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风》里的“热”与“冷”

《热风》收录了鲁迅自1918年至1924年所作的四十一篇杂文，于1925年11月由北京北新书局初版。依鲁迅在《题记》中所言，《热风》是鲁迅“觉得周围的空气太寒冽了”时的自说自话，换言之，《热风》是鲁迅对“周围的感受和反应”，是他对彼时中国病态社会的“无情的冷嘲”和“有情的讽刺”。

在《热风》中，鲁迅表现出强烈的超人精神和战士姿态，他一面揭露社会痼疾，抨击落后文化，一面大声呐喊，鼓励“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可以说，《热风》便是鲁迅对于现实之“冷气”所发的“热”和“光”。

然而，于此看似强烈的“热”与“光”中，其实暗蕴着更深的“冷气”。这深藏的“冷气”是《热风》的破绽，也可以看作是鲁迅思想的一个转变。

在《热风》中，这“冷气”还是微弱而隐约的。但如果以鲁迅在《热风》之后的作品为镜，对《热风》作互文性的观照，“冷气”的面貌便可一目了然，即对永恒回归的彷徨和悲观。

因此，《热风》不仅是鲁迅对“冷气”所发的“热”与“光”，更暗藏着鲁迅在这“冷”与“热”的对抗中所感到的更寒冽的“冷”。

一

《热风》首先是鲁迅对“冷气”所发的“热”与“光”，即鲁迅对“冷气”的揭露、抨击和破除，以及他对“热”与“光”的呼唤和希望。鲁迅往往从时弊出发，由对时弊的针砭上升到对社会痼疾、人性劣根、落后文化的揭露和批判，借此发出破旧去陋的呐喊，希冀未来的改善。

《随感录二十五》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该文中，鲁迅从北京“许多孩子辗转于车轮马足之间”的现实切入，揭露中国社会家庭教育观念的落后。他指出中国传统文化“只管生”，不管教，“小的时候，不把他当人，大了以后，也做不了人”。由此，鲁迅发出对“人之父”的呼唤。

《热风》中其他杂文虽然没有《随感录二十五》这么结构完整，但都落于这一结构之中。《随感录三十三》是对时人以鬼神之说解释科学的驳斥，《随感录三十五》则是对“保存国粹”说的嘲讽；《随感录四十九》和《随感录五十六》从不同侧面抨击传统文化的崇古守旧、闭塞保守对新生活力的压抑和摧残；《随感录四十一》和《随感录六十二》则鼓励青年人奋发向上，改造自己，改造社会乃至改造世界。

在这些杂文中，鲁迅表现出强烈的超人精神和战士姿态，他的“光”和“热”是炽烈、锋锐、自信乃至于勇莽的。这种近乎勇莽的自信体现出一种强大的自我意志和生命活力。这一点不仅见于鲁迅对现实和传统的猛烈开火，也见于他对青年的呼吁。

在对现实和传统的批判中，鲁迅展现出蔑视对手、破坏偶像的强大意志，他往往“以彼之矛攻彼之盾”，用自己的强大正面碾碎弱小的对手。在《“以震其艰深”》，鲁迅用自身充沛的国学知识给“国学家”的文章挑错，讥讽“国学家”以国学为旗帜，自身却不精于国学。在《儿歌的“反动”》中，鲁迅改动鸳鸯蝴蝶派文人胡怀琛的一首儿歌，以回应鸳鸯蝴蝶派文人给新文学扣的“反动”帽子。鲁迅所改作儿歌具有深厚的“古文学”功底，其文又戏仿鸳鸯蝴蝶派的文笔，同《“以震其艰深”》有异曲同工之妙。而在《随感录四十三》《随感录五十三》中，鲁迅则以扎实的美学功底“教育”了讥讽新文化的《泼克》美术家（一般认为即沈洎尘）。

这种“以彼之矛攻彼之盾”的战斗方式是对反动力量的“大侮篾”，体现了鲁迅的高度自信，也蕴含着鲁迅对改善未来的“确信”。

在他对青年的呼吁中，他鼓励青年人自强向上，反对自暴自弃：“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同时藐视堕落者的攻讦：“只是向上走，不必理会这冷笑和暗箭”。他要青年人不要停步于向内的自我消耗，而是要向外去发展自我：“先改造了自己，再改造社会，改造世界；万不可单是不平。至于愤恨，却几乎全无用处”。这些呼声实际上呼唤的是强大的自我意志，呼唤的是具有生命活力的个人，同鲁迅在“以彼之矛攻彼之盾”的战斗中所体现出来的精神是相通的。

从现实来看，这种精神同鲁迅彼时所背负的新文化运动革故鼎新的使命相关。从鲁迅个人的思想来看，这种精神同他对尼采超人哲学的接受有关。鲁迅在《热风》里所体现的近乎勇莽的自信，以及对个人自我强大意志的呼唤，近似于尼采的“权力意志”以及“对生命说是”的哲学思想。鲁迅在《热风》里对现实和传统的批判以及对青年的呼吁，可以看作是尼采“重估一切价值”和“培育超人”的鲁迅化表达。事实上，鲁迅不仅在《热风》中多次提起尼采，其论述的角度和方式也同尼采有近似之处，无怪乎鲁迅会因为《热风》而被称为“中国的尼采”。不过，鲁迅对尼采哲学的接受是一个既复杂又晦涩的比较文学或影响学的问题，其间有诸多争论，笔者无意也无力纠缠其中，便不加以详细的论述了。但是，《热风》受到尼采超人哲学影响这一点，是确乎无疑的。

二

尽管鲁迅在《热风》中表现出强烈的超人精神和战士姿态，但他的近乎勇莽的“热”却并未破除“冷气”，反而带给他更寒冽的“冷”。这种“冷”便是对未来的怀疑，对永恒回归的彷徨和悲观。

鲁迅在《题记》中如是写道：“我的应时的浅薄的文字，也应该置之不顾，一任其消灭的；但几个朋友却以为现状和那时并没有大两样，也还可以存留”，“这正是我所悲哀的。我以为凡对于时弊的攻击，文字须与时弊同时灭亡”。《题记》里的这段文字便是《热风》的破绽，它暴露了隐藏在炽烈的“热”之下更深的“冷”。鲁迅写《题记》时是1925年，而《热风》主要收录的是1918-1922年间鲁迅所作的杂文（1922年后仅有一篇1924年作的杂文），其间至少已有三年光景，然而“现状和那时并没有大两样”。可以说，鲁迅曾经猛烈抨击的“那时”又重新回归成了“现状”，这令他对改造未来感到无力和悲观。

这种悲观贯彻于鲁迅《热风》之后的作品。在鲁迅作于1934年《准风月谈·后记》中，有一段几乎同《热风·题记》一模一样的文字：“但我所怕的，倒是我的杂文还好像说着现在或甚而至于明年”，可见这种悲观情绪深扎于鲁迅心中。事实上，《准风月谈》中所谈、所论、所批判的事物同《热风》中所谈、所论、所批判的事物有不少重叠之处：如何教育儿童，如何翻译等等。

然而，这样的“冷”是如何产生的呢？这便需要用悲观的“冷眼”重新去审视《热风》。尽管《热风》主要是自强向上的文字，但其实已经埋藏了这种悲观情绪的种子。

在《热风》的倒数第二篇杂文《即小见大》中，鲁迅借北京大学的反对讲义收费风潮以开除一个学生冯省三为终的现实出发，反思民众对于“牺牲者”的淡漠和遗忘：“然而并没有听得有谁为那做了这次的牺牲者祝福”，他还举出谋刺良弼和袁世凯而死的四烈士坟“直到民国十一年还没有人去刻一个字”作为例证。在这篇杂文里，鲁迅流露出对于呐喊的悲观情绪：民众不仅不会记得呐喊的“牺牲者”，而且可能还并不会因这呐喊和牺牲而觉醒，只是一如既往的麻木：“凡有牺牲在祭坛前沥血之后，所留给大家的，实在只有散胙这一件事了”。

《即小见大》暴露出的是鲁迅对于改造民众、唤醒青年的悲观，这种悲观延伸到鲁迅在《热风》之后创作的小说集《彷徨》之中。《彷徨》于1926年出版，收录了鲁迅1924年至1925年所作的十一篇小说。有趣的是，在《热风》中，鲁迅还表示了对于“彷徨”的排斥：“因为世界虽然不小，但仿徨的人种，是终竟寻不出位置的”，但在《仿徨》里，鲁迅却以重笔书写他对于唤醒民众的“彷徨”来了。

《彷徨》所涉内容广泛，思想也深邃，笔者同样无意也无力细谈，仅抓取一点作为鲁迅对于唤醒民众所感到的彷徨和悲观之例证，即对于儿童之恶的书写。在《彷徨》中，鲁迅多次刻画了儿童的恶意，这同他在《呐喊》和《热风》中将儿童作为未来的希望有所悖逆。在《在酒楼上》中，鲁迅写魏连殳去找阿顺时，碰到阿顺的弟弟，向他询问阿顺的下落，然而“他立刻瞪起眼睛，连声问我寻她什么事，而且恶狠狠的似乎就要扑过来，咬我”；在《长明灯》里，鲁迅写在“疯子”立在社庙前，要求熄灭长明灯时，“一个赤膊孩子擎起他玩弄着的苇子，对他瞄准着，将樱桃似的小口一张，道：‘吧’”。此外，在《孤独者》《示众》里也有作为消极形象出现的儿童。这些对儿童之恶的刻画，显现出鲁迅对于未来的担忧，他不再是《热风》中自信得近乎勇莽的超人，转而变得彷徨和悲观起来了。倘若儿童（青年）无法被唤醒，那么“那时”便将不断回归为“现状”，鲁迅所作的呐喊也便失却了意义。

以《准风月谈》反观《热风》，可以发现这更寒冽的“冷”之内涵；以《仿徨》反观《热风》，则可以发现这更寒冽的“冷”之缘由。不过，这种缘由只是直接的，是鲁迅在用“热”去对抗“冷”时的失败所带给他的，但这种“冷”还有更深的思想根源。

正如鲁迅的“热”受到尼采超人哲学的影响，鲁迅的“冷”也同尼采的“永恒回归”思想相关。尼采在《查拉斯图拉如是说》中以蛇象征“永恒回归”，而鲁迅多次在其杂文中书写他同蛇的斗争。不过，鲁迅对尼采思想的接受同样也是个人化的，这种个人化可能来自于他对中国历史的观察和反思。在《热风》里，他多次书写了中国历史上的永恒回归现象，如《随感录·二十五》《随感录·五十八》等。此外，鲁迅还多次将其所处的时代比作明末，也显现出这种个人化的“永恒回归”思想。

暗含于《热风》中的永恒回归的思想最终深扎于鲁迅心中，成为鲁迅心中的“大毒蛇”，贯彻于他在《热风》之后的创作之中。不过，正如尼采在他的哲学中最终以接受虚无，成为自己的态度超越永恒回归一样，鲁迅最终也以他的方式超越了这种悲观情绪，但他对这种悲观的超越已经超出本文的论述范围了。

结语

总之，《热风》不仅是鲁迅面对冷气所发的炽热之声，更埋藏着这炽热燃烧后的灰烬——一种更寒冽的“冷”。可以说，《热风》是《呐喊》和《仿徨》之间的桥宇，它是《呐喊》的绽放，是《彷徨》的先声，是鲁迅一生思想的重要转变。

对于《热风》中“热”和“冷”两种感情的把握，对于理清鲁迅的思想发展和创作演变是有启发意义的。如果能将鲁迅其时的现实遭遇加以参照，笔者相信会有更深刻的发现，但本文限于篇幅，仅停止于对文本的剖析之中，深觉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