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魔啊，瓦格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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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界对威廉·理查德·瓦格纳（Wilhelm Richard Wagner，1813-1883）这位德国浪漫主义作曲家自然不会陌生，但如果要向大众介绍他，或许提到“婚礼进行曲”会更直接。按照西方婚礼传统，新娘步入礼堂时，奏的就是我们熟悉的，瓦格纳所作的“婚礼进行曲”。
这位著名的作曲家，人生极富戏剧性。要花多少篇幅才能道尽他的故事，是个问题。尤其他那些经历总是“真亦假时假亦真”——当事人们参与了“造假”的过程——光是纠正这里面的错误，就花费很大的功夫。
乌尔里希•德吕纳（Ulrich Drüner）接受这一挑战。他为这位话题性作曲家立传，写下近900页的《瓦格纳传》（Richard Wagner: Die Inszenierung eines Lebens），关于他对瓦格纳的态度，在他称赞他女儿的研究时，似乎已有所透露——“歌剧英雄”（他女儿研究歌剧英雄主义），而在这本传记的开篇，他也表明瓦格纳当年的自传有多不靠谱，里面以真实之名掺杂不少假货（所以说，我们也不要太过于相信当事人的说辞，多少翻车的，不只是娱乐明星）。
这仿佛是在向瓦格纳本人下战书。不过乌尔里希想通过这本瓦格纳的传记要表达的，是瓦格纳自己定义的真实，与他经历的真实，如何成为他的创作条件，成就他的一生，让他构筑起自己的音乐王国，在这里，他即是他自己的规则，他自己的真理，他自己的神话。
造就他成为神话的，不只有他自己——乌尔里希指出——大概从上世纪开始到这个世纪，都有不同学科对瓦格纳进行不同的解读，给出不同的观点，但这些“仅仅部分与瓦格纳的价值参数相契合”“不通过曲解就无法解释这些不兼容”，显然，乌尔里希认为世人对瓦格纳进行了过度解读甚至曲解。
重估瓦格纳，是乌尔里希写这本《瓦格纳传》的核心。
还是要从瓦格纳出生前后开始说起。乌尔里希不打算像普通的传记那般流水账式的记录瓦格纳的一切，当然，必要的社会背景要交代一下。不过在这一部分，乌尔里希试图强调，瓦格纳后来对自己两位父亲的处理，已经很好体现了，瓦格纳的音乐创作从他出生前后就受到影响，影响来自两位父亲。但事情并不简单。瓦格纳表现的是两位父亲是他精神的源泉，他甚至把二人结合在一起设计出一个象征性的符号。这后果很严重，因为这个符号，“引发了持续几十年的关于他的父亲究竟是谁的争论”。
乌尔里希认为，这种争论以及世人积极寻找瓦格纳生父与瓦格纳密切联系的证据，都是基于传统的血统观。而实际上，生父瓦格纳的早逝，与继父引领瓦格纳进入艺术世界的事实，恰恰证明了血统并非主导一切以及家庭教育的重要性。字里行间，似乎还能感受到乌尔里希的某种“窃喜”，如果不是生父早逝，可能不会有今天的瓦格纳。
不过这一点也有待斟酌。毕竟继父盖尔在瓦格纳7岁之时过劳而逝，真正带瓦格纳入门的是他的叔叔阿道夫。如果说瓦格纳11岁才开始学习音乐，15岁（一般认为是14岁，本传记写的是15岁，此处以本书为主）写下一部长达五幕的大悲剧《罗伊巴尔德与阿德莱德》（又名《莱巴尔德与阿德莱达》），这些经历都与阿道夫有更密切的关系。
如果乌尔里希写这本《瓦格纳传》时，瓦格纳仍健在，不知道瓦格纳对这本传记有何看法。并不是说乌尔里希在这本书中对瓦格纳有什么污蔑或诋毁，而是乌尔里希认为瓦格纳是一位懂得为自己辩护，为自己有意识建立公开的自我形象并且针对敌人而为自己立传的人，如此善用舆论的瓦格纳，一定有自己的想法，是好是坏，是认可还是否定，不得而知。不过，在当时，瓦格纳用这种方式捍卫自己的名誉，也迎来了自己的黄金时代，当然，他的成就还是有赖于他杰出的歌剧创作。瓦格纳在这个时期创作的《唐豪瑟》，被称之为“这个时代最美、最好的旋律”。
乌尔里希在传记中对瓦格纳创作《唐豪瑟》的全过程作了详尽的交代。比如《唐豪瑟》的完成最初是瓦格纳为了摆脱财务困境。这些戏剧以外的现实无碍《唐豪瑟》绽放属于瓦格纳的艺术高光。乌尔里希指出的是，瓦格纳在《唐豪瑟》中表现了一种矛盾性：“一方面创造了一个非基督教的维纳斯世界，作为欲望的艺术天堂；另一方面他将伊丽莎白的光辉——圣母玛利亚的光辉——描述为精神上的、困难重重的相对立的天堂”。其实这部分不难发现瓦格纳的作品同样展示了他个人本身的矛盾性——他试图打破传统的规则，但他又是深受这些规则影响，并且将其放入自己创作中而不自知。
瓦格纳并不一直顺风顺水。没过几年，瓦格纳因参加过1849 年的“五月革命”而成为逃亡者。他没闲着。用艺术表达他的革命观正是这一时期他忙碌的事。这段时期，他那堪称伟大的作品《尼伯龙人的指环》(Der Ring Des Nibelungen)正在酝酿中。
甚至可以说，他进入一种疯魔的状态，即使在爱情与婚姻面前，更多地暴露的，是他的自我而非对他人的爱，但他坚称他经历着虔诚的爱情，同时，“他是为了他的艺术”。不管后人如何定义他种种非常规之举，为他的洛索事件(短暂的婚内出轨)辩解，背叛爱情与婚姻是事实。
即便瓦格纳曾试图断绝与洛索的关系，挽回自己的妻子，但这段婚姻还是没能维持长久，不久后他们在书信中只剩下互相指责，与此同时，瓦格纳不断追求香艳慰藉——“他渴望令人愉悦的女性的存在，不仅是为了性的消遣”，还为了他的艺术，他的创作。至此，似乎也就不难理解，乌尔里希先以瓦格纳的一段似是而非的“绯闻”来开场这部传记了。
《帕西法尔》是瓦格纳的“辞世之作”。与《尼伯龙人的指环》相比，《帕西法尔》无疑是巨大的成功，它为瓦格纳带来了艺术与经济上双丰收。《尼伯龙人的指环》没有为瓦格纳打破经济困境。
基于种种，乌尔里希也借由《帕西法尔》指出瓦格纳对犹太人的真实态度，所谓的“反犹”，无非是反金钱，反金钱的态度投射到了金钱象征性代理人“犹太人”身上。进一步说，乌尔里希甚至认为，瓦格里的反犹主义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并且贯穿他创作的歌剧始终。
不确定《帕西法尔》为瓦格纳带来的成就与名利是否满足了瓦格纳，不久后瓦格纳与世长辞，似乎也没有享用到这些名利多久。他一生也算起起伏伏，影响他人生的外部因素同样影响着他的艺术创作，不过更重要的，是这些经历反而凸显了他在音乐上独一无二的天赋。他狂妄，但他狂妄得起；他疯魔，但他有理由让人为他放行；他分裂又矛盾，却又让人无法不崇拜。他其实很早就深谙社会规则，把它们玩在手里，建造属于自己的神话与音乐王国；他要打破那些规则，建造属于自己的规则，但他身上的矛盾性又使得他无法冲破规则的束缚。
乌尔里希试图说明，瓦格纳身上的矛盾性是正视与重估他的重要因素。这是基于“不是一个人好，而另一个人不好，而是好与不好都同时存在于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观点而定。他认为，如果不能从创造性与破坏性两者结合去审视瓦格纳及其一生，与他的艺术创作，就不可能产生关于他的新观点。
总的来说，乌尔里希的这部《瓦格纳传》确实展示了瓦格纳颇复杂且并不非黑即白的一生，以及他某些真实感受与艺术追求，基于此，传记中不乏对瓦格纳的经典作品进行解读与评论，不管是瓦格纳的现实经历还是他的歌剧世界，都有较为完整的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