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漆永祥丨讀方向東、王鍔點校整理本《五禮通考》
原刊《历史文献研究》第46輯
此文以“點染丹黄十數載，校成曲禮三千篇”爲題，刊發於《中華讀書報》2021 年1 月27 日“書評周刊”版，因版面有限，有所删節。
一
秦蕙田（1702 —1764），字樹峰，號味經，清江蘇金匱（今無錫）人。乾隆元年（1736）進士。官至工部、刑部尚書等。秦氏早年與朱彝尊等人論禮相合，通籍後又奉命校閲禮書，參與《清會典》的編纂。在喪期間，杜門讀禮。故其號“味經”，并非虚語，一生精力所在，壹力禮學可知。秦蕙田依徐乾學《讀禮通考》之例，得盧文弨、王鳴盛、戴震、錢大昕諸人之助，纂成《五禮通考》268 卷，上自先秦，下訖當時，分吉、嘉、賓、軍、凶禮五大類，以《三禮》爲核心，廣泛徵引歷代經史四部之説爲佐證，縱横梳理，類例詳明，糾謬補闕，時出己見，成爲當時禮學研究方面集大成式的重要著述。
《五禮通考》常見刻本，有秦氏味經窩初印本和乾隆本、《四庫全書》本、清光緒六年（1880）江蘇書局本與光緒二十二年湖南新化三味堂本等，但近三百年來，迄無點校整理之本，誠爲憾事！然在去年年底，我們終於捧到了由南京師範大學方向東、王鍔兩位教授兄主持校勘、中華書局出版的煌煌二十巨册整理本《五禮通考》，不僅彌補了我們的缺憾，也給令人焦慮煎熬的庚子大灾之年之歲尾，增添了一份難得的喜氣與吉瑞。
二
要董理《五禮通考》這樣卷帙龐大的禮學文獻，危乎難哉！綜括而論，實有四難：禮文繁雜，晦澀難通，其難一；禮學文獻關涉過廣，無所不包，其難二；精研《三禮》，疏通考核的專家，如鳳毛麟角，其難三；而即便有一二通禮之家，也不願意耗日費時，花十數年時間來整理一部著述，其難四也。這就是《五禮通考》雖然爲學術界所亟需，但却遲遲没有整理本槧行的主要原因。
自來研治經學者，莫不以《三禮》爲難，即科舉考試中“十八房”閲卷，亦往往以《詩經》房最多，而《禮記》房最少。清代御制諸經，自康熙時開始編纂，也是以《三禮》殿後，遲至乾隆元年始設“三禮館”，先後纂成《周官義疏》《儀禮義疏》《禮記義疏》（合稱《三禮義疏》）。無他之故，皆因《三禮》難治，令人生畏，故慧詰之士，避之唯恐無及焉。
研治禮學，所謂“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其節文威儀，委曲繁重。即如《五禮通考》中“嘉禮”類中，如尊親、飲食、冠、昏、饗燕、射、鄉飲酒諸禮，凡豆俎簠簋、匏竹鐘鼓、奠祭盥洗、揖讓升降、拜跪坐興、緩徐趨疾等儀節，既少圖例可參，又無録像可憑，可謂紛如亂絲，迷如密霧。而禮文之中，往往是一字一套動作，一字一個位置，一字一種儀節，一字一件禮器，點校此類禮文，須有大量的一字句、二字句、三字句，才能分得清楚，辨得明白，這是禮學文獻獨有的特殊句型。整理者在處理這些文句時，稍有不慎，即或粘連不分，或破句錯點，導致儀節紊亂，懵懂難解，其慎懼兢兢、瞻前顧後之狼狽可知。
三
禮學文獻還有一大特徵，就是瀚海無涘，無所不包。清代惠棟在談到“明堂”的作用時説：“明堂爲天子大廟，禘祭、宗祀、朝覲、耕籍、養老、奠賢、鄉射、獻俘、治曆、望氣、告朔、行政，皆行於其中，故爲大教之宫。”那也就是説凡朝章國典、祭祀行政、經濟軍事、農工水利、尊賢養老、天文曆算等，無不在明堂舉行，難怪其日事孜孜地要把明堂制度弄清楚。錢玄先生也曾感慨地説“三禮之學，實即研究上古文化史之學”。
因此，《五禮通考》貌似只是簡單地分爲吉、嘉、賓、軍、凶五種，但實際幾乎囊括了天地鬼神、人生百態與世間萬物之一切，而且遠自往古，下止當代，上自王朝，下逮民俗，相容并蓄，無所不備。不僅如此，《四庫全書總目》還説《通考》“以‘樂律’附于《吉禮》‘宗廟制度’之後，以‘天文推步勾股割圓’，立‘觀象授時’一題統之，以古今州國、都邑、山川、地名立‘體國經野’一題統之，并載入《嘉禮》，非‘五禮’所應該，不免有炫博之意”。
如此説來，《五禮通考》做爲一部禮學史與資料集兼具的著述，其“五禮”之所含，顯然更爲廣博龐雜，用今天的西式分類來比喻，則該書涵蓋了哲學、宗教、法律、經濟、教育、語言、歷史、藝術、音樂、數學、物理、心理、軍事、外交、農業、工業、職官、水利、交通、天文、地理、醫藥衛生等學科。如果説“文化”涵天負地，無所不具，則禮學的内容也是包羅萬象，無所不蓄，儼然百科全書，這對整理者水準的要求，可以説近乎酷苛矣。
我們如果推測秦蕙田之原意，也不一定非要“炫博”，當時戴震經錢大昕等人介紹，參加了《五禮通考》的編纂，戴氏遂將其師江永《推步法解》與自家所著《勾股割圜記》一併纂入其中，秦氏設“觀象授時”一類，很可能是受戴震影響所致。這一方面説明秦蕙田善於吸收當時學術研究的最新成果，可另一方面又無疑給後人整理《五禮通考》平添了難度。因爲《推步法解》與《勾股割圜記》是專門研究天文算學的專著，如戴書上篇介紹三角八綫與平三角形解法，中篇爲球面直角三角形解法，下篇爲球面斜三角形解法。戴震與錢大昕當時都力主“西學中源”，而且“中優於西”，即所謂“以勾股御三角”。爲了給中國傳統數學争天下，戴氏還自創了一套術語，有意與西學立異，如他的題目“知一觚兩距，兩距在觚之左右，求對觚之距”，翻譯成現代漢語就是“在球面上已知一角與兩邊，求對邊之值；或已知兩角夾一邊，求對角之值”。此類文句，猶如天書，令人昏昏，何况戴氏書中，本身就有不少的錯訛與缺漏，要標點整理這樣的書籍，其難度又可想而知。
四
那麽，爲什麽是方向東、王鍔二位教授兄啃下了這塊硬骨頭，這當然是有原因的。我曾在山東大學杜澤遜教授兄主持的“十三經注疏彙校”項目開題時戲言，山東乃齊魯大地，孔孟故里，不僅經學源自山東，而且從漢末鄭玄、唐代孔穎達以降，承前啓後的大師也多出自山東，故杜兄承擔此項目，乃歷史之因果，世理之自然。與此相類，江蘇向來是人文淵藪之地，即以清代而論，南京、揚州、常州等地的鍾山、紫陽、婁東諸書院，在盧文弨、錢大昕等大師的引領下，培植了大量的經學人才。綿延至近現代，南京師範大學前輩學者如段熙仲、錢玄等先生，皆爲禮學名家，上承清儒，下啓後昆，爲學林典範，世所敬仰。
方向東教授師承徐復先生與錢玄先生，傾心向古，禮學爲長，方兄所著如《大戴禮記匯校集解》《〈大戴禮記〉譯注》等，爲學界所重。而王鍔教授兄早歲在西北師範大學從業師李教授慶善先生遊，又隨趙逵夫先生攻讀博士學位，鑽彌禮學，曾與陝西師範大學諸賢合作纂《十三經辭典》，成《三禮研究論著提要》。調至南師大工作後，更是承繼先風，發揮所長，近年先後成《〈禮記〉成書考》《〈禮記〉版本研究》《〈禮記〉鄭注彙校》《曲禮注疏長編》等，可謂是風生水起而著述滿家矣。
南師大既有禮學研究傳統，王鍔兄與方向東兄同味同好，遂相約點勘《五禮通考》。方、王二氏，皆不追時髦，不喜聲華。方兄所嗜，唯在校勘禮經，若左手握杯，右手執筆，薄酒和墨，丹黄塗乙，則不啻爲羲皇上人。王鍔兄在隨園開“學禮堂”，及門下生執禮演儀，涵詠其中。《五禮通考》歷經十餘年才槧行面世，正是方、王二兄矻矻孜孜、持續發力的結果，也是他們與高弟子研討彙校的集體結晶。而年輕一代如瞿林江、井超、侯婕、楊傑等，也在校勘實踐中學有所成，逐漸成爲能挑起大樑的學術中堅力量，稱南師大爲今日禮學研究之重鎮，其誰云不然哉！
以上所述，綜而言之可概括爲一句話，就是《五禮通考》一書的整理刊行，落在方向東、王鍔身上，是歷史的因果，也是現實的責任，貌似偶然，實則必然，因爲只有他們有金剛鑽，才敢攬這件磁器活兒。
五
關於《五禮通考》的具體整理工作，讓我既驚奇又讚賞的是方向東、王鍔二兄竟以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爲底本。究其因由，是在比較諸本優劣後，他們認爲《四庫》本雖有諱改，但對其他諸本之誤，或改正，或補缺，整體品質，遠勝於他本，遂果斷地用《四庫》本爲底本，這確實是需要一點勇氣與膽量的。北京大學古文獻所編纂的《全宋詩》，據我統計在《全宋詩》成集大家635 人中，用《四庫》本爲底本的爲249 家（含《永樂大典》輯本126 家），占到將近四成的比例，其中不乏有自宋至清初歷代流傳的本子，但《全宋詩》項目組在經過認真謹慎的比勘之後，仍採用了《四庫》本爲底本，因爲這些底本不僅版本整飭齊全，而且校勘别白精審。《五禮通考》底本的選擇，又是一個有力的佐證，即《四庫》本也有不少校勘上乘的善本，是不能一概抹殺而輕易否定的。
當然，《四庫》本多諱改，這是鐵的事實，《五禮通考》亦然。對《四庫》本因避帝王諱或違礙字而改者，整理者皆據他本，一一改回；而《四庫》本其他訛脱衍倒之誤，則或據他本改正，或據他書糾謬。對《五禮通考》中大量徵引的其他經史諸書，則逐一核查，以校異同，并出校記，以爲依據。凡涉經史四部書名者，皆加書名綫；而針對國别、民族、朝代、姓氏、人名、字號大小、地名等，則標以專名綫，這無疑又給整理者平添了無數的工作量，而對讀者閲讀與理解，却是提供了諸多的便利。
整理古籍，以不變亂底本爲原則，《五禮通考》的點校，對底本的行款版式，也是慎之又慎，不輕加變更。如對於秦蕙田原文的頂格、出格、低格等行款版式，因其或寓有深意，或暗示褒貶，故亦做了標識處理，眉目清晰，以便區分，做到最大限度地忠實原書。但底本及他本，原版皆無細目標題，以古人習慣在文後加“右某某某”以統括前文，整理者在文前增加了細目標題，以適應今人閲讀習慣。凡標題在目録中與正文中出現不相統一的情况時，整理本皆依正文爲定。古籍中目録與正文標題不統一，所在多有，而據我的感觀所得，也是正文題目，相對更爲準確，所以我也非常贊同《五禮通考》的這一做法。正是由於底本判别準確，凡例制定精當，點校者雖非一人，然皆能貫徹執行，故全書前後一貫，品質上乘，是一部可以信賴的整理本。
六
如果説《五禮通考》整理本有缺憾，那麽我感覺最大的問題就是對底本中所涉遼、金、元時期帝王后妃等名、部族名、屬國名、人名、地名、職官名、名物名等，仍依存不改，似屬處置失當。乾隆朝編纂《四庫全書》時，清高宗認爲“前史所載遼、金、元人地官名，率多承訛襲謬，輾轉失真，又複詮解附會，支離無當，甚於對音中曲寓褒貶，尤爲鄙陋可笑”。因此，對宋、遼、金、元諸史及其他書籍中，凡涉上述諸專用名者，或爲改易漢文舊譯不雅之字，或據舊譯漢字改其諧音，有諸多情况是“因無解義，但改字面”而已，并非嚴格意義上的意譯或音譯。這些貌似有規律可循却又無規律可守的改字，使讀者在利用《四庫》本遼、金、元諸《史》時，便會帶來巨大的困惑與干擾，幾乎到了不可卒讀的程度。《五禮通考》整理本以《四庫》本爲底本，當然就無可避免地遇到了這個問題，即底本中此類專用名詞，到底要不要校改的問題。以我之愚見，當然要改，而且要不嫌繁難，一一校改，才是正確的方式。
但從《五禮通考》整理本可知，本書對凡遇到上述專用名詞，皆因仍其舊，“不一一出校”。例如《通考》卷247“凶禮二·荒禮”中，《四庫》本中如“阿濟格”“伊嚕勒”“齊哩克昆”“阿南達”“默圖”等名，秦蕙田味經窩刻本與今中華書局點校本《元史·食貨志》，均作“阿只吉”“月兒魯”“怯憐口”“阿難達”“滅秃”等，如果不用諸書對讀，則讀者很難判斷“齊哩克昆”即“怯憐口”，“默圖”即“滅秃”，這就給閲讀本書帶來了很大的麻煩。
另如本書中他處所見，人名、氏族名如《四庫》本作“巴延”“班布林實”“筆且齊”“吹丹察罕布哈”“達嚕噶齊德哷默色”“赫舍哩氏”“和爾和遜”“奇特特穆津”“圖們呼圖克瑪勒”“伊伯根”，而秦氏味經窩刻本作“伯顔”“八不沙”“必闍赤”“怯薛丹察罕不花”“達魯花赤迭理迷實”“紇石烈氏”“火魯火孫”“奇握温鐵木真”“佗滿胡土門”“也不干”等；地名若《四庫》本作“都勒斡”“額默根哈爾察海”“和掄明”“濟蘭格爾”“率賓”“托囉山”，而秦氏刻本作“鐸瓦”“也滅干哈里叉海”“胡剌温猛”“怯呆兒”“速頻”“吐兒山”等。又如職官名若《四庫》本作“貝勒”“明安穆昆”“伊勒希”“紮爾固齊”“富勒琿”“特喱袞”，而秦氏刻本作“勃極烈”或“孛堇”“猛安謀克”“阿里喜”“札魯忽赤”“蒲里衍”“惕隱”等。這些改譯，有的音近相似，有的毫不相干，幾無規律可尋，如不對兩個版本對比閲讀，多數是無法知曉的。
我揣測整理者是因爲四庫本《五禮通考》此類改譯太多，如果對底本一一校改，則繁冗蕪累，改不勝改，故索性一仍其舊，以省煩費。對此我們也可以理解，但如果做些特殊的處理，用諸如“《四庫》本改易遼金元諸專用名稱對照表”做爲《附録》，置於書後，以便讀者參考稽核，對照閲讀，既不改字，又便讀者，是不是一舉兩得而兩全其美的做法呢？
爲方便讀者利用，《五禮通考》整理本還將關於是書他本的序跋合併爲《附録一》，又錢大昕所撰秦蕙田《墓誌銘》作爲《附録二》，并置正文之後，極是得當。但如果能將有關秦氏傳記中，比較重要的如《滿漢名臣傳》《清史列傳》《清史稿》諸書相關傳記一併附上，則會對讀者起到更好的參考作用。
《五禮通考》中所涉禮學文獻，雖横貫四部，縱穿百代，但所引用之書，多有近今人整理本可參，這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本書的標點負擔。儘管如此，全書中仍有點校中的破句漏略，如卷246《凶禮一·荒禮》“故有一半散息、一半減糶之，詔以調停之”句，當爲“故有一半散息、一半減糶之詔以調停之”（或在詔字下斷句。見第19 册第11984 頁）。又如“仍禁奸豪，不許隱情，捏名多買罔利，事發重治”句，當爲“仍禁奸豪，不許隱情捏名，多買罔利，事發重治”等（第19 册11993 頁）。另如專名綫如“祝融”、書名綫如“二十二史”等，或標或不標，并不統一。凡此之類，誠冀《五禮通考》再版之時，能糾誤正訛，拾闕補遺，俾全書更趨完善，則是所願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