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主体与认知：学前儿童教育的道德世界

许晶的《培养好孩子：道德与儿童发展》（2021）对儿童教育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在独生子女政策和道德变迁的背景下，儿童应该如何在充满矛盾与张力的家庭、学校甚至社会中成长，以及社会、家庭和学校应该如何培育儿童的道德规范？更为人类学的表述是：儿童的道德心理与道德实践如何在特定的社会文化情境中生成与发展，而儿童作为积极的行动主体又是如何在日常生活世界中能动地构建自己的道德体系。我十分喜欢这本书的编排：它将“致谢”放于开头。作者在此十分诚恳地表达了这项研究与自己人生境遇之间的联系，我因此可以很清楚地具身体验到这项研究的问题意识是如何萌发，又是如何鲜活地与作者的生命历程相勾连。

许晶的研究视角来自人类学和心理学的跨学科交融，采取了新兴的道德人类学理论和道德心理学中的道德领域理论。她（2021：265）讲到人类学和心理学在儿童道德发展研究中存在十分严重的相互忽略与脱节：“一方忽视道德发展的心理机制，而另一方则没有意识到形成道德人格的文化动态中的日常实践。”在此项研究中，她的理论顺应了当下的跨学科交叉趋势，对道德作为一个宽泛范畴，采取一种综合理解：一方面涉及微观个体层面的心理运作机制和日常身体实践，另一方面涉及宏观社会文化层面的公众和制度话语。

许晶的分析框架是“在抽象道德范畴和‘什么行为和态度对社会是重要的、经常重复的、被广泛理解的’之间、在演绎和归纳的结合下形成的”（9）。因此，她旨在分析“在中国文化情境下，日常生活中不同道德领域之间和内部的张力”。在研究方法上，她也采用人类学和心理学的跨学科交融的方法，将民族志的参与式观察、访谈和心理学的实验方法相结合，尤其是统计数据和民族志叙事相结合。实验方法和统计数据可以探索儿童行为的规律和模式，弥补访谈之中的有限回应；而民族志的参与式观察和访谈可以深入日常生活与生命经验，阐释儿童行为的意义和语境，反思实验的细节，解读实验的结果（2021：22-23）。这样的研究方法十分明确地表达出研究是一个由研究者和研究对象共同建构，以及主客观持续相互影响的过程。

许晶的田野是在上海一家中产私立幼儿园中开展，所研究的对象是中产、甚至中上层家庭。许晶的介入身份既是一名美国来的研究者（高知分子），又是一名和其他家长一样的学龄前儿童照料者。这样的双重身份使得研究者与报道人建立融洽关系（rapport）较为容易，也可以看到这个关系建立过程的社会文化情境也恰恰是许晶所研究的主题。 通过12个月的田野调查，许晶认为，在儿童教育的中国社会文化语境存在两股矛盾力量：一个是培养符合社会文化传统的“有道德”的好孩子，另一个是在变迁的道德环境和竞争的教育环境中培养“成功”的好孩子，而正是这样相互冲突的两股力量为儿童的照料者和教育工作者带来困境，也影响了儿童“在不同认知领域中原初心理倾向的发展”（2021：38）。

许晶所处的特定时空也很特殊，不同于80、90年代出生的独生子女，她所研究的儿童面临更大的教育压力。当然，许晶没有仔细说明这个不同之处，而只将问题直接套入独生子女政策的标签下。不过，她提到，全球化和现代化下迅速崛起的上海市成为全球经济中心和中国教育前沿，所面临的道德生态和道德体验格外复杂，这样的社会文化情境大约是21世纪之后的样貌，也正是这个时代，不同社会价值观冲突（比如“想象中的中国”与“想象中的西方”）才尤其强烈。此外，许晶所提到家庭中的儿童教育与照料问题是“伴随独生子女一代的出生而产生，并随着改革开放后经济增长时期4:2:1家庭结构的出现”而受到更多的反思和批判。她将这样的养育图景与多子女家庭做对比，而后者父母时间和资源更为有限，所以独生子女的养育问题才相对突出。我想许晶本需要进一步阐释，她的田野、报道人和研究对象与八九十年代的独生子女养育图景大为不同，而且她关注的是中产及中上阶层家庭。在他们的道德经验背后，21世纪家庭结构转型及其对现代性的反应，远远超过“独生子女”这一标签的简单意涵。许晶努力将社会文化和认知心理两个领域搭建桥梁，或许她仍需要在前者付出更多努力，进一步解释她所关注的价值观冲突和道德困境背后更深层次的问题。

由此可见，许晶的大部分研究工作旨在揭示出2010年代独生子女的道德发展的困境和复杂性，而不在于进一步的结构性分析，这或许会令读者、尤其是中国读者产生疑问：“然后呢？所以呢？”不过，当许晶的研究工作逐层剖析出这一问题的复杂性之时，我们可以在面对儿童某些道德行为实践何以可能之时，不会再想当然地做出判断，而是去反思这些行为实践背后的社会文化困境和认知、心理运作机制。

此外，许晶的研究工作对我也有较大启迪，主要集中在社会转型中的道德塑造与再造。这令我想到我曾在城中村和城乡结合部养老院所遇到的一些认知症老人，他们衣着褴褛，终日躺在昏暗潮湿、霉菌滋生的房间角落，被其他人称为“垃圾人”。养老院院长跟我说，他们子女很少来看望他们，而他们之所以被子女“遗弃”在此，是因为子女（失地农民或流动人口）所租住的房间过于狭窄逼仄，房东也避讳这样的老人在某一天死于他的房中。许晶的研究使我重新思考解释“弃老”现象的现代性话语。“飞速社会转型中出现的新的主体性是‘分裂的自我’，自我被不同的标准和目标所分割，这些标准和目标相互冲突，例如利己导向与伦理导向。”然而，正如许晶认为这幅社会图景缺失了育儿者的梦想和奋斗，我或许需要重新思考，对子女与（认知症）老人来说，“什么才是生活中真正重要的事情”影响了养老问题的道德塑造与再造。

最后，许晶的研究工作回应了莫里斯·布洛克在《人类学与认知挑战》中所举的旗帜：重新构建起自然/文化的沟通桥梁，化解社会科学与认知科学有关“自我”观点冲突。布洛克（2018:121）借用斯皮罗和奎恩的观点指出：“人类学关于‘自我’的研究经常时非常不严谨，而且这个领域中提出的结论，在认识论上的确有很多不明确的地方；而对我们谈论的‘自我’做自然化的尝试，将会有助于拨开迷雾。”虽然人类学一直声称整体性原则，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始终回避和忽视了人类心智与认知如何运作这一问题，并对这一问题引入认知科学和自然主义路径带有强烈的怀疑与敌意，害怕陷入简化论或种族主义的倾向。但许晶的研究已经表明，认知科学与心理学能够为人类学研究“增添新的谨慎和留意维度”，并对“人们明确宣称的东西以及能够被观察到的行为”和“导致这些实践与行动的认知机制”建立关联（布洛克 2018:10-12）。这样的跨学科交融有利于打开学科对话的窗口，摒弃自然与文化的对立，构建有关自我（self）与主体（agent）的多元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