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张一兵、周嘉昕｜资本：一种历史性的社会生产关系——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研究

摘要：《雇佣劳动与资本》是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认识和理解史中的一个重要理论文本。在这里,马克思第一次对“资本”这种历史性的生产关系进行全面的说明:一方面,雇佣劳动与资本这两个关键词的标识,就已经标志着资本主义的科学批判一般理论框架,即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确立之后,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的理解所达到的最高水平,这一点尤其表现在对资本和资产阶级社会关系的理解中；另一方面,马克思已经直接着手在解决“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剥削本质,即开始研究剩余价值问题,尽管囿于既有的理论框架,马克思对其尚不能作出科学的说明,但科学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入口已经开始打开。

1845年,马克思恩格斯确立资本主义科学批判的一般理论框架之后,并没有公开他们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正面说明(《德意志意识形态》),即便是在《哲学的贫困》中,也只是在批判蒲鲁东的过程中间接地阐发了这一理论。1847年革命形势的高涨,使马克思意识到从政治经济学出发正面阐发对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和社会的科学批判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同年12月的下半月,马克思在布鲁塞尔为德意志工人协会的会员作了几次关于雇佣劳动与资本的讲演,并打算出版这些讲稿。但是由于1848年的“二月革命”和随后马克思被逐出比利时,这个意愿到了1849年4月才部分地得以实现,《雇佣劳动与资本》以社论形式发表在马克思主编的革命日报《新莱茵报》上。因为在“看到了1848年以波澜壮阔的政治形式展开的阶级斗争以后,我们想要更切近地考察一下资产阶级的生存及其阶级统治和工人的奴役地位所依为基础的经济关系本身,也就适当其时了”。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马克思第一次对“资本”这种历史性的生产关系进行全面的说明,同时也已触及剩余价值问题,尽管囿于既有的理论框架,马克思恩格斯对其尚不能作出科学的说明,但科学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入口已经开始打开。 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研究中,《雇佣劳动与资本》一般被看作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第一次全面阐述。这充分说明了该文献在马克思恩格斯思想探索过程中的重要地位,但正如许多学者已经指出的那样,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马克思经济学理论坐标系的主要参照仍是李嘉图,马克思不仅接受了李嘉图劳动价值论的科学意义,同样也受制于这一理论范式,因而未能彻底说明“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剥削的内在发生过程—“资本和劳动的交换”本身就是一个不严谨的说法。对于马克思恩格斯的资本主义理解和批判来说,《雇佣劳动与资本》同样具有标志性的意义:一方面,雇佣劳动与资本这两个关键词的标识,就已经标志着资本主义的科学批判一般理论框架,即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确立之后,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理解所达到的最高水平,这一点尤其表现在对资本和资产阶级社会关系的理解中；另一方面,马克思已经直接着手在解决“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剥削本质,即开始研究剩余价值问题。然而,尽管已经触及到剩余价值问题,但马克思并未从根本上彻底说明这一资本增殖的内在本质,因此,在19世纪40年代末的革命理论中,经济学分析和政治运动(阶级斗争)的“联结”仍具有一种直接的、想象的特征。—从根本上说,马克思在50年代的“反思”就是针对这一问题的。 作为谋生手段的雇佣劳动 劳动问题历来是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关键性范畴,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劳动表现为本真的非异化的人的自由生命实现活动与现实中非人的异化劳动；在《评李斯特》一文中,异化劳动则成了工业中打上引号的“劳动”；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马克思恩格斯直接用奴役性分工下的劳动指认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被统治的劳动阶级状况。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一文中,马克思的全部分析建立在一个全新判断之上,这就是资产阶级生产方式中存在的资本对雇佣劳动的关系,也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将工人指认为“雇佣工人”,而他们的劳动则成为在雇佣关系之下的商品化劳动,即雇佣劳动。马克思说,在工人与资产者的交换中,劳动成为一种商品。在1891年的版本中,恩格斯将此处的“资产者”改为“资本家,”而将“劳动”改为“劳动力。”可是,工人为什么要出卖劳动呢?“为了生活”! “劳动是工人本身的生命活动,是工人本身的生命的表现。工人正是把这种生命活动出卖给别人,以获得自己所必需的生活资料。可见,工人的生命活动对于他不过是使他能以生存的一种手段而已。他是为生活而工作的。他甚至不认为劳动是自己生活的一部分；相反地,对于他来说,劳动就是牺牲自己的生活。劳动是已由他出卖给别人的一种商品。因此,他的活动的产物也就不是他活动的目的。” 显然,劳动是工人本身的生命活动和生命的表现,这样的表述在形式上还是形似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可是,这里的劳动绝不是人的共同类本质,而是工人个体的生命活动。更重要的是,马克思历史性地分析说,劳动并不是向来就是商品。“劳动并不向来就是雇佣劳动、即自由劳动。”奴隶就不是把他自己的劳动出卖给奴隶主,“奴隶连同自己的劳动一次而永远地卖给自己的主人了”。并且,农奴只出卖自己的一部分劳动。今天工人出卖自己的劳动是资产阶级社会的产物。马克思深刻地看到,工人自由地出卖自己的生命活动,并且是“零碎地出卖”,并非真的出于自愿,而是因为在这个资产阶级体制下的饥饿。资产阶级雇佣关系的本质是:“工人不是属于某一个资产者,而是属于整个资产阶级”。在1891年的版本中,恩格斯将其改写为:“工人不是属于某一个资本家,而是属于整个资本家阶级”。 以“工资”为核心的“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分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第一次全面阐述 在演讲乃至社论的一开始,马克思为自己设定了一个宏大的理论目标:“我们分三大部分来加以说明:(1)雇佣劳动对资本的关系,工人的奴役地位,资本家的统治；(2)中等资产阶级和农民等级在现存制度下必然发生的灭亡过程；(3)欧洲各国资产者阶级在商业世界受市场霸主英国奴役和剥削的情形。” 然而,《雇佣劳动与资本》实际完成的内容仅只是第一项而已。为了在普通工人面前尽量说得简单通俗,说明的过程首先是从“什么是工资”开始的。从工资入手,马克思指出,工资不过是作为一定商品的劳动的价格,并且借助竞争说明价格的最终决定因素是“生产费用”,紧接着在分工和机器发展的基础上证明了工资和生产资本之间的对抗性关系。总的说来,《雇佣劳动与资本》的经济学理解与《哲学的贫困》并没有实质性的变化,特别是在包括价值、工资、竞争、分工和机器在内的许多基本问题上并无二致。但无论如何,《雇佣劳动与资本》作为马克思资本主义理解方法论变革之后对于政治经济学理解所作的第一次正面表述,都具有重要的历史阶段性意义,其中三个方面的内容尤其值得关注: 第一,《雇佣劳动与资本》本身紧紧围绕一个关键问题展开,在对“什么是工资”的回答背后实际上暗含着的是对资本和雇佣劳动之间的关系、工人遭受奴役的本质的回答。选定工资作为自己政治经济学全面阐述的核心和开端,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向和科学意义,即对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内在对抗性本质的剖析。在分析中,马克思恩格斯通过理论和现实双重探索也已经充分证明了掩藏在资本和雇佣劳动虚假的表面一致背后的矛盾和冲突。 第二,既然“工资是资产者为了偿付劳动一定的时间或完成一定的工作而支出的一笔货币”,那么“工资不是工人在他所生产的商品中占有的一份”而是“原有商品中由资本家用以购买一定量的生产劳动的那一部分”。这一点不同于斯密“工资和利润扣除”的结论,表明马克思已经站在李嘉图彻底的劳动价值论立场上,并且初步作出了针对用于购买生产劳动和物质资料的资本不同部分的区分。 第三,尽管劳动价值理论的获得标志着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理解的深化,但在40年代末,他们对于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并未形成真正科学的理解,没有制定完备的剩余价值理论。这首先表现在“劳动力”概念的缺失之中(在《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原稿中,我们后来在研究中通常看到的是恩格斯1891年修改之后的版本,其中标注了马克思原文的情况。具体两个版本可以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二版第1卷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6卷),工资是劳动的价格,但实际上正如马克思后来所认识到的那样,“劳动”并不能成为商品,成为商品的只是“劳动力”。尽管在与之同时形成的《工资》手稿中保留了马克思对该问题更为详尽的思考,但仍不能脱离市场交换意义上的劳动和资本的一般关系。换言之,虽然马克思已经注意到剩余价值的出现,但既有的理论框架无法说明这个“剩余”的内在根源,而不得不诉诸市场交换的不平等关系。 生产关系的历史本性与“资本”概念的第一次科学剖析 对于马克思恩格斯的资本主义理解而言,《雇佣劳动与资本》还是一个重要的文本事件:马克思在生产关系的历史本性理解基础上,对“资本”概念第一次进行了全面的透彻分析,同时还对“市民社会”(资产阶级社会)范畴作出了新的界定。这些文本上的变化表明,马克思恩格斯虽然还未使用“资本主义”这一特定概念,但是已经对资本主义现实形成了全面的理解,即在机器工业生产力(分工)基础上形成的资产阶级社会(bürgerlicheGesellschaft),其中居于统治地位的是“资本”这样一种特定的资产阶级的社会生产关系。 1845年底至1846年上半年,在同青年黑格尔派的论战中,马克思恩格斯已经确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分析方法,并从分工和所有制出发分析社会历史进程；在《哲学的贫困》中,这一分析框架具体化为生产力、生产方式和经济关系之间的辩证关系；《雇佣劳动与资本》则第一次从经济关系之中确立了生产关系这样一个重要的历史唯物主义概念。并且,马克思深入地阐述了生产关系的历史本性。马克思认为:“人们在生产中不仅仅同自然界发生关系。他们如果不以一定方式结合起来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便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关系,才会有生产。”熟悉《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人不难发现,马克思这里的表述与《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章的相关内容是接近的。当然,在这里,马克思想集中表达的是人们在生产中结成的关系,并且,他直接区分了生产关系与社会关系:“各个人借以进行生产的社会关系,即社会生产关系,是随着物质生产资料、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而变化和改变的。生产关系总合起来就构成为所谓社会关系,构成为所谓社会,并且是构成一个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具有独特的特征的社会。古代社会、封建社会和资产阶级社会都是这样的生产关系的总和,而其中每一个生产关系的总和同时又标志着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一个特殊阶段。” 我们可清楚地看到马克思这里用着重号突出强调的东西,社会生产关系在一个社会结构中的关键性地位。生产关系的总和即通过更复杂的社会关系建构出社会,生产关系随着生产力的改变而改变,并决定整个社会关系的总体变革。 更重要是,马克思据此推断出一个关于资本主义理解和认识中的至关重要的观点,即资本也是一种社会生产关系。正是针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将资本理解成一些物,如“资本包括原料、劳动工具和各种生活资料,这些东西是用以生产新的原料、新的劳动工具和新的生活资料的。资本的所有这些组成部分都是劳动的创造物,劳动的产品,积累起来的劳动。作为进行新生产的手段的积累起来的劳动就是资本”。其实,这也是马克思在《巴黎笔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甚至《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接受的东西。可现在马克思已经不再这样看了。在此,马克思通过一个十分形象的例子来说明自己的新认识: “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他才成为奴隶。纺纱机是纺棉花的机器。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它才成为资本。脱离了这种关系,它也就不是资本了,就像黄金本身并不是货币,沙糖并不是沙糖的价格一样。” 马克思现在认识到,“资本也是一种社会生产关系。这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关系”。他发问道,“构成资本的生产资料、劳动工具和原料,难道不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不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下生产和积累起来的吗?这一切不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在一定的社会关系内被用来进行新生产的吗?并且,难道不正是这种一定的社会性质把那些用来进行新生产的产品变成资本的吗?” 马克思还认识到,资本不仅包括那些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中成为商品的东西,而且还包括交换价值。这些交换价值的总和之所以成为资本,“是由于它作为一种独立的社会力量,即作为一种属于社会一部分的力量,借交换直接的、活的劳动而保存下来并增殖起来。除劳动能力以外一无所有的阶级的存在是资本的必要前提。只是由于积累起来的、过去的、物化的劳动支配直接的、活的劳动,积累起来的劳动才变为资本”。既然资本作为一种社会生产关系,是一种历史性的存在,那么它就有其自身存在的前提和历史形成过程,同样也必将为历史所超越。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以及1847年前后的著作中,马克思恩格斯已经一般性地将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边界指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在具体的社会变迁分析中,则主要将其与竞争导致的工商业危机与工人和资本家之间阶级鸿沟的加大联系在一起。 除了“资本”定义之外,这一文献中对“市民社会”(资产阶级社会)的界定也是值得我们高度关注的一个问题。1843年前后,马克思是在黑格尔的意义上接受“市民社会”概念的,直到《德意志意识形态》,这一概念本身都没有获得清晰的界定,依据不同的分析语境存在两种不同含义。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广义上的“市民社会”已经为更为一般的“社会”概念所取代,而狭义的“市民社会”则专指“资产阶级社会”。当然,“(古典)古代社会、封建社会和资产阶级社会都是这样的生产关系的总和,而其中每一个生产关系的总和同时又标志着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特殊阶段”。因此,随着马克思恩格斯资本主义理解理论的逐渐清晰,“市民社会”概念也逐渐固定为“资产阶级社会”,即特定生产力基础上的资产阶级生产关系总和。 价值剩余与阶级斗争的不完全缝合:针对马克思恩格斯19世纪40年代资本主义批判的一个简短评论 在对雇佣劳动同资本之间交换的分析中,马克思已经初步得出了“剩余价值”的概念。这正是不久前他与恩格斯共同意识到的,作为资本主义社会剥削关系的本质所在。 “工人拿自己的劳动换到生活资料,而资本家拿归他所有的生活资料换到劳动,即工人的生产活动,亦即创造力量。这种力量不仅能补偿工所的消费的东西,并且还使积累起来的劳动具有比以前更大的价值。……工人为了换到生活资料,正是把这种贵重的再生产力量让给了资本家。因此,对于工人本身来说,这种力量是白耗费了。” 这意味着,雇佣劳动和资本之间是一种不平等的交换,“劳动商品”具有特殊的创造性力量,而这在资产阶级生产方式中却为工人所白白耗费,为资本家所无偿占有,即剩余的价值。然而,由于马克思未能对“劳动”和“劳动力”作出准确的区分,所以在这里的分析中也就无法找到剩余价值形成的科学根源。也由此,尽管在一般意义上已经确证了从生产方式出发批判资本主义的科学范式,但对于资本主义剥削的理解却仍然无法完全深入生产过程,不得不诉诸交换层面上不平等的竞争关系。 更进一步说,由于无法为“剩余价值”的产生提供一个科学的说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同政治理论之间形成了一种外在的“连接”: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当然是一种对抗性的存在,但是由于这种对抗、不平等尚未得到彻底的剖析,直接的阶级斗争便成为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对抗性存在的唯一表现。需要说明的是,按照马克思的理论,任何一种社会形式当然包含着内在的对抗,这是由生产力(分工)的发展所决定的；在现实的资本主义发展中,资本家对无产阶级的剥削所导致的阶级斗争当然也是生产内在矛盾的表现。但在19世纪40年代,在资本统治关系仍表现为两大阶级的直接对立,且马克思在经济学研究中尚无法说明资本主义剥削的内在过程时,这种剩余价值的分析同阶级斗争的诉求之间便难免呈现为一种外在的缝合。这也是马克思恩格斯一方面强调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进步意义,同时在1848年革命中又表现出布朗基主义理论色彩的内在现实和理论根源。随着50年代后资本统治关系的调整以及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深化,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的理解与批判也必将获得新的发展。 作者：张一兵、周嘉昕 文章来源：《党政干部学刊》2008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