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瑞是清官，曾国藩也是清官，两人却大不相同

此前已经看过张宏杰老师一本《简读中国史》，这一本的着眼点就是历史上的腐败。这本书一开篇，就引用了英国人赫德的一句话，他说中国人和他们最大的不同，就是中国人说人性善，他们说人性恶，所以中国人靠道德的教育养成规矩，而他们则通过法律进行惩罚。

这话好像有点儿道理，但是从我们的历史上说，历代皇帝对腐败现象也是深恶痛绝，而且很多朝代都采取过不能说不严厉的举措。比如有皇帝提出来过官员要做到大公无私，必须把他们全阉了，朱元璋更是历史上反腐最激烈的皇帝，规定地方官受贿60两就剥人皮填上草，放在官府大堂以儆效尤。

那么，历史上这些严厉的反腐措施，为什么起不到多大作用呢？还是因为没触及根本。比如权力决定一切的社会运转机制一直都在，再有就是官员的低薪制导致腐败的恶化。当官的酬劳太低，官员们只能靠贪污腐败来维持。

那么既然如此，中国历史上为什么绝大多数时候，还是坚持低薪制呢？一方面是官僚系统不断扩张，导致财政无力负担，古代社会有用官位酬劳臣子的传统，导致十羊九牧。第二方面，也是因为皇权专制自私短视的本性。

按照书里所说，其实西汉的时候官风还是比较好的，是因为那时候实行一定的高薪养廉，尤其中高级官员贪腐的不多。为什么底层官员包括官以外的吏员要贪腐，是因为高级官员和低级官员，以及官员和吏员待遇过于悬殊。由于收入过低，低级官吏连基本的生活需求都无法满足。不过不管怎么说，汉代官吏的素质比起隋唐之后的朝代，还是要高一些的。

到魏晋南北朝不一样了，不少朝代开始实行无俸制，也就是当官不拿薪酬，对于一个王朝来说，这是占小便宜吃大亏，贪腐照样杜绝不了。到唐朝俸禄又高了很多，包括中级官员收入也不低，比如白居易任江州司马，写一首《琵琶行》给人的感觉是很失落，其实他那时候一个月能拿五万文钱，已经相当丰厚了。

宋朝在一定程度上也实行高薪养廉，虽然最后失败了，但贪腐程度还是低于明朝和清朝中后期。宋朝的经验证明，局部高薪养廉不能持久，没有权力约束的高薪养廉不可能真正成功。

到了明朝，不仅低级官员收入不高，连高官也难以承受低薪之苦。很长一段时间，明朝都是拿朝里一些不值钱的存货来给官员们抵钱。国库为什么没钱了？因为很多的钱都给了朱元璋的后代们。也就是说，虽然明朝的官员们俸禄很少，朱元璋的子子孙孙却活得很滋润。

这也是为什么明朝皇帝的后代都拼命生孩子，一个地方藩王能生一百多个，有的同胞兄弟见面甚至都不认识。

到了清朝，贪腐依然非常严重，要说其中的清流，要数英国人赫德掌管的晚晴中国海关。可以说，它的廉洁程度在两千多年帝制的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当然，这件事的性质另当别论，至少从客观结果来看是这样。

书里还重点说了陋规这件事。粗陋的陋，规矩的规。陋规是什么呢？就是由于低薪，地方官员的收入和支出相差太多，明显收不抵支，比如有的官员收入100多两银子，支出要去要几千两甚至上万两，这时候就需要拿灰色收入，比如送礼和收礼，基本都成为公开的规矩了。连林则徐这样的人，也不得不利用陋规。

曾国藩也是这样。一方面，曾国藩确实是一个清官，在现存资料中，找不到曾国藩把任何一分公款，装入自己腰包的记录。但另一方面，曾国藩又有意识地，不让大家知道他是一个清官，可以说是内清而外浊。

相比之下，海瑞倒是绝对的清官，但在当时那样的环境因为过于清廉，周围的官员都不愿意与之为伍，动不动就建议朝廷赶紧升他的官。这样也导致海瑞这一生，反而没办成什么大事，只留下一个清官的名号。

曾国藩不想以海瑞这样的清官形象被载入历史。按书里所说，曾国藩有意取海瑞一尘不染之实，却竭力避免一清如水之名，他的选择远比做“清官”更复杂，更沉重。作者说，曾国藩的这种做官方式，或许可以给我们今天的廉政建设提供一些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