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建华：愿望图像、幻象与“受到引导的希望”——论布洛赫《希望的原理》中“具体乌托邦”的文学表征
本文原刊于《文艺研究》2021年第10期
摘 要文学不仅在布洛赫的希望哲学中占据醒目位置，更是其哲学的一种特殊言说方式。作为希望哲学的基础性概念，“具体乌托邦”的建构是通过文学表征完成的。透过《希望的原理》第16章中所分析的三个与愿望图像密切相关的文学文本，布洛赫向我们呈现了“具体乌托邦”与抽象乌托邦、虚幻乌托邦之不同，同时阐明了具体乌托邦之现实性、动态性和开放性特征。而作为“具体乌托邦”概念的另一种表述，“受到引导的希望”概念则表明布洛赫用理性来引导乌托邦冲动的努力。从文学表征理解“具体乌托邦”概念，不仅有助于理解《希望的原理》的文本构成方式及整体思想脉络，也有助于理解“具体乌托邦”对于存在的本体论意义，进而对布洛赫的思想洞见做出公允的评价。
《希望的原理》（Das Prinzip Hoffnung，梦海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版。以下引文凡出自该译本者，均只随文标注页码，个别字句据原文有改动）是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的集大成之作，在20世纪西方思想史上影响深远。这部著作虽是阐释的宝库，但对阐释者而言也是不小的挑战，其中最为重要的问题之一，就是理解布洛赫希望哲学的奠基性概念——“具体乌托邦”（konkrete Utopie）。这一概念贯穿三卷本巨作，将“希望”一词从日常语言中提炼出来，成为“受到引导的希望”（docta spes）1。倘若在理解和阐释中将具体乌托邦还原为含混的、日常语言化的梦想，希望哲学的理论脉络及其革新意义便无从谈起。因此，如何领会和理解这一概念，对于希望哲学的整体性把握至关重要。
从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对具体乌托邦概念的理解并非易事，其背后的原因很多，在此仅提出两点。其一是这一概念复杂的生成背景。国内学者讨论具体乌托邦，一般会将这一概念溯源至布洛赫的成名作《乌托邦精神》。但实际上，布洛赫对乌托邦谜题的探寻、对希望哲学的建构，始于1908年他关于新康德主义者海因里希·李凯尔特（Heinrich Rickert）的博士论文2。因此，具体乌托邦并非对《乌托邦精神》中饱含激情的思想的改造，它的孕育时间更为漫长，既包含对狭义乌托邦思想的拓展和完善，对柏拉图以来的西方哲学、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中的“理想”概念的反思3，又是他的乌托邦哲思与经典马克思主义逐渐融合的成果。由于希望哲学的多重向度，它和经典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是一个极为复杂的论题，不在本文讨论之列。但是，仅就具体乌托邦这一概念而言，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梦与生活之间的共同点”（第162页）关心乌托邦与现实之间如何构建坚实的关系，“朝向世界”（《前言》第13页）则讨论乌托邦的超越性维度如何落实。具体乌托邦蕴含了梦想-现实、超越-世界这些张力性的对题。布洛赫的传记作者彼得·祖得克（Peter Zudeick）在《布洛赫词典》中认为，具体乌托邦概念从根本上扭转了乌托邦的内涵，布洛赫对其的使用，强调“与现实性趋向一致的乌托邦愿望与思想得以实现的可能性”，“乌托邦以及与乌托邦相关的一切，由此成为包孕广泛的哲学原理”4。另外，具体乌托邦概念的提出，也包含布洛赫对德国法西斯主义的历史反思：法西斯的乌托邦幻象借用了乌托邦强大的召唤性功能，但在精神上却是虚假和倒退的，它比“抽象乌托邦”更难辨识，也更加危险。
其二，具体乌托邦作为一个概念，其难解的直接原因在于布洛赫独特的写作方式。他频繁地使用这一概念，却从未对之进行严格的定义或论证。布洛赫在哲学语言上的革新不逊于黑格尔，他对黑格尔的评价也完全可以用在自己身上：“他的很多表述就像盛满浓烈芬芳、闪闪发亮的琼浆玉液的容器一般，但是这样的容器却没有把手，难于抓握。”5英国当代政治哲学家戴维·米勒（David Miller）对《希望的原理》的评述，则具体地描述了阐释布洛赫的困难：“面对这迂回曲折的概念路径，文学、哲学和神学间错综复杂、彼此纠缠的关联，许多批评家和译者都不禁抱怨这部著作的形式，认为是它让书中的哲学与政治信息模糊不清。”6因此，要解开具体乌托邦之谜，首先要面对的就是布洛赫写作中哲学与文学过于密切的关系。事实上，自柏拉图以来，西方哲学家鲜少有不讨论文学的，但是像《希望的原理》这样与文学血肉相连的哲学建构却极其罕见，正如罗纳德·阿伦森（Ronald Aronson）敏锐指出的那样：“《希望的原理》的推进并非是观点被论证、提出、阐释、捍卫或提供例证的过程，而是另辟蹊径，似乎在进行一场与西方文化世界的内在对话，其形式是旁白、契合的例子、注释、故事。”7可以说，文学不仅在希望哲学中占有前所未有的醒目位置，更是《希望的原理》的整体言说方式本身。
如果不明了文学与哲学在布洛赫思想中水乳交融的关联，那么理解《希望的原理》将是极其困难的。许多学者都认为，《希望的原理》第16章是该书核心章节，夏凡在其著作中特别强调了这一点：“我以为这一章是布洛赫《希望原理》的‘文眼’所在，也是理解布洛赫哲学思想的关键。”8但此章究竟该如何解读，论者始终语焉不详。实际上，第16章以三个文学文本，从不同角度形象地呈现了具体乌托邦及其特征。换言之，具体乌托邦意义的明晰化是通过一个特定的方式完成的——将文学文本作为哲学概念的隐喻。文学文本竟成为理解哲学体系基础性概念的密钥，布洛赫在这两者之间究竟架构了怎样的桥梁，这便是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问题。
一、愿望图像所对应的两种乌托邦
布洛赫深谙乌托邦精神与人类激情之间的密切关系，在讨论具体乌托邦及其相关概念时，他有意选择了以爱情与婚恋为主题的文学文本。这种选择的原因首先在于，爱（Liebe）一直以来都是布洛赫极其重视的主题之一。“爱的因由”（Grund in der Liebe）是布洛赫早年《乌托邦精神》之中最具哲学意味的章节《不可建构的问题之形成》（Die Gestalt der unkonstruierbaren Frage）中的重要部分。该书1923年再版时，布洛赫几乎重写了这一节，其重视程度可见一斑。作为一种深刻的内在体验，爱与乌托邦精神的内核一致。另外，如果仅就《希望的原理》而言，布洛赫在讨论“创造性的预感”时，曾用相同的隐喻讨论青年人的人生旅程与宏大历史转折期（第158—159页）。爱与革命冲动之间形成了隐喻关系，个体的生命历程与群体的、乃至人类历史的发展两相应和。
在《希望的原理》第16章《乌托邦实现中的图像；埃及的海伦娜与特洛伊的海伦娜》中，布洛赫先后讨论了三个文本，它们都与爱的愿望图像（Wunschbild）相关：其一是《魔笛》，尤其是当塔米诺王子看到帕米娜画像时的唱词“这幅画像如此美丽”9；其二是莱瑙的抒情诗篇《思念的变迁》，诗人诚实地面对自身情感状态，当他见到久别重逢的未婚妻，却转而怀念两人别离期间未婚妻在他心中的精神画像；其三是欧里庇得斯的《海伦娜》，当特洛伊沦陷后，梅涅劳斯带着引发战事的海伦娜返回斯巴达，途中遇见身在埃及的海伦娜真身，那个从特洛伊带回的幻象的海伦娜便在熊熊火焰的烟气中消失了。三个文本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形象地呈现了具体乌托邦、抽象乌托邦和虚幻乌托邦：《魔笛》是直接体现具体乌托邦诸特征的文本，是爱的正确成像；《思念的变迁》呈现的则是抽象乌托邦，是爱的错误成像；《海伦娜》中的幻象是爱的虚幻成像，进而导致乌托邦的虚假实现，它比无法实现的抽象乌托邦更为隐蔽与危险。三个文本中，对《魔笛》的直接论述相对较少，但它不时作为抽象乌托邦和虚幻乌托邦的对比性文本出现。可以说，通过揭示何为抽象乌托邦、何为虚幻乌托邦、尤其是虚幻乌托邦的伪实现，具体乌托邦的特征得到反向呈现。
《魔笛》剧本具有古典主义和人文主义的特色，“是一部人道主义化的幻想作品”（第186页），充满童话元素，而童话正是布洛赫最为偏爱、甚至在《希望的原理》中予以专章论述的文类。《魔笛》的主人公不仅拥有高贵的身份，更有敢于经受试炼的完美人格，他不断进取的精神，也与布洛赫激赏的《浮士德》的内在精神完全一致。比起荷马笔下各有性格缺陷的英雄，塔米诺则是一位将高贵身份和美德融于一身的人物，他不仅勇于冒险，更是为让世界重归和谐这一崇高目标而冒险。作为初出茅庐的年轻人，塔米诺在冒险伊始看到帕米娜画像的瞬间便坠入爱河。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坠入”指向的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爱慕对象，也同时引领他走向一种拥有明确目标的行动，即将年轻姑娘从萨拉斯特罗的禁锢中拯救出来。塔米诺毫不犹豫地投入这段征程，在与真正的帕米娜相遇之际，他们紧紧拥抱。
塔米诺注视画像萌生爱情的一刻，被布洛赫总结为“令人狂喜的形态中的白日梦”（第384页），是诸多美梦中最绚丽的一种。在这样色彩斑斓、至为明亮的人生体验中，人似乎触摸到生命中最美好的东西——尽管触发它的只是一幅画像而已。塔米诺为素未谋面的美人画像神魂颠倒，是恋人图像激发乌托邦激情的典型范例。从童话、骑士小说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白痴》，布洛赫发现在许多作品中，画像都被视作爱的媒介。布洛赫认为，在年轻人成长的过程中，就已经酝酿着一种对爱的渴求，这是一种预先推定的意识（die Antipationsmacht）：“这种热恋并非那喀索斯式的，尽管爱情的对象含糊不清，但是他预先存在于自身的身体之中。”（第61页）在未来爱人的画像尚未出现时，这幅画像已经在内心逐渐成型：“当尚未找到自身对象时，爱早已描绘了它的图像。”（第385页）内心的画像虽然影影绰绰，但是已经拥有了大概的轮廓。
前文曾提到，布洛赫从未严格定义具体乌托邦的内涵，但他曾在两处使用几乎相同的方式解释了这一概念，“预先推定的力量……应该称之为具体乌托邦”10，以及“精准的预先推定，具体乌托邦”11。从这两处可以看出，“预先推定”是具体乌托邦的同义反复。爱之对象的孕育过程生动表明了预先推定概念的悖谬性特征：尚未存在，又已经存在。肖像之所以激起狂喜，是因为它的出现让内心缥缈又坚定的渴望获得了清晰精确的呈现。画像一出现，塔米诺就认出他的爱人，这是一个富于诗意的辩证过程：塔米诺与帕米娜素未谋面，却期待已久；他仅仅看到画像，便明了这是他的爱人。画像的乌托邦效应在于，它为内心的期待赋形，是内心期待的客观外在表现。同时，它为未来指引了方向：画像指向一个活生生的人与通往未来的行动。这种行动是当下的、迫切的、刻不容缓的，在《魔笛》的情节中表现为追寻、拯救以及结合。爱的成像时刻成为具体乌托邦的隐喻。狂喜并不仅仅属于求爱的年轻人，也属于每个上下求索、终获顿悟的浮士德，属于清晰明了的计划终于成型的实践者。
愿望图像不仅会带来激发行动的爱，也会产生如“最纯粹的梦中女性”（第390页）一般的偶像。由此，布洛赫过渡到浪漫主义的、不愿被世俗婚姻消磨的爱。婚姻是爱的实现，然而婚姻也带来爱的“实现的忧郁”，“正是这种实现的忧郁充满疑虑地把爱的愿望击退，从而使这种愿望作为遥远的爱而被与世隔绝，或被物化”（第397页）。在布洛赫讨论的第二个文本《思念的变迁》中，为避免对情人的爱褪色，诗人莱瑙宁愿自我放逐于海的另一端，与未婚妻保持距离。当他终于抑制不住思念返程时，悖谬的事情发生了：所有与爱相关的欢乐之情，都于未婚妻本人出现在诗人面前的一刻烟消云散，他重新怀念起船行大海的归途——“只是孤独地与你的美丽肖像交往”12。和塔米诺看到素不相识的女子的可爱画像并由画像作导引真正走到帕米娜面前不同，莱瑙内心珍藏膜拜的愿望图像，不过是他在与一位女子订婚后自行营造的幻想。这样的图像无法引领他走向未婚妻，甚至与活生生的、作为图像原型的那个人水火不容。布洛赫犀利地指出，这是偶像之爱、物化之爱、不敢与现实照面之爱，是“无法经受任何蒙太奇的庆典”（第210页）。换言之，它无法引发任何行动，是一种病态的、静态的、抽象的感情。这种无法激发实际行动的愿望图像，不再是通向未来的召唤，也因此丧失了自身的乌托邦效应。诗人对爱人怀有远超爱人自身的憧憬，当爱人现身之际，没有塔米诺和帕米娜式的紧紧拥抱，而只有逃避与绝望，这种症候正是源于愿望图像与现实的完全割裂。现实与愿望图像（理想）间的鸿沟不可逾越，诗人无法屈就自己与现实打交道，最终只能悲剧性地结束自己的生命。莱瑙的愿望图景逃避现实，它指向的不是生命在现实世界的浩荡展开，而是生命的终结。这种抽象的物化之爱，正是抽象乌托邦的最佳隐喻。布洛赫称之为“虚构图像的幻灭”（第397页），并将莱瑙的理想画像与资产阶级的口号相提并论：“资产阶级分子只在口头上侈谈自由、平等、博爱，而在实际上‘放弃’这些理念。”（第211页）由此可见，抽象乌托邦不仅与期待本身的对象有关，它所包孕的希望（理想、理念）的不成熟，也指向期待主体的问题，在抽象乌托邦“背后没有坚实的主体，而且不涉及现实的可能性。因此，这种功能与向前的、更美好的现实趋势相脱离，从而容易陷入歧途”（第161页）。
《思念的变迁》和《魔笛》中的两种恋人图像，分别被布洛赫总结为“错误的成像与正确的成像”（第408页），具体乌托邦与抽象乌托邦之间的区别也由此清晰地呈现出来。尽管两种图景或许同样辉煌灿烂，但是具体乌托邦指向现实，能够破除现在（Jetzt）的障碍，让乌托邦图景在现实中实现并通向未来，而将这一切付诸实现的是“不怕较真的、进行规划的现实主义者”（第212页）。抽象乌托邦则将理想加以抽象与绝对化，为了维护它无与伦比的崇高地位，心怀柏拉图主义的德国浪漫主义者绝不敢拿它来冒险，将之落实于尘世之中，他们已经预先看到了它必将失败的结局。因此，主体干脆割裂自身与客体（现实、世界）的直接关联，不实施任何行动。二者的对比，更有助于我们认清布洛赫所强调的现实的动态性和主体的实践性。他反复说明，世界并非封闭，现实可以通过人的行为发生改变，这表明现实本身就包含了乌托邦的特质，而具体乌托邦正是建立在这样的现实观和主体观之上。与之相反，抽象乌托邦之中包含的理想与现实都是一潭死水，毫无变动。
二、海伦娜的幻象：虚幻乌托邦及乌托邦的实现问题
与高悬于现实之上的抽象乌托邦相比，表面上能够走进现实的虚幻乌托邦更为危险。在讨论这一命题时，布洛赫选用了欧里庇得斯的剧作《海伦娜》13。剧中海伦娜一改其传统形象，从特洛伊战争罪魁祸首的骂名中脱身。那个跟随帕里斯私奔、去往特洛伊城的，不再是海伦娜本人，而是赫拉用云气造出的幻象（eidolon）。海伦娜本人高贵、贞洁又充满智慧，当她在埃及等待自己的未来命运时，运用当地风俗抵抗统治者的追求；在与归途中的梅涅劳斯相遇时，又策划了完美的出逃计划。比起前两个文本，这部剧作与具体乌托邦之间的关系更为隐晦复杂：海伦娜幻象所激发的狂热，与帕米娜的画像所激发的狂热一样，都导向行动。较之抽象乌托邦，这种虚幻乌托邦更容易与具体乌托邦相混淆，因此需要我们花费多一点的篇幅，结合第15章《乌托邦的功能与理想的相遇》以及第21章中具体论述婚恋乌托邦的部分进行解读。
欧里庇得斯剧作中全新的海伦娜形象以及它的创作渊源，并非布洛赫的批评焦点14，他所关注的是幻象所引发的问题。在希望哲学的视域中，《海伦娜》生动地呈现了偶像的存在，它们“在梦中获得独立的、不断渴求扩张的生命……偶像将自己设定为唯一的真实，而其实现其实是作为幻象在起作用”15。两个海伦娜成为幻象与现实的象征，她们拥有同样的面目，却迥然有别：用云气制造的海伦娜虽是幻象，却光彩夺目，牢牢占据着梅涅劳斯和古希腊战士的梦境与心灵，真正的海伦娜在对比之下反而黯淡无光。偶像在人的意识里疯狂扩张，最终结果是幻象与现实的颠倒，幻象被认作现实，现实反而变得虚幻。随着情节的发展，真正的海伦娜最终站在梅涅劳斯面前，为他讲述了前因后果，被留在洞穴的海伦娜化为一缕烟气。可是即便如此，即便幻象在现实中触礁，理性已认识到幻梦的荒诞，梅涅劳斯也久久不愿醒来，“两个砝码，即假相和真相轻易交替：由于这种奇异的窘迫，特洛伊的塞壬对现实近乎迟钝，而现实几乎成为幻象”（第216页）。
与莱瑙的内心造像一样，梅涅劳斯所挂怀的那个去往特洛伊的海伦娜是虚妄的愿望图景，二者的区别在于，莱瑙清楚地知道理想和现实有无法逾越的鸿沟，而梅涅劳斯和古希腊战士却都认为那个海伦娜才是真的，所以他们的远征看似是一种和塔米诺相类的勇敢行动，但实际上，这些英雄们都被拖入了幻梦之中。在布洛赫看来，这种乌托邦即便实现也是一种伪实现，因为它与现实无关，“对于冒险经历本身来说，与梦的对象不同，梦的实际实现对象是不存在的……不是埃及的海伦娜而是特洛伊的海伦娜促使希腊人高举旗帜进军特洛伊”（第215页）。梦的对象可以偶然、随机和无序，但能够实现的梦的对象必须是行动的指引，毕竟以偶像作为实现对象的行动只会令人失望，甚至会招致危险与灾难。因此，与人们通常所想的不同，婚姻的失落感并非来自爱的幻梦（或者幻梦本身）与爱的对象本人（或者现实本身）之间的落差，而是因为一段以偶像之爱为实现对象的婚姻注定要失败，也就是说，“他们把梦作为梦中形象付诸实现。但是，事与愿违，后来梦的实现恰恰让人感到困难重重，总是残缺不全”（第215页）。布洛赫还以柏辽兹的婚姻为例，描述这种幻梦之爱的伪实现。柏辽兹爱上了一个莎剧演员，他的求爱经历动荡波折，艰难异常，最终在自己成名之后得偿所愿。然而，婚姻带给他的却是爱情的毁灭，因为与其说他爱的是演员本人，不如说是她光芒四射、不可捉摸的舞台形象，以及她难以接近的高傲个性带来的刺激与渴望。所以柏辽兹面临的是与从特洛伊归来的梅涅劳斯同样的困境：尽管站在他面前的就是他梦寐以求的那个人，但又不是同一个人。
以幻梦为实现目标的航船必然在现实中触礁，这正是梅涅劳斯遭遇埃及海伦娜的那一刻，也是在这一刻，留在洞穴里被看管的海伦娜的幻象烟消云散。这无疑象征了虚幻偶像的崩溃，做梦的人正从梦中醒来。然而布洛赫却在此处提醒人们，偶像的生命力是如此强悍，即便已经烟消云散，还是会留下某种残余，仿佛随时会复活一样：“这里是一股灼热火焰的烟气（即使消逝殆尽，也在地下熊熊燃烧）……这时，留下了闪闪发光的梦的剩余，留下了一团灼人的烟气，海市蜃楼独自起作用。”（第214—215页）如果说这种不愿醒来的心态在个人生活领域仅仅意味着世俗婚姻的失败，那么在社会政治领域则意味着难以愈合的历史创痛：“如果某一对象显得过分理想，那么就会导致自身强求性的后果，即这种令人迷惑性强求的魔力也许只有借助于灾难才能得到某种治愈。此后，这种理想对象也就归于消失……有时，在经历了经验上的灾难之后，幻象性的政治理想也继续起作用：人们依然相信自身的理想不是虚幻的东西，而是真实的东西。”（第189页）布洛赫所描述的虚幻政治理想所造成的灾难，直指纳粹德国的希特勒和陷入迷狂的德国民众。
表面上能够走向现实、将理想付诸实现的虚幻乌托邦，实际给人类历史带来的只有梦魇。这些梦魇令乌托邦思想染上污名，而这正需要具体乌托邦为之正名。布洛赫通过《魔笛》中帕米娜画像所成就的美好婚姻，讨论了乌托邦的实现问题。与虚幻乌托邦不同，具体乌托邦能够实现的原因，在于它与现实血肉相连，密不可分。与特洛伊的海伦娜不同，塔米诺看到的帕米娜画像不是幻象，它不仅是一种激发情感的乌托邦召唤，而且忠实地反映了画像主人本身的特质，甚至她内在的精神，“她所唤起的乌托邦的意象正是她自身固有的图像”（第398页）。因此，画像所表现的既是本身就具有乌托邦特质的、充满变动与希望的现实，也是希望的有效标识与指引，这正是布洛赫所说的，“意向性内容与成就的东西潜在地达到完全一致……埃及的海伦娜也一同享受特洛伊的海伦娜的荣光”（第217页）。通过回溯西方哲学史中的“实现”问题，布洛赫认为，唯有具体乌托邦所允诺的实现，才会真正解决“实现”的困境：“在乌托邦的问题之外，实现的困境是根本无法处理的。当乌托邦的特性成就某种实现时，实现就越发显得焕然一新、多姿多彩，而且，总是朝着既定目标，朝着新的目标重新闪亮登场。”（第225页）
童话故事通常到步入婚姻便戛然而止，但这绝非布洛赫所理解的童话精神。那种活跃、急切、总是追寻自己梦想对象的精神，在婚姻之中依旧延续。当爱人由图像转换为现实中携手的对象之后，关于“家”的崭新愿望图像升腾而起。在此，布洛赫阐释了“家”的图像所包含的双重意义。第一，它指向婚姻所建构的家庭。对于步入婚姻的人而言，“家”的愿望图像不是指某一个家庭成员的影像，也不是夫妇二人的亲密合影，而是指向两人之间的开放式空间。它是人类最亲密伦理关系的缔结场所，这种亲密关系与血缘无关，也从来不是一成不变，因为它是两个变化的主体间的流动关系，是属于两个人的“发展空间”（第399页）。布洛赫强调这一空间的开放性特征，认为家庭并非遗世独立的避难所，而是与社会的运转同声相应，夫妻之间可以发展出虽有紧张对峙却始终团结互助的伙伴关系，乃至一种爱的友谊。
第二，对家的愿望图像进一步扩充，就是人们熟悉的“家乡”（Heimat）主题，在布洛赫看来，“哲学的基本课题是尚未形成的、尚未成功的‘家乡’”（《前言》第10页），它位于每一主体生命旅程的尽头。从这个“家乡”的含义出发，我们才能理解布洛赫的比喻。他将夫妻二人比作“温馨之家的客人”（第400页）。为何是客人？布洛赫认为，在婚姻这场“伟大的航海”（第401页）中，夫妻是亲密同行的伙伴，永远都在归家的航程之中。他给予走入婚姻的女性充分的主体性，她不再是躲在画像、内心和幻觉中的客体，她同样有追寻自己生命意义的使命。同时，生命的历险不仅指向自我，更积极地指向他者。
在《魔笛》的后半段，我们同样可以读到具体乌托邦实现之后，新的愿望图像的产生。作品并没有停在情人相见、互表心意的大团圆结局。为了让塔米诺和帕米娜成为日夜平衡、世界和谐的守护者，贤明的领导者萨拉斯特罗要让塔米诺在凡人难以承受的试炼中得到锻炼与成长。在这一过程中，他有可能丧命，随之也就丧失与帕米娜共度人生的未来。帕米娜因此试图阻拦，但是塔米诺丝毫不为所动。如果说帕米娜一度作为美好未来的允诺的图像，在塔米诺人生历险的开端吹响强有力的号角，那么在男性主人公坚持自我试炼的过程中，这一图像的乌托邦效应已经得到实现，并成为塔米诺人生的一部分，因而它又被其他崭新的、更具超越性的希望所替代。
具体乌托邦是直面现实本身的希望，是预见到现实客观发展趋势的希望，它不以任何虚幻的图像为指引。因此，每一个具体乌托邦的实现都是顺畅地走入更美好未来的一环。如同人的不同生命阶段一样，具体乌托邦在现实中开花结果，从而不断衍生出新的乌托邦。希望因缺失而产生，希望也催生真正的行动。具体乌托邦的开放性特征，为作为主体的人勾画出浮士德式的、永无止境的奋争图景，这是布洛赫所崇尚的启蒙精神的体现。在经历过爱的乌托邦最具激情的召唤之后，人不会止步于家庭的甜蜜或个人的幸福。因为现实的开放性不仅体现在时间上，也体现于人不可能画地为牢，仅仅注目于个体自身，“幸福不是源自其他人的不幸，而是源自其他人的幸福”（第19页）。具体乌托邦时刻提醒着人与人的命运之间的密切联系，冲破所有狭隘的经验。
三、从“具体乌托邦”到“受到引导的希望”
在形象呈现具体乌托邦的第16章，读者可以清晰地辨识出布洛赫思想成熟期的希望哲学对其早期提出的乌托邦精神的完善与超越，对黑格尔主客体辩证统一关系的借鉴，对黑格尔的马克思主义改造和对存在主义哲学的承继。主体的行动源于预先推定的意识，这些意识在客体的形象中找到契合之物时得到点燃，并直接促成与之相关的行动。从乌托邦图景的出现，到乌托邦的实现与消逝，再到新的乌托邦图景的兴起，整个过程构成人生尚未完成、却总是趋向完成的基本经验。具体乌托邦的诸多特点，都在布洛赫对文学文本的分析中得到形象化的呈现。这种呈现是一种从人生经验的巅峰之处汲取理论灵感的努力，更体现出布洛赫的希望哲学所具有的浓厚人本主义精神。因为希望这种情绪本身就是最人性化的：“在一切情绪活动以及只有人才能到达的情绪中，希望是最人性的东西。”（第67页）由此也可以理解，《希望的原理》为何一再借用包括文学在内的各种艺术去呈现乌托邦精神。列维塔斯指出，布洛赫笔下的乌托邦不仅涉及比狭义概念的乌托邦文学更大的文学范围，还涉及建筑与音乐16。伟大的文学、建筑、音乐作品，都承载了属于人类的“希望”情绪，并通过自身特有的形式让这种情绪得以彰显。
由于文学艺术与具体乌托邦之间联系深厚，对于具体乌托邦的反思也可以从文学着手。在布洛赫讨论的三个文学文本之中，《魔笛》作为具体乌托邦的例证，在文类上属于幻想类型的童话，主人公塔米诺则拥有超于常人的理想人格。一般而言，童话作为一种文类，其读者与听众是孩童，而成年人熟悉的文本中所包孕的现实、所描述的人性，比童话更为复杂悲观。这样的趋势可以从莎士比亚前后期创作的转变中看出，在离现代读者更近的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20世纪的现代主义文学之中则更为明显：希望被放逐，人的形象越来越受到环境的挤压，人在被动地承受着命运，而不是主动地创造着、欣喜地迎向未来。这一类文学所呈现的世界，与谢林的阴郁观点相似。布洛赫在回顾西方哲学史对“实现”问题的讨论时认为，如果说大多数哲学家崇尚一种理念实现论，即认为现实世界是理念的实现形式，尽管这种实现有时是不完满的，但在现实和绝对理念之间势必存在一个上升式的过渡，那么谢林哲学中世界的起源和表现形式都是非理性的：“按照谢林的观点，在这个世界上，不仅产生第一次非理性的世界撞击，而且每一个自我形成的东西也因为受到这个非理性冲击的影响而一味地引发产生不和、不规则、怪胎、疾病和死亡。”（第225页）这不能不增加人们对于把握和实现具体乌托邦的疑虑。但是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布洛赫所强调的现实本身就是变动且包含着乌托邦特性的。塔米诺或者浮士德式的人物，拥有一种不断进取的勇敢精神，这种精神在一个人的青年时期、在历史阶段的转折期以及优秀艺术的创作过程中都会被清晰地意识到，比如布洛赫所谈到的文艺复兴时期和所谓“德国天才”时期的艺术作品所体现出来的时代精神：“这个时代的人们从未清楚地觉得自己是某种固定不变的存在……相反，他们觉得自己是一件充满未来的巨大容器。”（第126页）因此，这样的精神与人性高度本身，就是人类自身发展过程中一种现实可能性，寄寓着布洛赫这位希望哲学家对于人类的至高期许。正因为童话描画的美好形象寓居于人类的现实生活与历史，他才会盛赞其为“丰富的、坚实的”（第100页）。童话和人类历史上所有伟大的文学作品一样，有着真正的现实主义精神，故而成为将布洛赫独特的现实观展现得最为淋漓尽致的文类：“这种真实的现实主义也能够领会现实本身所包含的乌托邦的特性，即含有未来的特性。”（第162页）尽管困难重重，尽管可能会遭遇各种挫败、失望，但人可以成为勇敢无私的行动者，而这正是超越现实、超越自我的唯一路径。
不过，具体乌托邦的辨识和实现过程，固然借三个文本的婚恋主题得到极其生动的呈现，但是这样的呈现或许会令人误解，认为布洛赫所提出的具体乌托邦太强调内心的激情，或者太强调启蒙精神所代表的永不停歇的意志。然而，人们有可能像辨识出所爱的对象那样辨识出社会与时代的未来吗？当然，凡在内心深处体会过乌托邦冲动的人，无不见识过它的庄严盛大，但乌托邦冲动如何保持真实，与现实照面，如何深切地与世界、与他人打交道，这是极其严肃的问题。希望哲学关乎整个人类对于美好生活的希望。如何从个人生活体验出发，顺利地跃入群体的、社会的乌托邦变革，如何从惋惜莱瑙们不染尘埃的恋情，跳跃到讨伐静观理想或资本主义虚伪意识形态，这并非松散的隐喻所能解决的问题。人们必须直面从激情到理性的规划。婚恋主题固然寓意作为个体的人走向成熟的必经之路，爱的激情也与乌托邦精神的召唤性功能不相上下，但是在社会这一层面之中，有什么可以保证具体乌托邦恰当的、合宜的实现呢？
在与具体乌托邦概念密切相关的另外两个概念中，或许能够看到布洛赫对于这个问题的思索和答案。这两个概念就是“预先推定意识”与“受到引导的希望”。两个提法各有侧重。“预先推定意识”这一概念强调事先的筹划、理性的筹谋：“向前的目光要求一种健全的预感（ahnen），即使处于地下室，这种预感也不是迟钝的。”（第157页）而受到引导的希望，则将哲学意义上的“希望”概念从日常语言中的“希望”一词中剥离出来。有学者曾辨析布洛赫的“旅程”与作为后现代社会休闲生活方式的“旅行”之区别：“为了建立起一个哲学的旅行概念，欲望中的知识的内容必须提取出来。仅有渴望和纯粹的旅行的冲动可能仅仅让人沉迷于这个世界，而不是同时去塑造它。”17这种辨析有助于理解“受到引导的希望”与“具体乌托邦”之间的关联。希望的内容必须得到净化和剔除，乌托邦精神应该是“受到引导的”。列维塔斯则认为，“docta spes”相对应的是“受到规训的梦”（disciplined dreaming），并指出要看到“‘受到规训的梦’和‘未受规训的梦’之间的区别”18。布洛赫未必赞同将“梦想”译为规训，但是梦想需要引导，则是他一直在表述的内容。赢得美好未来，既需要一种奋发的精神，也需要清醒的目光：“由于勇气和知识的二重性，未来不是作为命运袭击人，而是人能动地掌握未来，从而人与自身的存在一道进入未来。”（第232页）
健全的预感和清醒的目光从何而来？希望从哪里受到引导又受到何种引导？这就涉及布洛赫的“计划乌托邦”或“概要乌托邦”（《前言》第15页）以及《希望的原理》讨论乌托邦构建问题的第四部分，但我们也可以从他对三个文学文本的讨论中窥见端倪。比如，布洛赫所推崇的是塔米诺式的“不怕较真的、进行规划的现实主义者”（第212页）。具体乌托邦精神需要的正是理性规划对精神的充实和引导，这也是他所说的白日梦区别于夜梦的明亮光线，即“富于洞察力的、有责任感的思考”（第82页）。只有在实践理性的指引下，希望才会真正与现实相连，“直到人的理性开始讲话，真实的希望才开始重新开花”（第159—160页）。不过，希望如何不落于失望，理性之光如何能令关于社会的具体乌托邦愿景顺利落地而不至于走向歧途，如何避免在追寻家的途中无家可归，仍是无数理论家关注的问题，也是现实的历史问题，在此我们不便详述。唯有一点仍须指出，那就是源于个人激情的具体乌托邦体验，或具体乌托邦的人性维度，有可能对社会群体范围内的希望的实现有一种约束和制衡作用。
结语
正如文章开头所言，解读《希望的原理》是困难的，其广博性完全跨越了学科的藩篱。该书不仅频繁征引、评述和借用各类文学经典，而且阐释的对象也涉及人类精神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这部巨著往往被视为一种较为松散的、百科全书式的写作实践。这种看上去公允的评价，一经具体乌托邦视角的审视，就会显得极为偏狭。仍以文学为例，经由布洛赫的阐释，乌托邦特质在文学中的体现，已不再局限于“孤岛”这类与现实刻意保持距离的意象。布洛赫在所有时代、所有流派的伟大文学作品之中，都提炼出了作品本身所特有的乌托邦要素，那是不同时代和环境下梦与现实不同的接榫点。在所有精神领域捕捉乌托邦乃至具体乌托邦的踪迹，就是以一种看似松散的方式，令遥远的乌托邦随想逼近日常生活、直面现实，从而勾画出具体乌托邦对于人之存在的本体论意义。具体乌托邦概念的清晰呈现，将有助于我们把握《希望的原理》的文本构成方式，从而理解希望哲学的整体思想脉络。
注释
1 对于“docta spes”这一概念的翻译，梦海的译法“已知的希望”（第7页）是值得商榷的。最大的问题在于，“docta spes”不是现成之物，这一概念体现出布洛赫的思想从乌托邦精神到具体乌托邦的发展历程，同时也代表布洛赫从日常语言中提炼“希望”概念的努力。本文参考英译本和乌托邦理论专家鲁斯·列维塔斯（Ruth Levitas）的论文，将其译为“受到引导的希望”。Cf. Ernst Bloch, The Principle of Hope, trans. Neville Plaice, Stephen Plaice and Paul Knight,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5; Ruth Levitas, “Educated Hope: Ernst Bloch on Abstract and Concrete Utopia”, Utopian Studies, Vol. 1, No. 2 (1990).
2 4 Peter Zudeick, “Utopie”, in Beat Dietschy, Doris Zeilinger und Rainer E. Zimmermann (Hrsg.), Bloch⁃Wörterbuch: Leitbegriffe der Philosophie Ernst Blochs, Berlin und Boston: de Gruyter, 2012, S. 646, S. 633.
3 从第16章布洛赫引用的荷尔德林《致德国人》一诗就可以看出，“理想”概念在布洛赫这里几乎等同于抽象乌托邦，也是具体乌托邦概念所致力批判的对象。
5 Ernst Bloch, Subjekt⁃Objekt: Erläuterungen zu Hegel,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 1962, S. 18.
6 David Miller, “A Maxist Poetics: Allegory and Readings in The Principle of Hope”, in Peter Thompson and Slavoj Žižek (eds.), The Privatizaion of Hope: Ernst Bloch and the Future of Utopia,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3, p. 203.
7 Ronald Aronson, “Review of The Principle of Hope”, trans. Neville Plaice, Stephen Plaice and Paul Knight, History and Theory, Vol. 30, No. 2 (1991): 223.
8 夏凡：《乌托邦困境中的希望：布洛赫早中期哲学的文本学解读》，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第70页。
9 Wolfgang Amadeus Mozart, Die Zauberflöte: Eine groβe Oper in zwei Aufzügen, hrsg.von Emanuel Schikaneder, Wien: Ignanz Alberti, 1791, S. 10.
10 Ernst Bloch, Gesamtausgabe in 16 Bänden, Band 5, Das Prinzip Hoffnung,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 1977, S. 179. 中译本在此有较大误译，将其硬译为“我们把马克思主义与乌托邦主义（Utopismus）以及抽象的乌托邦思维区别开来，称马克思主义为‘具体乌托邦’”（第177—178页）。译文完全看不出原文中“预先推定的力量”和“具体乌托邦”两个概念之间互为注释的关系。
11 15 Ernst Bloch, Gesamtausgabe in 16 Bänden, Band 5, Das Prinzip Hoffnung, S. 1619, S. 210.
12 Nikolaus Lenau, Sämtliche Werke und Briefe, Band 1, Leipzig und Frankfurt: Insel, 1970, S. 24.
13 虽然布洛赫在此节中也引用了德语作家霍夫曼斯塔尔《埃及的海伦娜》，但是对这部作品评价不高，更多讨论的还是欧里庇得斯的《海伦娜》以及《奥德修斯》中的相关篇章。故而本文在这里仅讨论欧里庇得斯笔下的海伦娜与具体乌托邦的关系，不涉及《埃及的海伦娜》。
14 Cf. Ingrid E. Holmberg, “Euripides’ Helen: Most Noble and Most Chaste”, American Journal of Philology, Vol. 116, No. 1 (Spring, 1995): 19-42.
16 18 Ruth Levitas, “Educated Hope: Ernst Bloch on Abstract and Concrete Utopia”, Utopian Studies, Vol. 1, No. 2 (1990): 14, 13.
17 克劳斯·库菲尔德：《浮士德与世界精神》，张宁译，《长江学术》2009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