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西汉经学源流》书后

经学作为中国几千年来士子们入仕的学问，一直具有神圣的地位，而自胡、陈等人发起新文化运动以来，其地位则发生了倒转性的变化，不但被批评为封建残余，也因为不符合来自西方的学科划分，成为了一门无人问津的学问。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胡、陈等人的否定就认为其满是糟粕，因为胡、陈本人反对读经是指的作为一种国家意识形态的经学，但作为学术研究的经学，胡、陈并未反对。那么经学究竟是如何一步一步登上国家意识形态宝座的呢？王葆玹先生的《西汉经学源流》就是回答这一问题的佳作。

本书可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为解答经学分期问题以及经学内部流派问题，第二部分截取《春秋》，礼学，易学三个部分来对西汉经学的发展进行辨析。第三部分则是抽取经学史上争论最频繁的几个命题来解答西汉经学不同流派之间的异同，并且指出西汉经学最终为何走向没落。

因本书知识点太密集，再加上本人学养有限。只能抽取一部分自己能够言说的部分进行讨论，有所疏漏之处，还望博雅方家指正。

儒家讲求名从实起，那么作为儒家支柱的经学究竟是五经还是六经这一问题，就关系到了经学的传承，作者认为儒家经典只有五经，所谓秦汉时期出现的五经，六经称谓来自于当时的五德相胜学说，因为秦为水德，数以六为纪，所以改称六经，而五经则因为汉武帝认为汉为土德，所以数以五为纪，所以为五经，而在东汉时期，则出现了七经的名目，也佐证了作者的说法，因为汉光武帝是以火德为正，所以数以七纪。那么这种融合了阴阳家学说的经学风气是来自于哪呢？作者认为《汉书•艺文志》中记载的《春秋邹氏传》就是稷下学宫中代表阴阳家的邹奭的作品，而作为齐学代表的《公羊传》的大一统理论也是来源于《邹氏传》。因此齐学本身就具有阴阳家色彩。

而作为学派来划分，其实西汉早期流行的今文经学主要分为两派，齐学和鲁学。齐学因为受到太公的尊贤尚功的色彩，所以对政治更感兴趣，因此以《诗》《书》为主，讲求往昔帝王的事迹，惯于运用经验主义和逻辑主义的思维方式。偏向于外王一派，在政治思想上提出了气魄恢宏的“大一统”论，而鲁学则沿袭孔子的儒学传统，以礼乐为尊。偏重于道德义理，因常常研究现实生活中的礼学实践，因此思维方式上偏向于直觉体悟，更偏向于内圣一派。但是鲁学的礼学偏向于礼学的实践，而无对礼的思想的探求，而后仓则通过采撷后出的古文礼经内容，补足了鲁学缺失的礼仪，又使用齐学讲求大义的方法，给予礼学思想上的深邃。

而作为经学史的分期，作者认为西汉经学发展史上有两大转折点，第一个转折点是汉武帝时期的设置五经博士，变尊崇黄老兼容百家为尊崇五经兼容百家。第二个转折点是汉成帝时期，由尊崇五经兼容百家过渡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作者指出在汉武帝时期的人才进用方式是广道术之路，而非是以儒生为主，就算是提出天人三策的董仲舒也并未被汉武帝重视，相反差点遭遇杀身之祸。而我们认为是昏君的汉成帝，却因为自幼良好的儒家教育，顺应当时礼学改革的要求对百家进行禁绝，放归了不少的诸子博士。

本书也对其他领域的问题给出了一些自己的见解，如谶纬中记载的“刘秀发兵捕不道”原本就是当时长安反对王莽的经学家们喊出的口号，而其中的刘秀就是指的改名后的刘歆，因为歆与汉哀帝刘欣同，所以刘歆改名为刘秀。即刘歆改名在前，经学家为了反对王莽，所以用刘歆改名后的刘秀为谶纬，进行反对王莽的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