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的抗争与民主》读书总结
一、民主是什么？
民主是什么？这是一个我们常常在想却又深觉费解的问题。对于“民主是什么”常常有两种定义——实质性定义与程序性定义。最常见的实质性定义认为，民主就是人民当家作主；最常见的程序性定义认为，民主等同于公民广泛参与的竞争性选举制度。但我们又常常会因为因为这些定义而产生各种各样的争论。我想蒂利给了我们一个相对较好的定义。
蒂利写道：在本书中，民主仅仅意味着，与大多数其它政权相比，非民主的因素相对较少而已——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了小型暴政和大威权主义[1]。蒂利补充道，民主化意味着增加政府代理人和政府所管辖民众关系的宽容和平等，增强政府所管辖民众对政府人员、资源和政策有约束力的协商，增强对民众（特别是少数民众）的保护使之免遭政府独裁行动的侵害。一句话，我们谈论的是受保护协商的增减，称高水平的受保护协商是民主的。民主化并不意味着尽善尽美，也不是民主的精准运作，而是实质性的迈向更高水平的受保护协商。去民主化，意味着任何实质性的对受保护协商的背离[2]。我们可以看到，相对于实体性定义和程序性定义，这是一种突出政治过程的定义。
接下来，蒂利给出了寻找“民主之湖”的路标（“民主之湖”是蒂利的一个比喻，我们后面会提到），即如果一个政治体显示出这些特性，我们就说它是民主的：①相对广泛的公民—代理人关系；②相对平等的公民—代理人关系；③公民对于政府人员、资源和政策有约束力且行之有效的协商；④保护公民尤其是少数成员不受政府代理人专横行动的侵害。概括一下，就是①广泛性；②平等；③协商；④保护[3]。
蒂利对于民主的定义又可以概括为公民—代理人关系，而民主化的中心就在于公民—代理人关系的转变，民主化由公民—代理人关系的一系列变迁构成：拓宽这种关系，使之平等化，保护它们，使之服从于有约束力的协商[4]。
二、民主化的三重机制
蒂利指出：为民主化奠定基础的社会关系的关键性变迁，发生于三个互动的部门：公共政治、类属不平等和信任网络。在民主化的过程中，这三个部门会发生如下变动：
①公共政治的参与程度增加，也就是说，大部分政府管辖民众都获得了大致平等的参与公共政治的权利；
②类属不平等的减少，所谓类属不平等，意味着这不是一种针对个人的不平等，而是一种针对人群类属，如性别、种族、民族等之间的不平等。当类属不平等减少时，我们认为这就是一种民主化的表现；
③信任网络与公共政治的结合。所谓信任网络，是指那些承担有风险的长期事业的人际网络中心——诸如储蓄投资、社会教育等等，当信任网络脱离公共政治而独自扩散时，就会弱化其对大部分公民的保护，而增加少部分富人的权势。[5]
只有在信任网络与公共政治结合、不平等绝缘于公共政治，以及相关的公共政治内部转型这些积极变迁交织在一起的地方，有效而持久的民主才能兴起。反其道而行之的大多数公共政治变迁，都结出了非民主之果。而且，三者中任何一个方面的逆转，都促成了非民主化[6]。
三、民主与抗争的关系
那么民主与抗争之间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呢？蒂利指出：当不平等、信任网络和公共政治标题下的因果关系按照民主，也就是受保护协商的方向增长时，其常常发生于重大斗争之后的一段时间之中[7]。
这些斗争有哪些种类呢？在欧洲1650年以来的经验中，主要有四种反复发生的斗争，分别是：革命、征服、对抗和殖民化。这一切，对于现存的社会安排都是一种出其不意的冲击，并且所有这四个过程都包含旷日持久的政治抗争[8]。
民主与抗争的关系具体表现为：
①民主源于抗争。民主化常常给人一种错觉，即认为二者是水火不容的，这是因为，总体上讲，民主化遏制了抗争。但蒂利认为，1650年之后的欧洲，一切通向民主政治体的主要历史道路，都包含了旷日持久的抗争。民主源于民众抗争，并且动员和重塑民众抗争[9]。需要补充的是，在蒂利看来，并不是说所有抗争都能将促进民主，它依赖于这一过程所激活的特定机制，而我们看革命、征服、对抗和殖民化，首先是通过它们激活和转化抗争性诉求的方式[10]。
②民主化使抗争剧目发生了转变。我们提到了抗争剧目这个概念，这是蒂利的一个核心概念。这个概念是什么意思呢？抗争剧目是指人们制造的非连续性的、公共的、集体的诉求的主要手段。值得注意的是，一套剧目并不由一个行动者所独有，而是而属于一系列抗争者，并且是政治过程中的不同行动者之间形式互动的产物[11]。
那么抗争剧目发生了什么样的转变呢？蒂利指出，在17—20世纪之间，抗争剧目从诸如袭击收税人、对道德败坏者的仪式性羞辱、由选举产生的头目建立地方性武装这些旧政体的互动，突变为诸如举行群众集会、发动游行示威、组织罢工这些当代的互动[12]。蒂利将其总结为是由非民主抗争剧目向民主抗争剧目的转变。所谓非民主抗争剧目表现为一种以嵌入式政治认同为政治认同形式的、地方性的、特殊的、双轨的互动，换句话说，非民主条件下的抗争，是自发的、地方性的事件，往往带有暴力的倾向，也没有任何建构的内容，通常表现为纵火、大声喧哗、袭击收税人、洗劫房屋、游街示人等；而民主抗争剧目则表现为一种以超然性认同为政治认同形式的、普适性的、模式化的、自主性的互动，换句话说，在民主化的条件下，人们更多的采取体制化的抗争，包括群众集会、游行示威和组织罢工等，斗争的组织性大大增强，并且更多诉诸于普遍的意识形态和身份认同。
总而言之，民主化提升了抗争的品质，抗争的品质则进一步加快了民主化的进程。从这个意义上，西欧民主化进程的最重要因素，在于工业化进程塑造了民主化的支撑性力量——工人阶级[13]。
四、机制解释
我们已经在上文提到了很多的关系，在图示中也看到了很多的线条——这些线条意味着我们假设二者之间存在关系，那这些“关系”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呢？用蒂利的话讲，如果所有这些假设都成立，那么这其中反复出现的因果机制及其结合方式，我们又该如何进行解释呢？
蒂利首先提出以下机制和过程来解释民主化：
①个体倾向主要是作为结果而非原因；
②关系机制要优先于环境机制和认知机制；
③经纪之类的机制与我们所解释的社会过程是在同一层次上运作的，并不总是要转到类似分子运动过程的化学解释模型这样的微观层次[14]。
蒂利指出，在解释民主化和非民主化的努力中，大致存在四种论辩式样：必要条件论、变量论、次序论和集群论，而蒂利主要借鉴了必要条件论和集群论的两种传统解释，一般而言拒斥变量论和次序论。
所谓必要条件论，就是去确认一种政体在什么条件下总是走向民主化，以及哪些条件是不得不去发现并推进的。
所谓集群论，就是声称，民主化的条件、起因和次序，因时、因地、因政体而异[15]。
上述的机制解释也许看起来有些难以立时理解，但蒂利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民主之湖”的比喻，让我们对上述机制的理解变得很容易，蒂利指出：
w 民主不是油田——油田只能去寻找特定的地点；
w 民主不是花园——花园可以按照特定计划在四处耕耘；
w 民主更像湖泊——它是一系列偶然条件在某个地方造成的，可能是由于地震、侵蚀、冰川运动，而从未形成固定规律，但湖泊的形成也有一些必要的条件，比如说水、比如说落差，而民主的推动者应该更加专注于累积这些经验。
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做出以下判断：
w 民主偶然产生于政治斗争的中途，而不是历史悠久的性格倾向或长期宪政革新的产物；
w 民主化通常是作为斗争的结果出现的，在这些斗争期间，即便有，也只有很少的参与者拥有创造民主制度的自觉；
w 民主化的主要条件在不同地方是大相径庭的，民主之路不是一条，而是多条。
五、政体及其抗争
接下来，蒂利给我们提出了另一个核心问题，那就是“抗争政治中民族差异和民主的不同起源”，这个问题可以引申为两个小问题：
问题一：如何评价欧洲政体在受保护协商和政府能力程度决定的二位分析空间中的定位的多样性和变化？
问题二：如何、到什么程度以及为什么会发生：①抗争政治的转变；②在此二维空间中位置的变化相互影响。
（一）问题一
我们先来看问题一：如何评价欧洲政体在受保护协商和政府能力程度决定的二位分析空间中的定位的多样性和变化？
这一部分的内容如果结合蒂利的《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公园990-1992年）》一书就会更好理解。在《强制资本》一书中，蒂利试图去回答的问题是：如何解释自990年以来欧洲盛行的国家类型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巨大差异（比如城邦、公国、帝国等等）？为什么欧洲国家最终都汇聚成为民族国家的不同变体？为什么变化的方向如此相似而变化的道路却如此不同？答案就是：战争促使欧洲国家从分散和多样的国家形式集中到民族国家的道路上来。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准备和从事战争能力的不同导致了国家结构和力量的不同，同时资本作为准备和从事战争的必要条件对强制产生了制约作用。在此基础上，蒂利将所有的欧洲国家大致分为三种类型：以俄国、奥斯曼等中东欧国家为代表的强制密集型；以荷兰、威尼斯等北意大利城邦为代表的资本密集型；以及结合前两者优势以英、法为代表的资本化强制型。作者由此提出了一种新的国家形成的解释范式，避免了笼统、单一的诸如现代性、工业化之类的单线解释范式[16]。
这本书的思路和《强制资本》类似，也是要解释欧洲政体在民主化过程中的多样性和变化。
延续《强制资本》的思路，蒂利在本书中又增加了“信义”这个维度。我们简单解释一下这三个概念。所谓强制，就是包括一切共同导致社会行动者的人身和财产的损失或伤害的协同行动手段，例如武装力量、监狱等；资本是指有形的、可变的资源，例如自然资源、生产技术等；信义指的是社会场域（个人、群体、结构或位置）之间的关系，正是这些关系促使它们相互重视，例如宗教、民族、贸易纽带等[17]。
蒂利指出，正是由于强制、资本和信义在欧洲不同地区的结合方式，促进了这些地区截然不同的政体的形成，也决定了政体变迁的不同方向。这种多变性给了我们充分的理由，不要根据诸如国家形成、中央集权、现代化这样一些泥沙俱下的有关过程的术语，将强制、资本和信义的变迁混为一谈。
正是由于不同国家之间在强制、资本和信义分布上的不同，使得欧洲政体在受保护协商和政府能力程度决定的二位分析空间中的定位产生不同，蒂利将欧洲各主要政体在民主化过程中基于不同的强制、资本和信义基础所途径的民主化道路的不同清晰的展现了出来：
对于政府能力和受保护协商之间的关系，蒂利总结道：
w 在①政府能力和②受保护协商的广度所决定的二维空间中，政体的发展轨迹对于它们民主的前景以及民主实现之后的民主特色，具有显著的影响。
w 存在两个极端：如果政府能力的发展先于、快于受保护协商发展，民主之路就要途径威权主义；如果受保护协商的发展先于、快于政府能力，而政体得以存续，那么民主之路就要途径一个能力建设的险滩。
w 从长远来看，政府能力和受保护协商的增长，是相互强化的。一方面，国家的扩张导致了反抗、讨价还价和权宜之计；另一方面，受保护协商要求国家介入调停，从而激励了国家的扩张，继而促进了能力的增长。
（二）问题二
我们接下来看问题二：如何、到什么程度以及为什么会发生：①抗争政治的转变；②在此二维空间中位置的变化相互影响。
蒂利首先分析了欧洲中—高能力非民主政体民众抗争政治的典型形式。内部两个实线的圆圈表明了政体所规约的政治表演的范围，虚线的圆圈表明了抗争的范围，在这三个圆圈的互动过程中产生了不同的抗争剧目——在这里也可以看出“抗争剧目”是政治过程中的不同行动者之间形式互动的产物。
蒂利指出，有两个重要的因素推动了抗争政治的转变：
其一是经纪，或者说是经纪人，他们通常表现为教士、学校教师、地主、文书等文化经纪人，他们在不同的社会场域之间创建联系，将地方上的要求递交给中央，实现地方冲突与权力中心之间的联系。
其二是政治认同。蒂利指出，通过创造或激活乌合之众之间的联系，经纪人塑造了一种新的政治认同。所谓政治认同，就是在与政府发生联系的，关于“我们是谁”、“你们是谁”、“他们是谁”的一种集体性的答案。政治认同成为了勘定人的类属边界、确定边界之间的关系、进行跨边界联系等要素所共享的故事。
政治认同又可分为两种截然相反的政治认同：嵌入性认同和超然性认同。
所谓嵌入性认同是指一种以行业、家庭家族等具有特殊主义的因素为基础的认同；而超然性认同则是一种基于共同诉求，具有普遍主义的认同。正如我们在上文中提到的民主与抗争的关系中，嵌入性认同是非民主抗争剧目的表现形式，而超然性认同是民主抗争剧目的表现形式。而在欧洲的民主化过程中，抗争政治轨道的变化就表现为从嵌入性认同向超然性认同的转换。
那么这种转换又是如何发生的呢？蒂利给出的理由可简单总结如下：
w 政府能力的实质性增长促进了拥有超然性集体认同的政治行动者，以及跨越众多地点、人口和事件的剧目的形成。
w 强国家发展的悖论性差异：政府能力的早期扩张强化了成功的经纪人的角色，促进了超然性政治认同的形成，提供了一个与国家层次动员无关的地方抗争的政治框架。
w 战争手段的提取或者其他举足轻重的政府事业、与集体性权利的建立存在一种辩证关系。它们对人民、活动和资源的政府控制越先进，这些集体性能力就越频繁地激活超然性认同。
w 就政府事业所需的庞大人力物力财力的谈判，由此更换了政体中的角色，重新定义了他们之间的关系，创造出某些公民身份要素。
六、欧洲的抗争与民主
上述内容构成了本书分析的主要框架，而在本书的第三、四、五、六、七章则是根据这一分析框架和分析思路进行历史社会学的分析和研究，蒂利的分析认为：
七、结论
本书的核心问题在于：民主化的实现是如何促成的？而蒂利试图通过对欧洲历史分析探寻那些促进、阻碍或逆转民主化的机制与过程。
按照这个思路，蒂利总结出了一些在民主化过程中的必要但非充分条件：
w 公民身份的创造是民主化的必要但非充分条件；
w 公民身份的创造和民主化取决于三个场域中发生的变化——类属不平等、信任网络和公共政治——以及这些变化之间的互动；
w 只要军事力量仍然保持广泛的政治自主性，民主化就无法取得进步；
w 在特定条件下，革命、征服、对抗、殖民化加剧和集中了其中某些关键的因果机制；
w 民主化的规律，不在于标准的、普遍的次序或者充分条件，而是在多样化的组合和次序中，生产出类属不平等、信任网络和公共政治变化的那种反复出现的因果机制。
w ……
与此同时，蒂利也指出了一些我们通常觉得非常必要，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必要的非必要条件：
w 至少从欧洲的经验看，对民主普遍的、自觉的信仰并不是民主化的必要条件；
w 宪法并不像法学家所认为的，对民主化有那么大的影响；
w 通过起草宪法、推行选举、移植西方民主国家的正式结构来启动民主是不具有可操作性的；
w 为志愿性社团招兵买马以期建立“公民社会”是不可行的；
w ……
蒂利之所以认为这些因素是民主化的非必要条件，原因在于，在缺乏其它变迁的前提下，这些诱人的干预将会弊大于利。它们很可能造成这样一种局面，那些既有的掌权者会扭曲新的政府机构以服务于他们的利益。不过，蒂利也补充道：选举、志愿性社团和制度形式并不构成民主本身。然而，在一定条件下，他们会作为一种工具，服务于政权，使其迈向广泛、平等、受保护的、有约束的协商机制，步入民主进程。
最后，这本书能够给我们的启发是什么呢？或者换句话说，我们能为民主化的进程做些什么呢？蒂利告诉我们，根据自己所处国家是高能力政府还是低能力政府，采取的行动应该各有不同，但一言以蔽之，我们应该做的是在审慎的对前人经验进行总结过后，将相关的因果机制作为干预的潜在基础。
八、其它
关于查尔斯·蒂利思想的综述，建议参阅李钧鹏老师发表在《社会学研究》的《蒂利的历史社会科学——从结构还原论到关系实在论》一文；
关于机制分析，建议阅读查尔斯·蒂利《身份、边界与社会联系》一书，特别是第二部分第三章和第三部分第五章。
[1] 前言P2
[2] P17
[3] P42
[4] P19
[5] P19-20
[6] P21
[7] P28
[8] P31
[9] P34
[10] P32
[11] 《蒂利的历史社会科学——从结构还原论到关系实在论》 李钧鹏 社会学研究
[12] P35
[13] 《革命有多光荣？——评查尔斯蒂利的<欧洲的抗争与民主（1650-2000）>》 陈周旺 开放时代
[14] 前言P4
[15] P13-16
[16] 《民族国家崛起的宏大叙事和范式重构——评<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公元990-1992年>》 艾仁贵 世界民族
[17] P55-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