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儿理论与身份政治

Annamarie的《酷儿理论导论》为我们展示了酷儿理论的发展历史，是研究酷儿理论的重要著作。酷儿以其模糊性作为特征，它反对现有的稳定不变的性分类系统，反对“异性恋/同性恋”和“男人/女人”的强硬二分，尤其反对特定性身份的构成。酷儿理论无疑是具有颠覆性和破坏性的。

而且，除了挑战传统性别规范，酷儿理论也威胁到了传统同性恋文化的认知根基。对“同性恋”的辩护往往是诉诸自然的——即他们“天生如此”，就像“异性恋”一样无法改变其欲望对象。这就成为了“同性恋”的本质主义解释，而这样的解释能够使同性恋群体在社会上和政治上获得明显的好处。因为同性恋者的“同性恋”身份是不依赖我的意志决定的，也可以被认为是上帝创造的，那么教师是一名同性恋者就完全不会成为问题（因为ta不会影响到学生的性倾向发展），同性婚姻也顺理成章。然而酷儿理论反对存在连续不变的“同性恋”身份这一前提，也控诉追求与异性恋等同的权利这样一种同性恋政治，这种政治的纲领不但没有威胁到如今的异性恋霸权体系，反而希望融入其中。

确立并强化有所谓“同性恋”的本质身份是有危险的。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指出，种族主义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要将犹太人确定为一个“种族”。一名犹太人不可能因为改信基督教而改变ta的民族性。而具有种族主义背景的社会将这种民族性与绝对的灾难相联系，从而实施种族灭绝。这样的危险同样可能蔓延到同性恋者的身上（最近“骗婚”与“男同性恋”的绑定就产生了类似的压迫）。另外，身份的本质化也意味着他们要接受在“异性恋/同性恋”的二分结构中后者地位较次的事实。因为异性恋“自然地”拥有的权利却是同性恋需要经过痛苦激烈的抗争过后才能获得的，而且也仅仅是与前者相等的权利。

于是酷儿理论就面临这样一个两难困境：固定的身份既造成了压迫，又提供了强大的政治力量。Joshua Gamson在《身份运动非自我解体不可吗？一个酷儿的两难问题》中认为认真思考酷儿的两难困境有助于身份运动拓展新思路。他提出以下观点：第一，明确的边界和固定的身份只在特殊层面上有意义。“男同性恋”的身份只表示他被同样“性别”为男性的人吸引，而不代表他在其他与性无关的方面区别于“异性恋”。第二，社会运动的进行不一定要以构建集体身份作为目标（同性恋平等权利运动构建了“同性恋”，种族平权运动构建了“种族”）。集体身份的不固定化，即酷儿运动所期望的，也完全可以成为集体行动的目标。最后，两难困境也许是无法避免的，而我们要做的就是找到一种能在两者之间找到平衡的政治活动。

在未来，身份政治非常有可能愈演愈烈，甚至“酷儿”本身也似乎演变成为一种身份，并列在“LGBT”之后。毕竟酷儿这股颠覆性力量要面对的是更加强大的异性恋规范体系和人类符号化的本能。但是酷儿理论描绘的前景无疑是诱人的，未来如果我们能找到在身份政治和酷儿政治之间的平衡，那么我们就能够理解在某段时间内政治活动向前者倾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