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个内容概括

在第一章《荷马与希腊人》中，芬利指出，荷马的身份不重要，而彼时的希腊人也并没有“希腊”的自我认识，虽不存在统一的希腊标准语，但史诗所用的语言则是一种能让来自各地、出身不同的听众都能理解的一种“人造语言”。此外，关于希腊人对神话的态度，他理智地驳斥了过度理性的观点，即奇迹般的故事，如海伦的出生，在古典时代通常被视为仅仅是寓言或象征，几乎没有希腊人怀疑这个英雄时代的存在。这样，芬利就抛出了一个在当时看来非常新颖，时至今日也不乏洞见的观点：希腊的历史以奥德修斯的世界为源头（而不是迈锡尼文明）。第二章为《诗人与英雄》，芬利首先谈论了荷马史诗的年代学和历史性，希腊人已经将这个英雄时代“深深植入自己的过往历史”，但从荷马并没有精确的纪年，更不知其具体年代与日期。不过芬利并不认为这很重要，甚至《伊利亚特》与《奥德赛》之间明显的内容与创作年代的差异、“荷马”究竟是一个人还是一群人，都不是问题的重点。他动用了历史学家的“特权”（license），忽略掉这些细微的差异，而更关注两部史诗内在的一致性。根据口头创作理论与口头传播理论，无论早晚，反正史诗的各部分都是诗人根据已有的材料进行程式化创作的结果，那么学者就可以根据这些材料，对其时代进行整体的分析。加上史诗中既没有还原迈锡尼时期的社会形态，也缺少了大量前八世纪的社会体制与社会活动，芬利提出，真正的“荷马时期”应该是公元前9-10世纪。这样大胆的推论在很长一段时间都引起了争论。 以上是“奥德修斯的世界”可以成为讨论对象的基础。作者在剩下的篇章中为我们展示了这个世界中的生产关系、社会组织形式、道德与价值观。在《财富与劳动力》一节，作者指出奥德修斯的世界是一个aristoi（掌握着财富和权力的世袭贵族）与“大众”的世界。英雄外的大众中，除了“自由的”牧人、农民与奴隶，芬利还区分了“身具手艺的人”demioegoi，帮工thes和家臣therapontes，他们都是以劳动为生。芬利以“阶级分析”的方式与社会史的视角，展示了底层劳动者的社会地位，并发现家庭（oikos）在这个世界的经济运行中占据主导地位，其核心就是土地，而依附于其他oikos和失去土地的被流放者，都处于悲惨的生活状况中。芬利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概念，就是英雄间的赠礼。赠礼是上古社会的一种经济形式，必须伴随着回礼，甚至缴纳给君主的税金与赔偿，而贸易也只是简单的以物易物。也即是，奥德修斯的世界中并没有一个供求市场，物资的交换必须依据等值的原则。第四章《家庭、亲族与社群》，芬利强调了个体对阶级、亲族和Oikos的强依附，并讨论了国王权力和特权和社群（demos）。aristoi的阶层内，由家族而不是阶层维护行为准则、惩罚违规举动，而公共事务则由单独群体的首领共同决定。在奥德修斯的世界中，社群通过家庭、亲族和阶层完成主要活动，国王的权力比较大、以强力统治，但社会的习俗、传统、民意具有极高的约束力。国王本质上是贵族的一员，即“同侪之首”，在老国王去世后，没有成熟的王位继承制，而是其他贵族以武力争夺新王位。通过联姻形成的亲族血脉、赠礼形成的宾友之谊，编织了上层社会的关系网。而对于广大的demos，他们对aristoi的生活漠不关心，在纷争中保持中立。在本书的最后一章《道德规范与价值观》，通过讨论争端的解决、作为声望象征的战利品，芬利强调了英雄的能力和荣誉准则：一种以勇武追求荣誉，而不是财富、智慧甚至生命的英雄主义。英雄们的宴饮也是一个维护宾友之谊的场合，主人、宾客与家臣共同分享食物，维系了阶层的存续。而这样的荣誉只属于aristoi，对于平民来说，他们在集会中没有与贵族争辩的权力。芬利还从爱的方面体现出女性地位的底下。全书讨论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史诗中神的人格化。人们尊崇英雄有如神，但神也与人有着同样缺点，都是不完美的。芬利认为《伊利亚特》中隐藏着一场“智识革命”：神没有道德特质，也不为人间负责——凡人则向同侪、制度与习俗寻求支持；而在《奥德赛》的最后，出现了“迟疑”、“复杂”的道德革命：英雄开始强调道德与怜悯，而并非之前那样只关注武力与荣誉。 由此，芬利为读者呈现了一个独立于两段已被人知晓的历史时期中，人的精神风貌与社会关系。在这段历史里，某些与日后希腊文化极为相似的价值观与社会形态出现了，我们可以在赫希俄德的作品中听到它们的回音，这就是“奥德修斯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