變，不過變又不能浮濫無依，而是必須權歸於正，所以陳亮才看重正心，心正則權正，只是心又該從何「正」起？正心的標準又在哪裡？這就有賴於理解經中所涵之道，以道修心正心，再由正心來點化調整權變，如此種種，環環相扣，缺一可。因此以經學出發，論證其間過程，並重探朱陳王霸之辨，即本文主旨所在。

2、以經通史，因史求變 ─ 上溯王通之學

陳亮曾著《六經發題》，其中《易》一文已闕。而在其它經書中，陳亮一再表示經書的重要性，如他說《書》是：「昔者聖人以道揆古今之變，取其概於道者百篇，而垂萬世之訓，其文理密察，本末具舉，蓋有待於後之君子。」 《詩》：「聖人之於《詩》，固將使天下復性情之正，而得其平施於日用之間者。」 《春秋》：「是以盡事物之情，達時措之宜，正以等之，恕以通之，直而行之，曲而暢之。」 《周禮》雖經秦火，已非其全，但尚可考證內容真偽，大體來講則是「《周禮》一書，先王之遺制具在。」 至於《禮記》一書，雖雜出漢儒之手，但就《禮記•曲禮》諸篇而觀，所載亦不過日用飲食、洒掃應對之常，「然讀之使人心愜意滿，雖欲以意增減而輒不合」，是以「夫禮者，學之實地也。」 在陳亮觀念裡，《六經》是切合於人世，是具體可用、是學之實地。因此就古今來看，不但是垂萬世之訓，也是先王遺制所在；就人事來講，則可使天下復性情之正，又或是適用於日用飲食、洒掃應對，這就指出了經典具有聯繫當下（平施於日用之間）與過去（先王遺制具在）的功能，還能有放諸未來的延續性（有待於後之君子） 。若然如此，古代聖人遺意，如何展現在經典當中，為時人所用，關鍵就在於明時知變。意即不但要明當世之時，事物之理，還要懂得古代先王立政之意，因循革益而變通，陳亮說： 古之帝王獨明於事物之故，發言立政，順民之心，因時之宜，處其常而不惰，遇其變而天下安之。今載之《書》者皆是也。（ 《周禮》 ） ……始夫子之言曰： 「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蓋以為後之王者必因周而損益焉，自是變通，至於百世而不窮，而豈知其至此極也！ 或說經乃先王明事物之故，因時之宜而作，又或是引孔子繼周之語，以言因損革益，這些都說明經書不止是訓詁章句的注疏學問而已，而是講究實用的：「乃區區於章句、訓詁之末，豈聖人之心也哉！」「而經生分篇析句之學，其何足以知此哉！」《六經》實乃萬世法典，當然萬世法並非僵化固度不變，剛好相反，《六經》之旨就是講求變通的，是因時因勢、革益求新的，曾是活生生的歷史世界，並非只是經生分篇析句的章句、訓詁之學。《六經發題》裡雖未言《易》，但陳亮在〈告先聖文〉 就一再提及包括 《易》 在內的 《六經》 ，他說天下之理具於 《易》 ，治道之本末著之《洪範》，其它諸如：「《詩》之喜怒哀樂，蓋學者所以用功於平時」、「帝王繼世之用，《書》載之明矣」、「而《春秋》所以備四王之制，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六經》特性各有不同，如《詩》是講喜怒哀樂，《春秋》是備四王之制，但不管如何，就其同者而觀之， 《六經》之重要性在於達時知事、經世致用。經是實學，所記載乃是先王之制，也是人倫日用之事，陳亮推崇 《六經》 ，其因在此。 上述《六經發題》引《尚書》一語，事實上就舉出了一個重要消息：「昔者聖人以道揆古今之變，取其概於道者百篇……」，以道觀古今之變，又將道記述在《書》中，是以《書》乃載道之書，不只《書》如此，其餘諸經都是如此。例如陳亮在〈丙午復朱元晦秘書書〉就說「道之在天下，至公而已矣」，接著便引《易》《禮》為證； 17 又例如他講《詩》是「道之在天下，平施於日用之間」 、《春秋》則是「天道之全」這些都說明了，陳亮視《六經》為載道之書，並且把道放在天地事物人倫日用之中。道在經中的展現，一方面，是「是以盡事物之情，達時措之宜，正以等之，恕以通之，直而行之，曲而暢之」，以此得天下大公的「天道之全」 （《春秋》）；另方面，也是「固將使天下復性情之正，而得其平施於日用之間者」 （《詩》）。由此可知，道會隨著或異或同的事物不斷延續，卻沒有超越的性質，道是因應不同事物時空，或在古人言行洒掃應對之中，或在帝王繼世之制裡，變動不居，時現時隱，因此道在事中，都是度時觀變的結果。 除此之外，陳亮講經學，事實上是承繼著隋末王通而來，他在〈類次文中子引〉、〈書類次文中子後〉就說得很清楚，陳亮一再表明自己對於王通的仰慕： 故夫功用之淺深，三才之去就，變故之相生，理數之相乘，其事有不可不載，其變有不可不備者，往往汩於記注之書。天地之經，紛紛然不可以復正，文中子始正之，續經之作，孔氏之志也，世胡足以知之哉！ 王通《續六經》至唐末便已亡佚，今只存《中說》一書。《中說》乃依《論語》體例，為弟子記其師王通平日行言而成。相較於《論語》多論學、論政、論禮樂，《中說》未免雜亂無章，缺乏次序，所以陳亮重新編訂，取當時通行的阮氏本、龔氏本，「正其本文，以類相從，次為十六篇，其無條目可入與凡可略者，往往不錄，以為王氏正書。」 但不管是《中說》也好、《續六經》也罷，都代表了王通觀世變、察古今、論經史的特色。就陳亮看來，經本為載道明變之書，只是後儒不明於此，偏在章句訓詁中鑽研，以致於「其事有不可不載，其變有不可不備者，往往汩於記注之書」，於是經書宗旨一去而不返，難以復正，王通有鑑於此，通時明變，審勢度要，其續經之作，「孔氏之志也」。王通續經之作，正為孔子之志，陳亮又以此作為生命志業，繼續王通的遺願。由此可知，王通之續經，正如陳亮之講經，都是把經書視為通變明道之書，而不是把經視為考證記注的技術展現。 值得注意的是，陳亮上承王通之學，受其影響又再有發輝，所以他在與朱熹論王霸之辨時，語多鑿枘，頗不相契，朱熹也看出陳亮此說源於王通，是以對王通亦多所非議，朱熹說：「文中子《續經》，猶小兒豎瓦屋然。世儒既無高明廣大之見，因遂尊崇其書。」「世儒」謂誰，雖非明指，不過陳亮尊崇王通，更特別標明《續經》，朱熹雖不一定是針對陳亮個人批評，但將陳亮視為「世儒」的一員（請特別注意朱熹曾要求陳亮要當「醇儒」。「醇儒」與「世儒」相對，用意至為明顯。「醇儒」之說，詳見下節），是很有可能的。朱熹又說：「問文中子之學。曰：『它有這箇意思，以為堯舜三代，也只與後世一般，也只是偶然做得著。』 曰： 『它續 《詩》 續 《書》 ，意只如此』……曰：『近日陳同父便是這般說話。』……。」同也樣是將陳亮之學上溯王通。 經既為載道明變，《六經》事實上又只是先秦政典，乃先王度其時勢而成，有其時代背景。若然如此，從《六經》完成以後到當下（陳亮的時代）之間的千餘百年，道又在何處？又如何展現？若就朱熹的看法來看，這些階段，即便有漢武帝唐太宗等盛世，道卻依舊不存，只是私欲橫流而已；陳亮卻非如此，他認為答案就在史中，史與道的關係，類似經與道的關係；經跟史，又是時間先後的次序問題，陳亮在此論證頗為曲折。史之所以能見道，是因為史與經一樣，都是道的通權達變。故史中所見，與《六經》之旨類似，皆是當時人揆古今之變，得道所行的結果。換句話說，經是道之變通，史當然也是。若由經而通史，再因史求變而明經，經史互輔互證，自然更能明道，因此論史、求經、明道，就成了一種連續性、前後呼應的關係。 陳亮又另外指出道在事中，事之外無道： 夫道之在天下，何物非道！千塗萬轍，因事作則……。 天下豈有道外之事哉，而人心之危不可一息而不操也……。夫道，非出於形氣之表，而常行於事物之間者也。 何物非道、常行於事物之間，故道在事物之間，這也是本節一開頭所引《六經》，如《詩》是平施於日用之間者、《春秋》是盡事物之情，達時措之宜、《周禮》是先王遺制、《禮記•曲禮》所載亦不過日用飲食洒掃應對之常等等，即是《六經》主旨精義所在，只是學者卻偏重於以記注考證解經，忽略了這個大關節、大關鍵，導致經義不明。事實上經書宗旨正具體展現在後來的歷史中，所以陳亮才有《三國紀年》之作，他在序中先是提到《易》、《書》、《周禮》、《詩》之作： 昔者孔子適周觀禮，晚而有述焉。上古之初，不可詳矣，著其變之大者，《易》所載十三卦聖人是也。至於《書》，斷自唐虞，定其深切著明者為百篇。蓋嘗欲備三代損益之禮以待後聖，是故之杞之宋，而典禮無復存者，故孔子屢嘆之。周封二王之後，使各修先代之禮物，庶幾後世有考焉，夫豈知其至此極哉！於是始定《周禮》，又刪取周家之《詩》以具其興亡，而列國之風化繫焉。 經乃孔子刪訂編修，目的是為了達時觀變，或具興亡、列國之風，或知三代損益之禮以待後聖。其中《春秋》又明載當時史事，為孔子傷世變哀其世而著：「陳恒弒其君，告諸天子以及方伯而討之，可以震動天下矣，魯君不之聽，孔子傷其變不可為也，舉其意而寓之《春秋》」，所以「《春秋》，事幾之衡石，世變之砥柱也。」《春秋》既載史事，亦有寓意，是孔子觀世變而成，而陳亮又說《易》是孔子「著其變之大者」，前引〈告先聖文〉也說天下之理具於《易》，於是《易》與《春秋》就變成一種相即相明的關係， 《易》因《春秋》而顯， 《春秋》與《易》之理相通：「故《春秋》，《易》之著者也，百王於是取則焉。」 30 可是，不論是《春秋》、《易》互通也好，又或是《詩》、《書》、《禮》也罷，基本上《六經》都是明變載道的，因為《六經》涵括了當時的事，道便在這些事裡（如前引道在事中，事之外無道），後人若依此原則而作，自得達其通變以明道。因此《六經》以後的歷史，照理來講也應該有其「事」，自然也能有道。只是即便道在事中，卻取決於後人著史的心態，見道與否，在於後人能否明瞭先王開物成務、孔子編修《六經》的精神。如前所言，一來學者偏重考據解經，是以經義不彰；二來後人寫史，卻不明經義史法，以致於後來的史著不能盡情地發揮類似經的功能： 漢興九十餘載，司馬遷世為史官，定論述之體，為司馬氏 《史記》 ，其所存高矣，出意任情，不可法也，史氏之失其源流，自遷始焉。故自麟止以來，上下千五六百年，其變何可勝道，散諸天地之間，學者自為紛紛矣。夫善可為法，惡可為戒，文足以發其君子小人疑似之情，治亂興衰之跡，使來者有稽焉，愈於無史矣，豈可謂史法具此哉！ 就陳亮看來，司馬遷著《史記》，定論述之體，所存雖高，事實上卻失去了孔子刪修《六經》以展「世變之砥柱」、「具其興亡」、「深切著明」的寓意。這種寓意其實就是觀變知時、就是明道，所以他才說司馬遷「出意任情，不可為法。史氏之失其源流，自遷始焉」。「麟止」，指孔子《春秋》秋魯哀公十四年獲麟絕筆，到陳亮的年代約已千五六百年，其間紛變多矣，而學者紛紛著史，皆不可謂史法：「豈可謂史法具於此哉！」有鑑於此，陳亮才著有《三國紀年》 ，寫史論史，欲觀世變，明其統續，正如他在〈類次文中子引〉所言：「天地之經，紛紛然不可以復正，文中子始正之，續經之作，孔氏之志也」，陳亮之著史，正是為了續孔子之經，以史續經。他在自序中特別標舉《春秋》，亦是沿承孔子著史觀世的作法， 《三國紀年》又合漢魏吳以正天下、又說： 「嗚呼！漢之有魏，魏之有晉，晉之有五胡，讀吾書者可知之矣！」正彷若「孔子傷其變不可為也，舉其意而寓之《春秋》」的意義。 孔子傷其變而成經，陳亮同樣也是觀世變而論史，正如他在 《漢論•七制》中，先以王通之說發問： 「或問曰： 『文中子稱七制之主有大功，而不言其德者，何也？』（陳亮）曰：『考論人物，要當循其世變而觀之，不可以一律例也』。」七制之說起於王通，據朱子所言，即漢高祖、文帝、武帝、宣帝、光武、明帝、章帝等七人所訂定的典章制度。陳亮以七制為例，說明論史當循世變而觀，不可一概而論。類似的看法，也在《漢論•章帝》中可見，陳亮先說三代之治，忠而質，質而文，並非故意相反，而是「變焉而迭相救也，是以變而之善，周之法悉矣」， 其後漢高祖懲秦人煩苛之政，變之以寬仁；孝宣懲武帝虛偽之弊，變之以總覈；光武懲韓彭之弊，變之以不任功臣，「此皆其善變焉者也」。以變觀史，從史而得世情，此乃陳亮論史宗旨，這與孔子作經之意正同，是以陳亮跟他理解的王通類似，都是企圖上承孔子，論史正是為了續經，從經到史，則道已在其中矣。 由此可知，以史續經而觀世變，正是陳亮一向的主張。反過來講，就是經通於史。就歷程上的序列而言，經與史，經在前，史在後，孔子編經著經在前，陳亮論史寫史在後，陳亮發明孔子之意，是以續經，論史是為了明白《六經》之旨，這是一個時間前後的關係。陳亮論經史間的關係，其中頗有辨證，不能簡單地將經等同史（經史不同，正如陳亮對朱熹說兩者雖合於道，可是經中之三代做得盡，是金；諸史之漢唐帝王做得不盡，是銀，金銀雖然都不是鐵，都有道存焉，但兩者當然也不對等，詳見下節）。 不論是經或史，陳亮都是以通變的眼光將之貫串。在此其中，「道」並不是永恆不變的事物，而是因時應勢，變動不居的，這由反映在經中所載之道便可得見，而道因明變體現在經，道同樣也藉由明變而展現於史，道通於經，亦可通於史。 至於史與經的關係，陳亮受到王通的啟發，論史是為了續經，都是為了明世變、通權衡，最後得觀古往今來，上下經史以得道。換句話說，就「道－經」來講，經是古人通時達變之後，展現道的載體，故經是載道之書，經中之事，因不同情況而有不同的呈現方式，《六經》之所以各有特色，其因在此；就「道－史」來看，正如經裡有當時之事，經可見道，史亦各有其事，當然也可見道。 《六經》的時代，道的體現是經，《六經》以後的時代，道的體現則是史，但這種體現並非僵固不變，同樣也是審時度勢的結果。 36 同理，每階段的史也是不同的，是以陳亮論王霸，認為曹操與漢唐不同，也是由於這個緣故。 此外，論史續經，得經之精神，故經史必須互相參照才能知「道」，陳亮在〈錢叔因墓碣銘〉就說： 洪荒之初，聖賢繼作，道統日以修明，雖時有治亂，而道無一日不在天下也 。而戰國、 秦 、漢以來， 千五百年之間 ，此道安在？……《六經》、諸史，反復推究，以見天運人事流行參錯之處，而識觀象之妙，時措之宜，如長江大河，渾渾浩浩，盡收眾流而萬古不能盡也。 道既已在《六經》中，成於戰國以前，那麼戰國秦漢以後，道又何在？再者，《六經》是先王因應當時而作，而自戰國以後，時勢不同，又該如何？答案就在於要從戰國以後的歷史中（即諸史），與《六經》反復推究，以史推求經義，由經通史，以見天運人事流行參錯、以見時措之宜觀象之妙。 在這樣的原則之上，陳亮與朱熹開展的王霸之辨，二人論述多有不合，各持己見，正起因於陳亮對道、經、史的看法與朱熹不同。其中陳亮將經學視為道與史之間的重要關鍵，實與朱熹差異甚大。更有甚者，在陳亮的論述中，「經」與「道」失去了價值的永恆性與超越性，這也是朱熹不能贊同的。

3、權歸於正，正起於心 ─ 重探朱陳之辨 朱熹與陳亮交往始於淳熙九年（1182），其後書信往返，對於王霸之辨的深入討論，則起自淳熙十一年（1184），結束於淳熙十三年（1186）。 許多研究者皆已指出當時二人社會地位相距甚大，當時朱熹為理學領袖，陳亮不過是一個書生，無官無職， 加上他狂豪之氣太露，不守法度，又因唐仲友一事與朱熹產生嫌隙。 淳熙十一年陳亮入獄，身心受創，怎料出獄後又遇強盜，根據他後來的追述： 「自棘寺歸，閉門不與人交往，以妻弟之故，一出數日，便為兇徒聚數十人而欲殺之，一命存亡僅絲髮許，而告之州縣，漠然不應，不知今年是甚運數！」 不但差點死在強盜手上，官府也未緝捕兇手，陳亮驚魂未定之餘，感慨自己運勢不好。朱熹收到陳亮近況告知，深感訝異，安慰數句之後，話鋒一轉，開始教訓起陳亮的個性與行事風格，他說： 然觀老兄平時自處於法度之外，不樂聞儒生禮法之論，雖朋友之賢如伯恭者，亦以法度之外相處，不敢進其逆耳之論，每有規諷，必宛轉回互，巧為之說，然後敢發。平日狂妄，深竊疑之，以為愛老兄者似不當如此。 由此可見，朱熹對陳亮言行多所不滿，以致於稱其不遵法度、不樂聞儒生禮法。朱熹又說這些話本打算當面告知，不料陳亮遭逢厄運，禍竟數至，可是仔細深思，事因或其來有自，也可能跟陳亮性格易招禍有關：「今茲之故，雖不知所由，或未必有以召之，然平日之所積，似亦不為無以集眾尤而信讒口者矣。老兄高明剛決，非吝於改過者，願以愚言思之，絀去義利雙行，王霸並用之說，而從事懲忿窒慾，遷善改過之事，粹然以醇儒之道自律……。」 陳亮接到來回信，先解釋自己之所以讓人產生「自處於法度之外」形象的原因，他說自己二十歲時與呂祖謙同試漕臺，不過數年，呂祖謙已高高在上，為一世師表，自己卻落落寡歡，名位不顯，呂祖謙不以為意，依舊善待他親近他，視他為友，可是旁人卻不如此：「旁觀者皆為之嘻笑，已而嘆駭，已而怒罵。雖其徒甚親近者，亦皆睨視不平，或以為兼愛太泛，或以為招合異類……。而亮又戲笑玩侮於其間，謗議沸騰，譏刺百出，亮又以為之揚揚焉以資一笑。凡今海內之所以云云者，大略皆出於此耳。」辨解之意，極為明顯。因此，他也不同意朱熹的建議，他認為自己與所謂醇儒本就不同，畢竟研窮義理，辨析古今，涵養為正，他或許對此道有虧；若就堂堂正正，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胸，「風雨雲雷交發而並至，龍蛇虎豹變見而出沒」，則陳亮自言差可勝焉，不遜於人，朱熹不瞭解他，就不應該提出不適合他的建議，至於朱熹所謂「義利雙行王霸並用」之說，更是有所誤會。書信往返至此，開始正式進入兩人王霸之辨的核心。陳亮的答覆指出，從先秦孟荀論義利王霸開始，漢唐諸儒皆未能深察，至於本朝伊洛諸公以降，以天理人欲辨析，此說方才大明，但仍有未達，例如說三代以道德行治天下，漢唐則以智力把持天下，已不公允。又說三代專行天理，漢唐只行人欲，則更是不妥。陳亮認為漢唐亦有與天理暗合者，是以政權能維持長久，否則的話，「千五百年之間，天地亦是架漏過時，而人心亦是牽補度日，萬物何以阜蕃，而道何以常存乎？」因此所謂的王霸，就陳亮看來，朱熹等人的批評用來講曹操等人還可以，若是漢唐也是如此，就不夠公正合理：「諸儒之人，為曹孟德以下諸人設可也，以斷漢唐，豈不冤哉！」 因為陳亮認為漢唐之君皆是發於英雄之心，故能以其國與天地並立，只是時有轉移，其間不無滲漏，無法如三代做得如此完善而已，不能因為做得不盡，就完全否定有天理、道在其中的可能。 朱熹顯然仍不同意陳亮的解釋，說他只是以成敗論英雄，看到漢唐建立功業，就以為有道在焉。朱熹指出漢唐皇帝仍是出於人欲，假仁義以行其私，所以不能以結果論王霸。因此若說漢唐得道，當非朱熹所能認同：「千五百年之間，正坐如此，所以只是架漏牽補過了時日，其間雖或不無小康，而堯、舜、三王、周公、孔子所傳之道，未嘗一日得行於天地之間也」「漢唐所謂賢君，何嘗有一分氣力扶補得他耶！」 就此來看，朱熹認為的「道」 ，具有永恆的客觀價值，不因人為有所增損，不會隨著時移世易而擅自更改，這就跟陳亮認為是因時應勢、隨權變易有所不同。 關於王霸之說，陳亮早在太學裡寫的〈問皇帝王霸之道〉一文裡，已說之甚明。他認黃帝、堯、舜為帝道，禹湯文武因時應變用之則為王道，王道衰，五霸迭出，則是霸道，彼此各有其道，分門多歧，「無怪乎諸子百家之為是紛紛也。」 而孔子敘《書》、作《春秋》，上述皇帝，下貶霸道，取法乎中，以王道用之，漢唐制度皆源於經，而漢唐制度又由史可見，漢唐立國之宏規出於經，後人又從史中得見漢唐盛世，史與經的連續性關係，此說甚明。但因漢唐趨近事功，又不廢霸道，而是王霸雜之。宋朝用儒以治天下，王道之說大倡，「然而德澤有餘而事功不足」。因此他主張王道與霸道結合，皆不偏廢，「王霸之雜，事功之會，有可以裨王道之闕而出乎富強之外者，願與諸君通古今而論之，以待上之采擇。」 此說乍看之下，似乎正符合朱熹所批評的「義利雙行，王霸並用」。但前已言之，陳亮不同意朱熹的看法，他認為他講王霸，是直上直下，霸道是補王道之闕，王道又是扶正霸道。更何況雜霸又出於王道，「謂之雜霸者，其道固本於王也。」 王霸並非完全不相融的兩端，是可以相輔相成的，是以陳亮論王霸，有自身理論依循，並非如朱子所言，是一昧只重成敗結果。 陳亮對王霸的看法，正源於他的經學。在前面一節已經提過，經是通於史的，可是歷史現象複雜紛紜，道一但投射其中，往往呈現不同的面貌。論史者自當在多變的史事中求其宗旨，以通大道，所以就要觀勢審時度變，不能一概抹殺後代歷史，認為今不如古、史不如經。畢竟道在事中，事之外無道：「夫道，非出於形氣之表，而常行於事物之間者也」 ，《六經》記載了《六經》當時的事，《六經》之後的史，自然也記載之後的事，並不會因為沒有了《六經》 ，事就不存在。也就是說，漢唐之制雖不純於王道，卻是可以輔佐王道的，王道就是三代之法，三代之法就存於六經裡，所以陳亮才說：「《皇墳》、《帝典》，吾不得而識矣，不以三代之法統天下，終危邦也。如不得已，其兩漢之制乎！不以兩漢之制輔天下者，誠亂也已。」先於《六經》，卻早已亡佚（或者根本只是後世學者想像）的《皇墳》、《帝典》既不得而見，則三代之道自然只能在 《六經》 中求，而且不以三代之法統治天下，終究不正，仍屬危邦。至於兩漢之制（雜霸輔佐王道、王霸之雜）雖屬不得已，但若不能用兩漢之制輔天下，依舊會衰亂。此外，前引〈問皇帝王霸之道〉亦說孔子知時變而作《書》、《春秋》，以彰明王道，但後代漢唐君王同樣也要通權達變，從六經中求得大道。只是與孔子時代不同的是，漢唐君王因應不同時勢背景之故，不但要用王道，也要以霸道補闕，這就是明變、就是因時制宜，因此宋朝正應取法於此。更進一步來講，宋朝之所取法者，正是從漢唐歷史中而得知，而這些事，事實上與六經類同，皆有道存焉。 以霸道輔王道，雜霸又本於王道，就王道來講，霸道其實就是一種「權」。陳亮論史，是非常重權的，因為史事人物百端多變，不可能只用一種標準去衡量。歷史人物行為處世，更是要講究通權達變，不能拘泥、食古不化：「英雄之士，能為智者之所不能為，則其未及為者，蓋不可以常理論矣」 三代漢唐之王霸，正該由此來觀，陳亮在給朱熹的回信中一再指出： 「某大概以為三代做得盡者也，漢唐做不到盡者也」，三代為正道、王道，即後來孔子《六經》所言之道，故做得盡，但後代歷史沿革變化，不可能同等於三代，所以史不可能同於經。漢唐君王通權明變，以霸道輔王道，相較於三代雖做不到盡，卻也不該完全抹殺，所以陳亮又以九轉丹砂、點鐵成金為喻，窺得史變，得知漢唐頗有暗合三代之處，是點鐵成金。反過來講，不能因為識得三代盡善盡美，就說漢唐無絲毫可取，「不應學力到後反以銀為鐵也。」 三代是金，漢唐是銀，銀雖不如金，仍不可將銀作鐵。而道在三代展現，是做得盡，是金，三代之道，俱在經中；道在漢唐展現，做得不盡，是銀，這在漢唐諸史中可見，故不能說漢唐無道，所以陳亮才又說：「亮大意以為本領宏闊，工夫至到，便做得三代；有本領無工夫，只做得漢唐」。至於漢唐諸史則是三代之道的權變，「做得不盡」也是「做得盡」之權變，是故經雖通於史，仍應審時度勢，不可一味地固執死守，而是必須知道明達時變，經史通權的道理，「本末感應，只是一理」 。陳亮說： 一生辛勤於堯舜相傳之心法，不能點鐵成金而不免以銀為鐵，使千五百年之間成一大空闕，人道泯息而不害天地之常運，而我獨卓然而有見，無乃甚高而孤乎！宜亮之不能心服也。 「使千五百年之間成一大空闕」，在於一味地以純然道體標舉三代之治，而不能以權變的眼光來看漢唐歷史，以致於以銀為鐵。可是陳亮並非隨意地講時通權變，畢竟通變或是行權，是指不同情境來講的，事實上權變仍須歸於正，不能流於詭譎狡詐：「孔氏之家法，儒者世守之，得其粗而遺其精，則流而為度數刑名；聖人之妙用，英豪竊聞之，徇其流而忘其源，則變而為權譎縱橫」 、「故君子行權於正，用智以理，若庖丁之解牛」 得粗而遺精，徇流而忘源，當非陳亮所贊同。反過來講，權正與否，則歸於心，心正則權亦正：「夫人心之正，萬世之常法也，茍其不役於喜怒哀樂愛惡之私，則曲折萬變而周道常如砥也。」人心之正為萬世之法，如此一來，即便是曲折萬變亦不能離其宗，故曰 「而周道常如砥也」。 若是如此，人心又該如何得正？這就要回到《六經》來求，經是治心之根據，陳亮之所以論史必歸源於經，其因在此。陳亮說《禮記》三百三千之儀，「無非吾心之所流通也，心不至焉，而禮亦去之。盡吾之心，則動容周旋無往而不中矣」；又說《春秋》是「文、武、周公之政所以曲當人心者也」；順民之心，因時之宜，則是《書》；《詩》故此天下復性情之正，則是聖人之心所在。 上述所言，以經治心，或言動容周旋無往而不中，又或是復性情之正，講究正心，於是可見。 陳亮論王霸之辨，至此已明。因為就他看來，三代王道是《六經》宗旨，但後來千五百年的歷史，時勢的不同，所以不太可能出現做得盡的三代王道。可是王道不純，不代表漢唐就是無道，事實上漢唐是有道的，這個道則是霸道輔王道之道，王霸雜之，是出於漢唐君王權變得來的成果。與三代相比，雖做得不盡，就某種程度上來講，也算是暗合三代，因此不可謂漢唐只有人欲而無天理、只是霸道而無王道。在這點上，陳亮很明白與朱熹的差異處，他說「而秘書必謂漢唐並無些子本領，只是頭出頭沒，偶有暗合，其實則是利欲場中走」 ，在某種程度上就頗為切合朱熹的意思。 因此他才要朱熹理解他的觀點，畢竟事實就是漢唐盛世之所以存在，正在於掌握了某些道，即便這個道是藉由權變而來，可是道就是道，三代之道與漢唐之道、王道與王霸雜之，或有程度的高低，卻同樣都是道的一種呈現。這也是他認為自己的說法並非反對朱熹，而是可以彌補朱熹觀點，使其更為完善的原因：「亮所以為縷縷者，不欲更添一條路，所以開拓大中，張皇幽眇，而助秘書之正學也，豈好為異說而求出於秘書之外乎！」 另一方面，朱熹大致上也明白陳亮所言，如他說陳亮之意：「而其所以為說者，則不過以為古今異宜，聖賢之事不可盡以為法，但有救時之志，除亂之功，則其所為雖不盡合義理，亦自不妨為一世英雄」，就對陳亮之說頗為中契。只是朱熹並不認可陳亮說的權變，講權變畢竟變數太大，即便是權近於正，正的標準為何？恐怕也是言人人殊，因此權變很容易流於私慾者的藉口，甚至合理化自己的行為，自以為是行正、做一套說一套：「然世間事，思之非不爛熟，只恐做時不似說時，人心不似我心」、「竊恐後生傳聞，輕相染習，使義利之別不明，舜蹠之塗不判，眩流俗之觀聽，壞學者之心術。」 又或是貪圖權變，不願意踏實做工夫：「一時英雄豪傑之士，或以資質之美，計慮之精，一言一行偶合於道者亦蓋有之，而其所以為田地根本者，則未免乎利欲之私也。而世之學者，稍有才氣，便不肯低心下意做儒家事業、聖學功夫。」 影響所及，容易變成只看結果，不問手段，以為由此入手便可見效，不須再有省察靜心工夫，這是朱熹所擔憂的： 「江西之學只是禪，浙學卻是功利。禪學後來學者摸索一上，無可摸索，自會轉去。若功利，則學者習之，必可見效，此意甚可憂！」 學者習之，必可見效，但若習得卻是詭譎辯詐，還自以為是識時通權，豈不堪憂？所以朱熹才主張取法乎上，畢竟「夫人只是這箇人，道只是這箇道，豈有三代漢唐之別？」 正因如此，朱熹就要以最高標準來講： 但古之聖賢，從本根上便有惟精惟一功夫，所以能執其中，徹頭徹尾無不盡善。後來所謂英雄，則未嘗有此功夫，但在利欲場中頭出頭沒，其資美者乃能有所暗合，而隨其分數之多少以有所立，然其或中或否，不能盡善，則一而已。 有鑑於權變之流弊，所以朱熹才要以盡善、以惟精惟一工夫來要求。關於此點，我們可以從朱熹批評伊川「權只是經」「反歸於經」之說，再來探討。朱熹反對程頤將經與權視為同性質的概念，他認為應該嚴格區分二者：「權與經，不可謂是一件事物。畢竟權自是權，經自是經。」權是權，經是經，兩者不是同一事物，當然朱熹也不否定權，他認為 「權，則是那常理行不得處，不得已而有所通變底道理」，權，是常理所行不得、是不得已而用的，但他接下來又說：「權得其中，固是與經不異，畢竟權可暫而不可常」，一方面說權經不異，一方面又說權只可暫，其中所透露之權與經的關係，根據林維杰的分析，朱熹認為經本來就可運用在現實處境上，可謂之常，並不是都需要權宜通變，經之所以為經，其特質便在於此。不過在某些特殊情況，便有變通的可能，如「嫂溺援之於手」之類，面對這種不得已的情境，當有權宜之舉，這也是符合經的要求，所以朱熹才說：「權者，乃是到這地頭，道理合當恁地做，故雖異於經，而實亦經也。」 經本身便存在著變通的可能性，這樣的經才是真正合於道的經，不得已之權早已包含於經，故曰：「權得其中，固是與經不異。」 話雖如此，這種不得已之權，基本上必須是合於 「經」 ，權與經不異，才是真正合理合適的權。朱熹認為漢唐非王道，也是因為他們的「權」，並不符合「經」，更非「不得已之權」。如前所言，漢唐皇帝所作所為是出於人欲，他們所謂「仁義」，都只是包裹著自私自利之心的外衣而已，所以陳亮把漢唐視作通權達變，亦有道存焉，甚至於將史視為經的延續，就很難為朱熹所同意。 朱熹不同於陳亮之處，不止於此，還在於他不贊同陳亮「道－經－史」之說。他認為道確實存於《經》，是堯舜禹湯文武相傳，是以道在三代，正為天理所行，所以人應該切實下工夫，體認貫通於天道，若要從史求道，則未免迂曲難行：「聖賢以《六經》垂訓，炳若丹青，無非仁義道德之說，今求義理不於《六經》，而反取疏略淺陋之子長，亦之甚矣」「《六經》是三代以上之書，曾經聖人手，全是天理」 、 「今看來漢唐下諸儒說道理見在史策者，便直是說夢」 ，就他看來，陳亮的問題，是論史太多，貪多務得， 以致於不合於六經大道，「陳同父一生被史壞了。」 當然朱熹並不反對史書，他也說：「經書正須要讀，如史書要見事變之血脈，不可不熟。」朱熹都看重經書、史書，並不完全貶低偏廢某方，只是兩相比較，經書重要性則遠大於史書，是以經與史，自不該同等而論：「看經書與看史書不同，史是皮外物事，沒緊要，可以劄記問人。若是經書有疑，這箇是切己病痛，如人負痛在身，欲斯須忘去而不可得。豈可比之看史，遇有疑則記之紙邪！」 經是切己事，相較之下，史不過是皮外物而已，一內一外，經勝於史，此即朱熹陳亮不同之處，也是他們爭論王霸的重要因素。

4、結論

陳亮經學，一向為學界較少注意的環節，其實《六經》甚為陳亮所尊崇。畢竟《六經》明變，乃當年孔子之志，因此他仿傚王通，以論史來續經，承繼孔子，於是「論史－續經－明道」就變成了環環相扣的連續效應，不可躐等。他與朱熹論王霸，即是秉此思路而來，至於漢唐諸史之所以暗合三代，正是陳亮在歷史中看到他們通權度變以求經旨，諸如漢唐君主許多行為施政是符合義理的，這是他們本於英雄之質，上窺三代之道（三代之道存於《六經》），然後在適應於當代時勢下的因權適宜。雖然無法做到如三代般盡善盡美，但不管如何，依然有道存在，因此自三代以後的千五百年間，就不能如朱熹等人所說，都是人欲橫流、天理不行。最明顯的一個事實就是，若然如朱熹之言，漢唐只有人欲而無天理在，那這千五百年間，為什麼漢唐還能維持政權這麼久？為什麼人物還能賴以生息、天地還能依舊運行？仔細觀看這段歷史，又怎能說漢唐沒有道存在？所以在漢唐幾百年的歷史中，說沒有道存在是不大可能的。 只是這樣的漢唐之道，並非如理學家說的毫無利欲，也非《詩》、《書》中潔淨純白。相較於三代之道，漢唐只能說是做得不盡，有本領無工夫。可以這麼說，道在《六經》，尚可說是潔白無疵，可說是做得盡、有本領亦有工夫，但當道落在千百年的具體歷史之中，時移世易，事物變遷，難免要行權通變，因此就產生了落差。陳亮在〈又乙巳秋書〉裡便一再反問朱熹： 秘書以為三代以前都無利欲，都無要富貴底人，今《詩》《書》載得如此潔淨，只此是正大本子。亮以為才有人心便有許多不潔淨，革道止於革面，亦有不盡概聖人之心者。聖賢建立於前，後嗣承庇於後，又經孔子一洗，故得如此潔淨。秘書亦何忍見二千年間世界塗涴，而光明寶藏獨數儒者自得之，更待其有時而若合符節乎？……。點鐵成金，正欲秘書諸人相與洗淨二千年世界，使光明寶藏長長發見，不是只靠「這些子」以幸其不絕，又誣其如縷也。 朱熹取法乎上，識得最高標準，用意是避免行權的流弊，因此陳亮說像是孔子編修《六經》，是洗得如此潔淨，朱熹等人標舉此道，是可以理解的：「正欲秘書諸人相與洗淨二千年世界，使光明寶藏長長（按：應為「常常」）發見。」可是人心有許多不潔淨也是事實，人有邪正，事有善惡，所以歷史上才有許多形形色色的人物充斥其中，《六經》當時的歷史又何嘗不是如此？只是經過聖賢洗刷過後，才見得潔淨精粹，後世諸史無此福緣，當然顯得不夠光明純白。可是人心依舊不潔不純，並不因時代不同而有所改變，是故陳亮才主張正心、權行於正。況且就他看來，不會只有理學家見得三代之道、光明寶藏獨於少數儒者得之，歷史上的許多英雄豪傑同樣也能見道，只是他們或通權應變，或審時度勢，雖使得三代之道不能完全顯現於當世，卻仍然頗有契合之處。不管如何，都不能無視他們所為、將其排除：「亮以為：後世英雄豪傑之尤者，眼光如黑漆，有時閉眼胡做，遂為聖門罪人；及其開眼運用，無往而非赫日之光明，天地賴以撐柱，人物賴以生育，今指其閉眼胡做時便以為盲，無一分眼光，指其開眼運用時只以為偶合，其實不離於盲。嗟乎，冤哉！」 開眼閉眼明顯不同，豈可認為他們都是眼盲？當他們「開眼」之時，確實也造就了盛世，大開一世國運，漢唐就是最佳例證，豈可謂這些都是偶然合於道，不足為觀？陳亮不肯心服，其因在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