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的品味
一 这里的“大众”,指的是“占人口较大比例的群体的成员”。张岱年先生在《中国文化与文化争论》中谈到中国雅俗文化的四点主要区别:(1)雅文化中唯物论和无神论根深蒂固;俗文化中宗教迷信的影响强大。(2)雅文化中,重义轻利和崇德贱力的价值观占统治地位;俗文化中,突出富贵利达价值观,崇敬财神、寿星和各行各业的行业神,而不是仁智合一的圣贤。(3)雅文化中,仁是最高的道德典范;俗文化中,由墨家思想演变而来的侠义是最高道德规范,“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是民间结社的纽带。司马迁说:“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司马迁写《史记》有游侠列传。老百姓企望游侠拯世济难。从《后汉书》起,正史中不记载游侠。(4)吟诗作画,舞剑操琴,纹秤对弈,是风流名士的爱好,是雅文化的标志。传奇、小戏,是市井百姓的娱乐,是俗文化的标志(以上引自《中国文化地理概述(第二版)》一书)。 从《歧路灯》中,我们可以看到“雅”“俗”文化在社会生活中的冲突,与张先生所言类似,而作者作为儒家的士人,对俗文化进行了严厉的抨击:(1)小说中的王氏,经常往家中请一些尼姑、道婆之类。谭绍闻听信风水先生的蛊惑,要迁祖宗的坟;听信道士的话语,在家中烧制银子,结果赔了一大笔钱。这里有两点需要注意:一,儒家反对“迷信”,主要是从伦理道德的角度出发的。比如谭绍闻的父亲的朋友们反对迁坟,主要的原因还不是鬼神的虚妄,而是对祖宗动土有违孝道。荀子说“君子以为文,百姓以为神,以为文则吉,以为神则凶矣。”这一立场大致被后世儒家所遵循。二,儒家对宗教的反对,主要是通过考察自身的经典。谭绍闻的父亲的朋友们反对迁坟,就讨论了《五经》,以证明风水的观念在经典中是找不到依据的。Benjamin Elman谈到晚明的类书时说:“Unlike early modern European scientific culture, where natural history could increasingly be displayed as concrete items in a museum, the historical array of entries, which were included in late Ming encyclopedias, represented a distanced account of natural phenomena as words in a text that needed to be decoded primarily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language.”对于文字的崇尚,似乎是中国古代知识论的显著特征。(2)与财富和地位相比,小说中的士人更加重视品质和美德。谭孝移给儿子谭绍闻娶亲,就选择了饱读诗书却没什么财富的士人家庭的女儿。等到谭孝移去世,妻子王氏给儿子娶亲,却选择了家境殷实的暴发户。大众的“宗教迷信”,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求自己的好处,儒家则一味修德,将个人的得失祸福委之天命。(3)谭绍闻在父亲去世后不学无术,结交了一批狐朋狗友,与他们结拜为兄弟,儒家的士人则反对结拜、认干儿子和干女儿。在此可以看到儒家和侠义思想的对立。当然,小说可能对侠义思想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矮化,从这方面说,它构成对《水浒传》等作品的一个明确或暗含的反对。(4)小说中的士人雅好诗书,游山玩水时引经据典、吟诗作赋,以此为乐,盛公子等纨绔子弟则一看书就头疼,沉迷于嫖赌、看戏等活动。谭绍闻的第二任妻子巫翠姐嗜戏如命,一张嘴就是戏文,所有的道理都是从戏台上学来的(第一任妻子孔氏来自士人家庭,“孔”和“巫”的姓氏暗示了不同的文化立场)。 二 我们还可以从雅俗的立场,解释为什么《歧路灯》(以及,在较小的程度上,《儒林外史》)在大众当中默默无闻,名声远不及四大名著,甚至比不上三流的《说岳全传》《封神演义》等小说。 大众,在我看来,是更加注重一种目的论的。这并不是说其他人不注重目的论——我认为它是全人类所共有的思维——而是说大众对于目的论以外的东西知之甚少。小孩子在听故事的时候喜欢追问“然后呢?”这里包含了对于结果的关心。也就是说,小孩子更加注重一件事所导致的结果,而非它的内在价值。这也许解释了为什么童话故事经常以“从此他们过上了幸福的生活,直到永远”为结尾。这种结尾有浓重的基督教色彩,实际上是对时间的终结,小孩子对此是无法追问的。大众与其他人相比更加像小孩子。这解释了大众什么更加喜欢小说而不是诗:前者包含了叙事,满足了大众的目的论上的渴求,后者则将叙事弱化,而专注于非时间性的、或者极短时间内发生的感情和状态。当然,小说实际上包含了叙事和诗两者。叙事的部分能够为全人类所理解,诗的部分则较大程度上是大众所不能理解的。 叙事和诗的一个区别是语言上的。列维—施特劳斯采取一种“诗——神话”的两分法,认为“诗”就是从一种语言翻译到另一种语言就会被破坏掉的东西,而“神话”是无论怎样翻译都会被完整保存的东西,因为“神话”实际上是一种叙事结构,表达了人类共有的思维模式。我们看到大众对于叙事的兴趣是大于对诗的兴趣的。 除此之外,大众对于两个题材比较感兴趣,一是暴力,二是情爱。在四大名著当中,《三国演义》《水浒传》和《西游记》讲的是战争、杀人和探险,可被归于暴力的类别,《红楼梦》讲的是男女恋情,可被归于情爱的类别。这里面可能还有一个性别的区分,即男性更加喜欢前三者,女性更加喜欢《红楼梦》。《儒林外史》和《歧路灯》则讲的是读书和教育,与这两种题材关系很远。 按照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中的划分,明代后半叶是浪漫主义的时期,以《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为代表;清初是感伤主义的时期,以两部戏剧《桃花扇》《长生殿》为代表;清代中叶是批判现实主义的时期,以《儒林外史》《红楼梦》为代表。《歧路灯》作于清代中叶,也是典型的现实主义的作品。我们看到明代小说中有很多“超人”,关公过关斩将、刮骨疗毒,武松赤手空拳打死老虎,孙悟空上天入地无所不能,都不是凡人能做到的。《儒林外史》和《歧路灯》中则没有一个超人。《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都是可以被改编为儿童文艺,甚至直接给青少年阅读的,《儒林外史》和《歧路灯》则是“中年人的书”,其中的很多人生况味,人到中年才更加能够体会。 孔子说“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宋儒说世人“重耳目而轻性命”。这里的“德”“性命”我倾向于用冯友兰先生的“境界”说来解释,即它们更加属于一种“精神的创造”(见《中国哲学简史》的《人生的境界》一节)。因为属于创造,所以需要花费更多的人为的努力,甚至对人的智力等是一种挑战。但是这种努力和挑战有其回报,即使得我们能够在更多的人生的可能性中做出选择。“高雅”是较多的人生的可能性相互比较之后胜出的部分,“低俗”是较少的人生的可能性相互比较之后胜出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