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和变动着的韩国劳动阶级——读《韩国工人》

花了整整一天时间读完，第二天一早来写这篇读书笔记。

具海根这本书受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一书的影响较大，都认为阶级意识和阶级认同都是在工人不断的运动中形成的，且这种阶级认同最终作用于更大更猛烈的劳工运动。具海根还受到汤普森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去研究阶级形成这一观点，虽然认为1987年及以后的工人运动是引人注目的，但他并不局限于此，而是将视野再往前扩展，从1920年代的韩国劳工运动开始研究，认为以往的劳动斗争和运动经验，为后来1987、1997的大罢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即以往斗争而不断形成的阶级意识和阶级认同才是爆发1987、1997大罢工的根本原因。

作者认为1997年的大罢工与1976年的罢工，虽然只相隔短短的二十年，但是却发生了质的变化，70年代和80年代，劳动运动争取更多的是员工的工作权益，如减少工作时间和提高工人尊严等，但是在90年代，劳动运动的重点则变成了保护工作稳定性和增强劳工的组织力量，原因何在？这是本书要试图回答的问题（P4）。

在东亚发展的研究文献中，大多关注的是东亚经济发展的奇迹，讲到发展主义国家、市场机制和儒家文化在其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很少讲到工人和他们的具体经验，关注的是劳动力，而不是具体的人。这是因为大多学着都将东亚的劳工视为经济发展中的被动和顺从的角色，他们处于严密的国家控制之下（P5-6）。是何种原因造成东亚工人的沉寂和顺从呢？以往的研究大概总结了三点，其一是儒家文化的影响，强调顺从、尊重权威、合作、勤劳、家长主义等；其二是经济上的影响，工资的提高和工作环境的改善使得工人满足于现状；其三是强调国家的作用，国家机器异常强大，劳工运动处于严格控制之下（P8-9）。

既然有这样三点重要原因影响，那么韩国工人为何比其他东亚国家表现出这么强的攻击性？他们是怎样形成这么强大的劳工运动的？本书的一个主要论点就是，文化与政治产生了密切的互动作用，有助于韩国工人阶级的迅速形成（P10）。与汤普森等人论述到的欧洲工人运动及其所处的环境相比，韩国工人的处境更为不利，因为没有任何浓厚的手工业文化（手工业领域往往是最早爆发运动的，因为此行业是受到冲击最大，道德悲愤感也更强），没有社团习语（corporate idiom）和社交文化，互助文化水平低（P12-15）。此外，韩国的政治、意识形态和花与环境对工人阶级的形成更为不利，因为左翼工会被右翼力量和美国军事政府彻底摧毁，无任何的组织基础（P15）。国家还大力宣传儒家伦理（P16）。

既然有这么多的不利条件，那么又回到了老问题上，韩国工人是怎么克服这些不利条件和团结组织起来的？作者认同儒尔根·柯卡的观点，“阶级总是处在形成和消失、进化和退步的过程之中”，所以韩国工人阶级形成过程在20世纪80年代期间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些变化应该是在70年代开始累积的结果（P18）。原有对韩国工人阶级的研究，表现出的普遍存在的阶级关系观念是一种化约主义（reductionist）和本质主义（essentialist）的假定，作者认为这两种观点想得太简单了，阶级不会主动出现的，只有在斗争中才能形成（P20）。

作者在第二章主要是介绍了韩国劳工运动的历史经验，并描述了韩国政治经济的发展和无产阶级化过程，是对历史背景信息做了时间线的梳理（P29）。劳工运动从20世纪20年代就开始出现，那时更多的是反抗日本侵略者，是民族性斗争的一部分（P31）。左翼的劳工运动在美国支持下的右翼集团竞争之下，被完全摧毁了（P32）。朴正熙上台后，采取出口导向型的工业发展模式，为了迎合国外资本，禁止工人运动（P35-36）。国家和资本的亲和，导致了产业关系中问题的深化，并导致了无依无靠工人积累起愤恨和怒火（P40）。

与国家工业发展相伴随的是，劳动队伍的无产阶级化，农业人口迅速减少，且快速流向第二和第三产业，无产阶级化进程速度惊人（P40-42）。有趣的是，在这一过程中，女性无产阶级化的速度比男性还快，因为出口导向型的工业化战略十分依赖女性劳力，女性在轻型制造业中人数众多（P43-44）。与中国相似的一点是，女性工厂工人基本上都是未婚年轻人，因为她们在婚后被迫返家，且大多数出身农村背景，高度同质性（P45）。（这一点在中国女工的研究文献中较多，婚前进厂，婚后返家）。随着工业发展，大型工厂越来越多，且在70年代中期发生了由劳动密集性轻型制造业向重化工业的转型，劳动力主体也由女性主导变为了男性主导（P45-47）。工人的教育水平也在不断的提升之中（P47）。从事农业人口减少，年轻人往城市迁徙，农村只有留守老人（与中国相似）（P48-49）。因为规模大的工厂增多，加之工业区集中，造成产业工人在空间上出现了集中性，工人之间形成了紧密的社会网络（P52-53）。作者在本章最后总结道韩国产业转型对于工人阶级运动的几个重要特征和影响方面。一是，产业转型的迅速性。二是，工业化以牺牲农村为代价，城市压倒一切，进城的农民失去退路。三是，工业化高度集中于城市地区，利于工人组织团结。四是，无产阶级的高度同质性，大多数来自农村地区，且是年轻人（P55-56）。

作者在第三章讲到韩国产业中的工作和权威。韩国的儒家文化教育和军队体制（男子都要服军役）教会人们学会顺从权威，再加之家庭的重要影响，家长制的意识形态，限制了劳工运动（P58-59）。韩国工人当时的工作环境极为恶劣，工作时间长，负担重，加班多，且遭受有语言上的暴力和身体上的惩罚（P60-66）。在这样的环境下，工人成为了做活的机器，工业事故发生率逐年升高，很多工人患上职业病（P67-71）。在当时是处于卖方市场，工人担心被解雇，抗争的愿望小（P71-72）。在工人中间，体力与非体力劳动、男工与女工、不同教育程度工人之间的收入存在巨大差距（P73-75）。年轻的工人将强烈的家庭伦理带到工厂，家人是他们坚持下去的动力（P76）。工人普遍被看不起，整个社会崇尚的是非体力劳动。在韩国工厂中，管理者权力是比较专制的，比较具有家长制色彩。在这种权威模式下，对工人的控制体现在全部的时间和空间中。对于身体的规训是必经的（身体方面，这点可参见潘毅老师的《中国女工》）。显然，韩国企业受到军事模式影响较大（P78-84）。工人受到的身体惩罚和符号歧视之苦，正是他们在工厂中的辛酸经验，形成了极为愤怒的劳工力量，为后来运动中的好战性提供了基础（P85）。

作者第四章以一位影响深远的“殉道者”——全泰壹作为开头，讲到工人运动开始兴起一波浪潮。全泰壹的自焚为工人阶级提供了一种强大的象征（P88）。70年代开始兴起争取独立工会的斗争，在这些斗争中大多数明显都是由妇女领导的（P91）。此外，这一时期工会活动还有一个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工会的活动分子与教会组织之间开始密切联系。工会也开展一些小组（小圈子）活动，增强工人的团结意识（P92-94）。因为教会本身地位特殊，有着国际性的网络和国内的组织结构，一旦与工人结合，单个国家政府干预的力量也是有效的（P97）。工人除了与教会结合，也别无他法了，其他的力量已经被政府或者资方垄断和吸纳了（P96）。

作者随之讲到了一个经典斗争案例——东一纺织公司的工会斗争。公司用各种办法来破坏由女工主导的独立工会，最常见的是动用男工来破坏，从这一点来看，当时工人内部存在很大的分歧。不仅如此，公司还动用防暴警察来镇压（P98-106）。随着70年代下半旗基层工会运动的强化，工人的反抗越来越外部化和政治化，反过来又遭致了国家进一步的压制。这时，工人与政治中的反对派开始结合，且在国家压制之下结合速度加快了（P107）。政府不给工人活路，反倒逼得工人与其他外部势力结合成了坚固的联盟（P111）。最能说明斗争外部化和政治化趋势的是Y.H.公司的斗争（P111）。

这一时期，女性成为斗争的主导力量学者南壮林认为大致有三个原因。其一是，与结构有关，集中在几个少数行业，受到歧视严重。其二是，参加劳工斗争的成本较低，年轻、单身。其三是，本身获得提拔和提升的机会少，斗争性更强（P116-117）。作者认为最关键的原因是轻型制造业中的女工与进步教会组织之间发展起来的密切联系。如果没有教会卷入，作者认为本时期的劳工运动并不会这样强烈（P117-118）。韩国性别歧视严重，但随着劳工的开展，阶级问题的强调超过了性别问题（P121-122）。作者最后总结了教会组织在70年代对韩国工人阶级运动的发展的三个方面的贡献。一是提供了一个避难所，工人在此彼此交流和分享各自的观点。二是教会帮助工人确定她们努力的方向。三是教会领袖承担了在国家压迫面前保护工人的角色（P123-124）。

作者在第五章论述了工人和学生之间逐渐产生联结。随着劳工运动的政治化，以及韩国国内市民力量的崛起，80年代光州事件等民主运动的不断出现，学生开始将劳动实践作为一种主要的政治战略，很多学生加入工厂劳工，并当局称为“假工人”（P130）。学生将工人作为政治同盟者，视其为社会改造潜在的最强大力量（P131）。这里作者介绍了两个典型斗争案例，分别是大宇汽车公司罢工和九老团结斗争。这时可以看到，斗争已经扩展到大企业主导的重化工业，学生出身的工人成为关键要素（P139），而且工人斗争的目标从资本（雇主方）也转向了政府，目标从争取生存权也转向了为民主而战，可以说这是一场政治斗争（P141）。由于工业园区的集中，工人之间社会联系增多，不同企业之间的联合斗争也开始出现（P136、146）。在学生的参与之下，工人积极参加小组活动，在80年代初造就了大量具备越来越强的阶级意识和工会意识的工人（P147）。作者随后介绍了两位学生出身的工人，访谈得知，工人的阶级意识培养起来是比较慢的（P152）。

作者在第六章着重论述工人的认同和阶级意识。作者认为，除了要关注无产阶级存在的物质条件外，还要重点关注阶级关系的符号和文化方面。本章就是要探讨工人阶级体验的文化方面，考察工人生活体验的这一方面是如何塑造他们的斗争形式，并探讨他们形成工人认同和阶级意识的方式（P158）。工人在当时被资方称为“臭工人”“打工妹”“打工仔”，受到中产阶级的鄙视。在韩国的教育意识形态中，工人处于底层。韩国工人的情感既受到地位意识也受到权利意识的影响（P165）。此外，年轻女工受到了双重压迫：性别歧视和对体力劳动的文化贬低（P167）。这种地位和符号方面的不平等，使得工人产生“恨”——一种不公平的意识，这种“恨”既有对现实命运的接受，也有对造成这种恨的人的强烈报复欲望（P170）。“恨”虽然不是一种阶级语言，但是提高了阶级意识，增进了阶级感情。“恨”被激发后，工人之间的团结变得更加强而有力（P172）。韩国工人阶级认同和阶级意识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70年代下半期出现的类似人民党主义的民众运动（P179）。当时的民众文化极大促进了工人的阶级意识（P181-183）。此外，工人也通过一些文化形式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如诗歌和农乐舞、戏剧等，不断发展工人的阶级文化和制度（P184-190）。作者最后认为，工人从“脱离取向”变为“表达取向”（想逃却逃不掉）尤为关键，正是在这种表达中，工人之间的认同感出现，阶级情感和阶级意识也不断出现（P191）。

作者在第七章论述到了工人阶级意识达到一定程度后发生的1987及之后的系列大罢工。197年大罢工虽然规模巨大，但是其特征却是自发性、无组织和无协调的爆发，且是在南部工业城市蔚山爆发的（这与之前的罢工地点不同）（P200-201）。1987年大罢工与之前罢工不同之处在于，他们强调工会组织的重要性，是在重化工业的大企业中爆发，主导力量为男工，没有外部知识界团体发动和领导，是工人自愿和自发参加集体行动的结果。这证明工人已经成为了独立的斗争力量（P202-204）。要注意到的是，没有以往劳工反抗经验的积累，这次是不可能发生的，阶级意识也是不可能现在这样成熟的（P205）。1987年大罢工最早是由现代公司内发动的，是工人为了争取成立独立工会而导致的。抗争时间陆陆续续持续很久，政府也动用了武装力量进行镇压，但可以看到的是，工人的团结精神诞生了，具有了高度的阶级意识和政治觉悟（P217）。而且这种工人阶级团结还延伸到了同一企业集团或同一地理区域的工人同伴，实现了更大范围的跨企业联结，白领工会运动和蓝领工人运动一起合作（P221-223）。

这次罢工之所以发生在南部是因为，其一，过去运动活跃的地区遭压制大；其二，过去活跃地区的学生离开了企业；其三，南部地区企业经济效益变差（P227）。在这次大罢工中，男性超越之前的女性成为主导力量，使得运动的抗争程度更加激烈。但与之相关的是，有部分学者却忽视了之前女性主导劳工运动的重要性及延续性，作者认为这是一种“近视的历史视野观”，没有看到前后两者的继承关系（P231-232）。

作者在第八章中讲到了处在了十字路口的工人阶级该何去何从的问题。阶级总是在不断变化的（Hobsbawn，1984）。在90年代，国家改变了之前的做法，更多的选择作为中立的态度（P238），这逼迫资本采取新的做法来应对工人的抵抗。资本采取四种新的做法来应对，第一，实行一套新的人事政策，让工人工作的更满意一些。第二，采用一些新战略增强他们在使用工人方面的弹性，如分包、外包，机器人代替人工等。第三，开始接收工会，与之共存，拉拢工会领导。第四，拉拢媒体，宣传国家经济困难的局势，道德绑架工人（P240-241）。在国家与资本的双重做法下，工会运动出现了倒退，运动少了，工会的会员也减少了。工人看似又回到了之前原子化的个体地步（P248）。但令人没有预料到的是，1996年冬韩国再次爆发工人运动，且范围和烈度超过以往，是一次全国性的大罢工。罢工虽然规模宏大，但最后取得的结果甚微。作者认为要理解这个结果，就要将其放置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进行思考，正是全球经济的迫切需要及其新自由主义的霸权意识形态预先决定了1997年这场总罢工的结果（P251）。因为韩国1997年受到亚洲金融危机影响，国家濒临破产，工人斗争的目标其实比之前受到了限制。通俗来讲，能保住现有的工作就不错了，而不要求其他的权利了（要啥自行车啊）。

但韩国为何没有发展到塞德曼（Saidman）而言的“社会运动工会主义”呢？作者总结了三点原因，一是韩国劳动法对于工会活动的限制，二是韩国的失业程度比较轻，三是韩国工会运动的目标则是争取人的生存权利和尊严，而不是其他。

90年代的韩国工人内部分化严重，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为大型企业雇员与中小型企业雇员之间在工作条件和工资方面出现了重大差别，福利也差别巨大；另一方面为受长期雇佣、得到法律七月和工会保护的工人与那些非常骑行雇佣、工作不稳定和很容易遣散的工人之间的分野（P258-259）。（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外包的、临时性的工人的斗争性是不是要弱一些？）弹性工作增多，妇女是其中的主要受害者。（现在的外卖、快递、滴滴、代驾也是这种类型，弹性工作，一方面弹性大，流动性大，另一方面也是联结少，斗争弱）。所以，上述的两种分野造成了工人内部的分裂。总体而言，作者认为以往的“戈利亚工人”已经不复存在了，90年代的工人越来越实用主义、个人主义、自私和不问政治（P263）（这与中国也很相似）。激进的工人已经退化到极少数。原因何在？就是因为现在公司的条件改善，福利好了；公司采用了新的管理方法，加强对工头的权力等（P264-265）。其实就是资本越来越聪明了，也说明工人阶级的认同是一个复杂多变的过程，而非是单纯线性的进程（P266）。工人觉得可以与资方进行合作谈话，而非暴力的对抗。其实，作者还认为最为重要的一点是家族意识形态和家长制统治在工人意识中的重要作用，这种意识和工人的阶级意识应该是可以共存的，只不过不同时期谁占据上风罢了（P267）。

作者最后在结论中提到，1987年后的民主化后果有三点，一是工人权利增强，国家改变强硬立场；二是国家政策倒逼资方做出让步，产业体系从“专制工厂体制”转变到“霸权体制”（布洛维，the politics of production）中来。三是工人的阶级斗争与广泛的社会政治运动逐渐分离，也即是更多的知识分子与工人的分离。除了民主化，全球化额后果也是显而易见的。全球化导致资本市场竞争激烈，资本作出改变，更多的分包、外包和临时性工人出现，工人内部开始分裂，运动能力大幅度下降。在这种激烈竞争环境下，卖方市场进一步凸显，工人能保住现有工作已经是幸运，其斗争重点也是为了保住工作岗位。此时的工人阶级已经四分五裂，充斥更多的是实用主义和个人主义，其目标越来越狭隘（P269-271）。值得注意的是，韩国工人虽然战斗性闻名世界，但是在组织、政治、意识形态方面它仍是一个弱小和容易受到伤害的阶级（P271）。作者最后提到，阶级认同和意识还在资本主义制度的不断演化总塑造和不断塑造。那么，我的问题是，随着新的经济危机的消除，那么工人运动是否还会从生存权利转到其他权利上来呢？这值得继续观察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