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语境下的袁宏道与公安派

晚明崛起的公安派是中国古代文学高潮时刻在诗文方面出现新面貌的代表，其中三袁最为有名，诞生起全盛十六年备受争议、清朝时期重挫消沉，直到1931年之后成为文坛讨论焦点，在重新被确立文学样板的过程中，后世评价并行成多重矛盾观点。研究近现代中国思想史的普林斯顿大学学者周质平浸淫晚明文学十多年，在现代与传统之间分析袁宏道、公安派及其现代回响，虽是三十年前旧作，今日翻译出来成书，如译者所说：周质平以一种允执厥中的态度，将袁宏道与公安派放回到了历史语境中去，惟其如此，才能对其创获与局限拥有更完整的看法。

全书脉络清晰，分成三部分，袁宏道、公安派与晚明思想、晚明诗文的现代回响，从个人之点到公安派之面进而融入历史长河中的文化源流，回复到文学文本形成的语境中，从而整个晚明文坛的风貌就在文章中被构建重塑出来，文化传承到近现代依旧回响不断。

一、才气纵横叱咤一时的名士型文人——袁宏道

人人都爱袁中郎。

“除却袁中郎，天下近儿戏”，“人生不得行胸臆，纵年百岁犹为夭”，公安三袁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中袁宏道可谓是奠基人，他聪颖神慧，才华横溢，短短四十二年的光阴一直在入仕和归隐之间徘徊。入仕让他体验官场黑暗人间悲苦，而闲散归隐期间寄情山水、潜修静虑又让他倍感彷徨怅惘，繁华与平淡之间，他的人生观、文学理论与对政治的看法也在逐步形成。作者认为三十岁的袁宏道第一次辞官时间中思想定型，中年期退隐柳浪间不再被风雅束缚，最后一段人生旅程则是早衰消沉，甘于淡泊回归保守。

对于袁宏道，30年代的文人分为闲适派、忧时派等分别用瓶花与匕首来对应他的个性思想文风，作者认为这两种看法太过极端，袁宏道基本上是个名士型文人，他对政治的关怀止于书生论政。他的作品缺乏后继的力量。

一个传统文人，不忧国忧民是不可能的，袁宏道做官时间不长，却是个清廉之人，他的思想受王阳明、李贽与道释影响，也就是佛道其表杨朱其里。他作诗要从“自己胸臆流出”，提倡民歌写作，其文清新淡雅，他的诗文信件游记还是文学理论都呈现出他消极退让与自信豪放的特点，最终用他的情真和语直，对日常生活的反映让他的文字如一张自画像，自觉观察自己，照亮了每个人的内心矛盾，在明代文学中令人耳目一新。

二、“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公安派与后世影响

三袁立足晚明文坛，振臂一呼，众多追随者，个性解放、文体解放都书写在公安派的鲜明旗帜上，虽几经坎坷，直至影响到新文化运动。作者在第二部分与第三部分细致梳理了公安派在晚明时期的发展与对现代的影响。

公安派并非横空出世，历数中国文学发展脉络，尤其是伴随着诗文的衰微，文学批评从东汉的王允、沈约到明代的情理对峙，到了晚明就形成复古派与公安派之间的冲突。但作者不同意清代与20世纪学者如上的说法，公安派的文学批评准则“性灵”和“后七子”的唐顺之的文学理论“本色”，也就是自我表现的直接性是类似的。而袁宏道为徐渭作传，认其为公安派前驱，李贽的“童心说”直接影响了“性灵说”。也正因为前期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让公安派应运而生，和复古派一样要拯救明朝式微的诗文。

公安派重视民间文学，袁宏道就说民歌就是诗歌，这和唐朝刘禹锡的竹枝词文学思想一致，令人“诗眼大开，诗肠大阔，诗集大饶”。不管是市井小说还是民间文学，公安派都秉承着历史的文学观，也就是文学形式与内容不用一成不变，这也是性灵的真实意义，在于忠于一己的决心和个体的觉醒。公安派解放文体，自成一家，而袁宏道去世之后竟陵派兴起，竟陵派对公安派口语化、趣观点大加批判。而30年代的胡适倡议的白话文运动与公安派的文学理论是一致的。书中除了对胡适文学理论与公安派之间的关系进行解读，同时也指出，中国文学的不断进化中，袁宏道领导的晚明文学运动，也预示着中国文学的方向。这方面从公安派后金圣叹、李渔、袁枚直到清末的诗界革命、鲁迅、周树人到胡适，他们的文学理论形成有着内部的原因，他们的精神是相通的，白话小说的兴起就是中国文学语、文合流的大势。

不管是胡适的用白话写文，还是林语堂提出写白话的文言，闲适小品文的推出，这让白话文具有了普及率和可懂率。这种文学的对望正如袁宏道与好友读徐渭时”两人跃起,灯影下读复叫,叫复读,僮仆睡者皆惊。”文学没有了时代的隔阂，他们在各自的时代背景下发展变化，寻找属于自己的路，进而矫正工具性的命运。而未来的文学发展又将往哪一个方向发展，这也是作者贯穿全书的一个主旨，在历史的断裂与延续之间寻找文学表现不断增强达到“大开、大阔、大饶”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