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父报仇的“民国侠女”，满足了谁的期待？

看完整本书，我们会发现，书名《施剑翘复仇案》似乎是有些不贴切的，准确地来说，本书是“从施剑翘复仇案说起”。

作者林郁沁在本书的讨论中将施剑翘一案作为引子，探讨的是这桩奇特的案子背后所昭示的舆论、法制等政治性问题。

为了完成这场讨论，林郁沁在书中还提及了包括刘景桂案、郑继成案等在内的民国案件。因此施剑翘为父报仇的案件并非是本文想要论述的核心，由此引发的讨论才是真正的重点。

我们对于施剑翘案，或许并不陌生，这桩近一百年前的案子具体情形在当下已经不复被提起了，然而它依旧在通过其他的形式将其影响力持续下去，比如电影。

电影《邪不压正》中，周韵饰演的关巧红原型正是施剑翘；另一部电影《一代宗师》中，章子怡扮演的宫二，原型同样是施剑翘。

事实上，早在施剑翘案发生的1935年，各种题材的艺术作品就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在这些围绕案件引发的作品中，施剑翘被塑造成了一位“民国侠女”。由此引发的公众舆论也深刻地影响了该案的判决，同时也是这桩案件引发轰动的原因之一。

先来回顾一下具体的案情，林郁沁在书中通过考证，还原了1935年的这桩复仇案。

案件要追溯到1925年的军阀混战时期，当时东南军阀孙传芳进攻山东，施剑翘之父施从滨受命迎战。施从滨战败后，被孙传芳斩首示众，曝尸三天。

施从滨之女铭记这份血仇，特意将名字由施谷兰更为施剑翘，试图为父亲报仇。

施剑翘复仇案引发舆论的一个关注点在于施剑翘的性别，她是一名女性。为什么会由女儿来为父亲报仇呢？要知道施从滨是有儿子和侄子等男性亲属的。

人们对施剑翘女性身份的关注，后续也成为了施剑翘脱罪的一大原因。对于为什么由施剑翘去执行复仇计划，林郁沁在《施剑翘复仇案》中也有相关论述。

从1925年父亲身死到1935年施剑翘手刃仇人，施剑翘足足谋划了十年时间。她原本打算让哥哥施中良执行刺杀的任务，但由于施中良不是军人，很难获得复仇的恰当时机；随后施剑翘又求助表哥施中诚，但后者也没有采取行动；1928年，施剑翘嫁给了施靖公，条件是他帮自己实现复仇的愿望，施剑翘这一计划也落空了。

鉴于以上种种，施剑翘成了复仇计划的唯一执行人。在复仇的最后一年，施剑翘足足跟踪了孙传芳一年时间，并得知孙传芳定期参与主持天津居士林的诵经活动。

1935年11月13日，施剑翘和孙传芳都迎来了决定命运的一天，那天施剑翘先去往居士林，在确认孙传芳抵达后，她又返回家中取出手枪，在诵经活动上，开枪打死了孙传芳。

在成功复仇之后，施剑翘并未离去，而是向现场群众分发自己带来的一大堆油印材料，及至警察到来后，施剑翘归案自首。

至此，这桩复仇案就已经完成了，但后续对施剑翘的审判同样引人关注，施剑翘的女性身份，为父报仇的孝义行为，以及她当场自首的举动都为她赢得了舆论的支持，并最终促成了她被特赦。

在这场舆论推动下的司法审判中，林郁沁认为一种崭新的公共道德情感出现了——同情。本书的一大主题就是描述上世纪30年代公众同情的兴起。

林郁沁认为，无论是在复仇现场，还是之后的审判过程中，施剑翘都表现出一种杰出地利用公众舆论的能力（书中写“这位女英雄展现出了不可思议的在媒体聚光灯下自如地驾驭表演细节、展现自我的能力”），她将自己的复仇行为描述的尤其正当，充分赢得了舆论的好感和民意的支持，并最终在审判中让正义向己方倾斜。

同时以报纸为主要媒介的舆论形式也帮助塑造了施剑翘的“侠女”形象，在当时甚至有文字表示施剑翘是一位经受过专业训练、武艺高强的女性，这更符合人们对“侠女”人设的期待。但事实上，并没有任何资料能表面，施剑翘接受过武术训练。

施剑翘的复仇行为在舆论的引导下，被塑造成一种正义的行为。但林郁沁在书中也指出，“施剑翘所代表的正义，既不同于建立在道德互利上的传统儒家正义，也不同于改革派的法治理念，它根植在‘侠义’中”。

由此，施剑翘“现代侠女”的人设被言之凿凿地确定了下来，在此基础上，施剑翘和舆论还进一步丰富了这一“侠女”人设，用“大胆的英雄主义，果决的自信，以及最重要的忠孝的动机”来美化这一形象，让施剑翘的形象与理想国家的美德重合起来。

当然，在本书的讨论中，林郁沁认为，施剑翘最终被特赦，并非全都是舆论的功劳，而是舆论和当时国民政府相配合的结果。

舆论将施剑翘的复仇行为描述为因果报应，通过暗杀恶名昭彰的军阀实现了公共正义，它被视为拯救国家的行为和对侠义（公共正义）的表达，施剑翘复仇案被抬高到另一个高度，被赋予了拯救国家的意义。

而在国民政府一方，他们也将这桩复仇案视为一个绝佳的机会，他们通过将刺客褒奖为民族英雄的特赦令来控制事件的陈述。林郁沁认为，施剑翘案和郑继成案成为了“南京国民政府的政治功能的有力隐喻”，

孙传芳不公正地处决施从滨的行为说明了20年代的道德和政治混乱，而施剑翘的复仇戏剧性地证明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正常秩序的回归。

于是，施剑翘复仇案使国民政府得以利用刺客的孝情作为手段，为“新生活”民族主义召集起公众同情，施剑翘的行为不再是非正义和有罪的，而被视为是一种最高美德，乃至于是“国家英雄主义”。

在这种解读下，施剑翘被塑造成了一个“忠诚、智慧、勇敢、正义”的侠女人设，满足了公众舆论和国民政府的双重期待，也为其复仇行为赋予了“权力和道德合法性”。因此施剑翘最终得到特赦。

而本书通过对这桩案件的完整解读，完成了“对民国时期暴力文化的认识，并阐述施剑翘刺杀这类案件如何调和了道德暴力在现代正义中扮演何种角色的论争。”

值得一提的是，林郁沁对施剑翘复仇案的讨论，并没有因为施剑翘的特赦戛然而止，本书还讲述了施剑翘在案件结束后的遭遇，一直到1979年施剑翘因为直肠癌去世。

在复仇案结束后的数十年间，这桩案件仍被数次提起，施剑翘本人以及舆论对上述故事存在不同的讲述。而每一次对施剑翘故事的不同讲述，都是在处理现实问题和为当下的规划服务。

由此再次证明，施剑翘复仇案的真相事实上并没有那么重要，它背后引发的讨论，以及人们对其的不同解读，才真正影响了现实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