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破权力依附，走向契约法治

读的秦晖先生的第三本书，也是他的成名作，首次出版于1996年，浓烈的自由主义和人文关怀气息。 本书开始通过对中国农民的“关中模式”和“江南模式”进行对比，得出了一个反历史常识的结论：宗族文化并非中国农村普遍现象（关中就没有大宗族），有大量证据表明很多乡村没有这种大家长制的紧密宗族文化，恰恰是在近代商业发达地区这种宗族文化特征发展得比较丰富；在中国很多农村，土地集中程度并不高，造成农民起义的原因不是没有土地，而是灾荒或不堪政府的苛捐杂税所走投无路；历史农民起义主体不是无地农民，而是不堪税赋的自耕农，而镇压这些自耕农的主力队伍豪强地主和依附地主的佃农。 秦晖认为，原因是中国社会自古以来就形成了一种“权力依附”型结构，农民唯有加入更大的权力结构才能免遭各种可能的伤害，由此也逐步形成了中国人普遍无个人自由意志的依附型人格。改朝换代以后农民手中获得的土地被权贵地主（有权力的官员变成的地主）。兼并不是造成社会不稳的原因，而是因为权贵在权力结构中占据优势地位，可以借助权力地位和权贵资本来兼并土地，那些不依赖权力的地主在“权力依附”型的中国社会根本不能长久存在，要么被国家权力打击充公，要么被权贵地主兼并消灭。权贵地主兼并土地后租赁给农民耕种，这些农民反而因为不需要像自耕农一样缴纳繁重的赋税，安于现状，反而是社会的稳定力量。 针对中国农民的特点，秦晖认为中国宗法农民的价值取向具有两重性，即对权贵卑躬屈膝的人身依附和对自身私欲的无限贪求，前者导致人情的泛滥和人性（人权）的萎缩，后者导致人欲的膨胀。人情与人欲交织为人身依附的“关系网”，同时具有散漫与专制并存的二元特性。一方面个人极为散漫无序，以至于人欲横流，另一方面社会又极为专制有序，以至等级森严。隐私权屏障的缺乏与等级壁垒造成的信息隔绝机制，使宗法农民社会内的信息传播出现了横向畅通而纵向阻滞的局面。一旦反抗的小农成功突破等级限制摇身一变成为“权贵首领”时，便会把一己之自然欲望转化为共同体的抽象价值，“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以我之“性自由”为天下之性禁锢。这也是中国历史权力更替、周期循环的原因。其中的人身依附，包括人对自然界的依附，个人对共同体的依附，以及作为共同体成员对共同体的代表者即天然首长的依附三个层次，其中每一层次对农民思维的理性化都是严重的桎梏。 秦晖认为中国传统统治秩序最鲜明的特征不是“家族主义”，而是“国家专制主义”。看似宗族兴盛，实在是专制国家为了抑制臣民的个体权利，而不是真想扩张“族权”，更不是支持宗族自治。“国家专制主义”不仅压抑了市场导向的个人进取精神，甚至也压抑了市场导向的集体进取精神，不仅抑制了个人资本主义，甚至也压抑了“家族资本主义”“社区资本主义”或者“合作资本主义”，使中国始终走出摆脱宗法共同体的人身依附型社会，个人始终笼罩在“集体”之下，没有个体权利和自由精神。 中国现代化的实现要通过市场经济走向人的个性发展，由权力依附型社会走向契约法制型社会。只要中国依附权力的统治文化和国有制的“自然经济”不改变，就不会产生大量具有独立自由意志的人民。改革封建社会，最重要的就是发展市场经济和培育市民社会，打破宗法农民的人身依附关系，并制度进化培养出大量摆脱权力依附结构，具有独立意志和理性精神的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