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瞿骏︱《纪念集》还是《遗稿》——《师友杂忆》阅读札记一则

来源：《上海书评》

瞿骏（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

钱穆的《师友杂忆》是一部既可以做史料用，又可从中找到安身立命之慰藉的经典民国学人回忆录。但所谓“孤证不立”，《师友杂忆》中的历史叙述也一样需要经过仔细的检视和考订，其中有相当多的细节需要参以其他史料作进一步考辨析，比如钱穆为亡友朱怀天编“纪念集”一事。 朱怀天名允文，松江西门外钱泾桥人，1916年8月起在无锡梅村县立第四高等小学教书，和钱穆为同事兼挚友。1920年朱怀天离开学校，欲往新加坡谋事，但因“背生疽返家”，却缓于求医，到8月3日竟不治而卒，年仅二十三岁。对朱怀天的身后事，《师友杂忆》中的记述为： 检其遗书。怀天有日记，余摘取其间要语，并余两人之《辟宥言》、《广宥言》共四篇，及《二人集》，合并为一书，名《朱怀天先生纪念集》。除学校师生外，并分赠当时国内图书馆。日记则由余保存。对日抗战时，余家藏书尽失去，怀天日记亦在内。不知其纪念集他日尚可检得否。 钱穆的回忆明确说有《朱怀天先生纪念集》一书（以下简称《纪念集》），但现在我们能读到的朱怀天的集子名为《松江朱怀天先生遗稿》（以下简称《遗稿》），那么两书究竟是何关系。这就需要从两人既“辟”之，又“广”之的《宥言》一书谈起。 《宥言》一书乃吴在所作，他是朱怀天在江苏省立第二师范学校二部读书时的老师，对朱怀天的思想影响极大，据《申报》广告，1918年3月《宥言》出版。钱穆读到《宥言》应在1918年4月，据朱怀天日记云： 公之吴师既以《宥言》寄来，读未竟，宾（四）曰：以其所思者作《辟宥言》三千言。读之与私心刺谬者，因更作《广宥言》一篇，约得六七千言，皆就《辟宥言》所言者，而更辟之。曰：广为继公之言后也。此篇之作亦所以示志也。初读《辟宥言》，拟即此而止，无所阐发。既成数段，亦拟作后以自省，而不为宾四见。时宾四适以事归，既来校问于《辟宥言》有所说乎？则嗫嚅不能出口，意不欲见人也。终以宾四之相问，有不能已者，因出示之，而附作意于篇首，庶以知其所由作也。 从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在钱穆读《宥言》后，确实写有《辟宥言》一篇以作回应，而朱怀天亦作《广宥言》一篇阐发其师的看法，对钱穆再作回应。但《遗稿》中收录了《广宥言》，却无《辟宥言》，更未见有《续辟宥言》和《续广宥言》存在的蛛丝马迹。笔者依据《遗稿》内容只能推测《遗稿》是《朱怀天先生纪念集》最后成形付印的“缩编本”。理由有三： 第一，《遗稿》中收入了钱穆挑选整理的朱怀天日记要语、《广宥言》和朱怀天的一部分诗词，论著和翰札，钱穆《师友杂忆》中提到的自家文章则一字未收，由此可谓为“缩编”。 第二，所谓《二人集》应是存在的，在朱怀天日记中有抄写“二人酬唱录”，“全计得诗六十八首，词一首，凡我与宾四日常言行之可录者，可记者，要不外是矣”等记录。钱穆在给《遗稿》所做序言中亦两次提到“二人酬唱录”。 第三，据钱穆回忆《朱怀天先生纪念集》除学校师生外，分赠当时国内各图书馆。笔者所见《遗稿》中有江苏无锡泰伯市图书馆寄赠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图书馆（民国十年九月廿七日）的字样。 综上钱穆可能编过一本他所说的《朱怀天先生纪念集》，但出于种种原因，最后成形付印的时候抽去了钱穆本人所作的文字，变成了仅留下朱怀天自己文字的《遗稿》。钱穆为何这样做？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他身体有恙，不能从容行事，对此钱穆为《遗稿》作的序言有清楚交待： 怀天性好诗，其日常起居琐节以及意兴议论之所到，往往见诸诗。怀天既与余同事，其日常起居几若形影之不相离，而意兴议论之所到，亦多与余有交关出入焉，故其诗亦以与余唱和者为多，余二人所钞“二人酬唱录”者是也。余拟为怀天作一《传》，为其《遗集》作一《序》，又编钞其诗为《怀旧录》，入《遗集》中。不意初动手而咯血，又患脑衰，不能卒事。今者期限促迫，诸同人将为怀天集会追悼，而怀天遗集亦将于是日勒订成册，终不能待余从容为《传》、《序》，我病未愈，终不能执笔成意。 另一个重要原因是钱穆在编朱氏遗稿的过程中，曾给吴在去信，恳求他为学生遗稿作一序言。但被吴在拒绝，且吴在复书云：“去秋怀天死未逾月，其兄来书征怀天遗稿，在无以应。今先生征序，在又无以应”（按，在《钱穆先生全集·素书楼余渖》中收入了钱穆为《遗稿》所作《序言》，但后附的钱穆去书与吴在复书均被删去）。吴在这种一拒再拒的消极态度虽被他自己解释为“一念及怀天，中心凄楚，不能自已，一也；怀天所言多在之所欲言，今衰其所言可数卷，在不知为何辞赞之，二也；人事仓卒，每一凝思，辄有所阻，三也”，但恐怕这些解释并不能让与朱怀天感情甚笃的钱穆满意。钱穆的不满情绪在日后《师友杂忆》的行文间也会有所表露，比如他提到：“1930年余去北平燕京大学任教，时吴公之在清华，然余闻其日常生活颇为消极颓唐，不复似往日怀天之所语，竟亦未与谋面”。 由此《广宥言》为朱怀天作品，钱穆编《遗稿》不得不收，但钱穆自己因读吴在《宥言》而作的《辟宥言》是否需要收入，恐怕他就要费一番斟酌了。显然最后的结果是钱穆选择了放弃，且就笔者所见此文未编入他的任何文集中，也造成了研究者欲借此一窥钱穆早期思想的遗憾。当然《朱怀天先生纪念集》是否另有其书或有待更多的史料发掘，但就目前史料看，以上梳理可为暂时的结论。

本文获华东师范大学江南文化研究院专项课题“明清以来松江历史文书档案整理资助”项目支持，项目编号：ECNU-JNWH-201906，特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