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空间”观察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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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西北大学田旭东在其书评中所言:李峰教授所著《西周的灭亡》“将地理学引入对一个具体历史事件的研究,并不多见,这也正是本书的独到之处。”李峰教授是考古学科班出身的西周史研究专家,出国接受西式教育的他在理论上也有所建树,在其另一部关于西周政治的书中他便针对长期以来的西周封建论指出了概念上的研究局限。而在本书中他则通过历史学与地理学两种研究视角,从空间上结构性地推导了西周灭亡的另一种可能解释。《西周的灭亡》以“空间之维”观察了历史时间中人类活动的碰撞与互动,这当然填补了先秦研究中文字史料的缺席,同时这种以地理环境为主要视域的研究范式也挖掘了西周百年历史中相较于政治事件和社会文化更加稳定牢固的历史结构群。
有理由相信,《西周的灭亡》一书或多或少受到了长时段理论(或许还有人文地理中“空间转向”)的影响。一方面这种方法是出于地理学角度对新历史信息的开发,另一方面则是出于作者本人所受到的西方结构主义方法的影响,因此对西周灭亡的原因探究明显地跳出了对王朝末年外族入侵、国民暴动、地方分离等传统短时段的解释追究,转而从西周初年政治空间的建立说起,认为:“西周的灭亡是政治危机和地理之间一种长期且复杂的相互作用的结果,这种作用既是历史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地理的过程。”
一、西周历史中的空间布局
在本书中,李峰教授在第一章和第四章的标题中起用了“空间”的概念,分别表达为“西周国家的基础:建构政治空间”和“西周的灭亡:党派之争与空间的崩溃”。实际上,“空间”作为地理学的基本研究范畴,在《西周的灭亡》中作为线索之一贯彻全书。因空间而造成的西周王朝内外群体的互动关系、自然条件提供的历史发生场所,以及西周王朝为了应对这些困难而制作出的政治机制,无一不体现着人文地理意义上人与其环境的互动。
本书并没有从西周的灭亡或者西周中后期的衰落着手探讨西周的灭亡,反而拉长了视野从西周国家的最初建立开始,欲在环境剖析的基础上找到西周灭亡前长期存在的结构性不足,这不可不谓是作者的远见。列斐伏尔认为:“空间从来不是空洞的,它往往蕴含着某种意义”,并且“空间不是某种与意识形态和政治保持着遥远距离的科学对象。相反地,它永远是政治性的和策略性的”。关于西周国家的建立,李峰教授从地理学的角度首先观察了早期国家建构起来的政治空间,这种政治空间立足于对自然条件的审视:一方面西周的主体位于渭河谷地,并且在国家建立的初期基本形成了对谷地网络状的控制,并进一步向泾河流域上游扩张;但另一方面在谷地的东方,商文明及其附属广泛地分布在华北平原的各个角落,不易管控,在西北方,猃狁族群则将会与周王朝在边境发生持续的摩擦。西周国家立足于这样的环境,首先在牧野战后的基础上继承商文明的通过东都洛邑构建了对东方属地的管控。在此之前是三次东征在东方诸邦间建立的武力威慑。李峰称成周和宗周间的交通道路无形中构建了一条横贯东西的权力中轴线,“为西周国家配备了一种至关紧要的稳定性力量和因素”,这种以渭河谷地为“基地”并积极通过向东方分封同姓诸侯王的政治空间建构,使得西周时期的文化也得到了很快的扩张和整合。但同样的,这种政治空间的建立意味着西周王朝将面临着东方贵族可能的分裂倾向以及西北方猃狁族群持续性边界骚扰的双重压力。
西周的建立制造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早期国家政治空间,这一空间在李峰教授看来便构成了其走向灭亡的隐患。列斐伏尔等人的空间理论认为空间不仅仅是作为人类行动的静止的背景条件,它还不断地被生产、被创造,被生产、创造出来的新空间将反过来作用于人的自身,因此“空间性”应当被置于与“历史性”同等的地位上。西周历史的空间布局作为贯彻本书的线索之一,同时包含了后现代地理学所概括的两个类型,分别是实际的空间和感知的空间,前者是西周政权的自然条件,而后者便是西周国家所建构的政治空间。西周历史的展开,无论如何都将在这两种空间的作用下体现其历史性。或者说都将通过其历史上的空间性来诠释其历史性。
二、西周互动空间中的结构性危机
从西周政权的内部危机来看,李峰教授在诠释西周灭亡原因时提出了“双重性”理论,这一理论认为:一方面离心力会随着时间的推在地方自治权充分的背景下萌生。“当一个政治组织由于短时期过度的扩张,而一时难以消化既得胜利果实时,它便不得不将其有限的人力物力过分疏散到各地以维持其庞大的地缘政治统一体。”当这个统一体的联系纽带不断微弱并条件化,在西周历史上具体体现为地方诸侯与中央周王室的血缘关系疏离,此时地方行政自治权便会萌生离心力。另一方面,西周王室对于下属忠诚度的换取方法属于一种“自杀式”的交换,通过领土赏与的方式换取忠诚,但同时也不断削弱着中央财政的经济实力。从外部来看,西周政权还面领着西北边境族群对其核心的渭河谷地地区带来边境骚扰活动的压力。李峰教授认为这样的族群冲突为西周的灭亡提供了一个必要的空间背景。这样的压力在西周早期尚且还能应对,同时王朝还有余力对东方诸侯,以及长江中下游一带展开新一轮的军事扩张。到了王朝中后期,也就是王朝内部矛盾开始突出现时候,西戎部族的入侵便成为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在李峰教授看来,西周的灭亡源于其国家政权建立以来长期存在的结构性隐患,并且这一隐患同时具有着空间性和历史性两种特征。从列斐伏尔“空间理论”的角度来看,西周早期国家所建立起的政治空间本身将不仅是一个历史性的结果,它还将作为历史发展过程中历史性的本体论前提,影响着下一轮历史中历史性的呈现。从书中举一例子:与传统观点认可《史记·周本纪》中关于周厉王的记载不同的是,李峰教授从更长的历史维度来看,认为早期政治空间的“自杀性”布局造成了周厉王执政时期加强经济专利举措的客观需求。这一需求在王朝建立初期便以结构性隐患的形式一直潜伏,直到西周王朝无力扩张(昭王十九年南征失败,昭王溺亡,宗周六师丧失殆尽),只能通过切割自身领地的方式来换取诸侯忠诚的时候,方才萌生出危机的火花。书中继而引用了约瑟夫·坦特社会崩溃理论,指称“持续性压力”的挑战将会促使“追加资本”的增多,而社会崩溃之所以会出现,正是起源于应对这种持续性挑战的最初方案达到其临界值。而这一方案在西周具体体现为早期国家所建立的政治空间布局,因此西周内部秩序崩溃的过程也便是一个历史性和空间性层叠作用的过程。
结语:《西周的灭亡》中译本2007年引入国内以前,国内对于先秦时代的历史研究主要依靠的仍然是文本(包括金文、甲骨文等古文字资料)和考古实物资料,研究的范畴也集中于在二者的基础上对祭祀、度量、殷商遗民等方面丰富历史的细节,由于缺乏历史信息的大幅度涌出,很难超越传统史学的书写范畴,对西周灭亡的历史进行再叙事。李峰教授所著的突出之处便在于从地理学的角度挖掘历史的信息、从“空间性”阐释“历史性”,(有意或无意中)创造性地参考了西方年鉴学派长时段理论中对地理环境等空间要素的敏感,因而也从西周早期国家的建立开始,观察西周国家覆灭的结构性隐患。另一方面,“空间”也自然成为了贯彻本书的关键词之一,从政治空间在自然空间的基础上建立,再到这一政治空间所埋藏的结构性隐患因为持续性挑战的挤压而最终在内外压力下冲垮西周政权,以至于需要东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构空间”,西周历史的“空间性”始终与其“历史性”一道,互相呈现。
参考文献:
[1] 李峰著,徐峰译,汤惠生校.西周的灭亡:中国早期国家的地理和政治危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2] 包亚明.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C].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
[3] 田旭东.《西周的灭亡——中国早期国家的地理和政治危机》评介[J].中国史研究动态,2008(12):27-30.
[4] 张翀.2006年先秦史研究综述[J].中国史研究动态,2007(11):2-11.
[5] 孙晶.布罗代尔的长时段理论及其评价[J].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03):80-84.
[6] 郑冬子.地理学的时间、空间与人类的统一理论研究[J].信阳师范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00(01):49-54.
[7] 王圣云.空间理论解读:基于人文地理学的透视[J].人文地理,2011,26(01):15-18+139.
[8] 杨有庆,范建刚.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及其影响[J].甘肃高师学报,2011,16(06):124-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