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报人的“人脉”与“气场”

作者：金满楼

一、传统士绅的新出路：以报业寻求地位

中国人常说，“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这句话放在古代社会的话，实际上指的就是“读书求官”四个字。近代以前，传统读书人的出路非常狭窄，似乎除科举之外，很少有其他能提高自身社会地位并获取经济回报的途径。不过，在近代以后，随着租界及沿海城市的兴起与发展，读书人开始有了新的出路，而其中之一，就是投身报业。

以早期报人王韬为例。王韬本是秀才出身，其于1849年应英国传教士麦都士之邀至上海墨海书馆任翻译，是比较早接触西学的传统士人。后来，由于其上书太平军将领而遭到清廷追查，不得已逃到香港避难并一度访问英法诸国。1870年后，王韬在香港创办《循环日报》，期间撰写了八百余篇政论文章，堪称中国本土政论报刊的发源。由于时代和地域的限制，王韬的影响力虽不如此后《时务报》所造就的精英报人群体，但说他是近代中国因办报而获得社会尊重及地位的第一人，却也并不夸张。此后，王韬也因此而脱于清廷通缉并出任上海格致书院院长直至去世。

近代中国报业之初，其品类下杂固然是不争的事实，而当时的社会环境，多视报社主笔、访员为“不名誉之职业”，“不仅官场仇视之，即社会亦以搬弄是非轻薄之”。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传统士绅多走科举求官之路，其对报业毫不热心亦不参与，王韬也只是其中的一个特例而已。不过，这一状况在甲午年后有了极大的变化。在想象中的亡国灭种的压力下，一些具有进士、举人功名的读书人如康有为、梁启超等相继走出书斋，其相继进入报业并以报刊为参政工具，这使得报业的地位及生存空间大为提升与拓宽。

如李礼在《转向大众：晚清报人的兴起与转变（1872-1912）》（以下简称《转向大众》）一书中指出的，甲午后这批新崛起的媒体精英主要通过报刊迅速成为当时的“意见领袖”，并获得了超越传统并可资动员的“受众”资源。与传统的科举精英相比，他们不但具有更大的影响力，而且日益成为游离于政权系统之外的异己势力。而在这批人中，《时务报》主笔梁启超又是其中最耀眼的明星，并成为最大获益者。

通过报刊的舆论生产与引导，传统的知识精英找到了科举之外获得社会地位的新来源。庚子年后，在清廷推行新政尤其1905年废除科举之后，民间办报的热情更是勃然兴发，由此产生的舆论场甚至直接影响到清廷高层的决策，这就不得不让人刮目相看了。

二、从清议到舆论，从士绅到庶人

在近代报刊产生之前，朝堂与民间的沟通极其有限。即便有，也仅仅是所谓的“清议”。然而，主要由御史与言官两大系统构建的清议，其本质上是一种体制内言论，因人员数量及身份的限制，其自身瓶颈是十分明显的。就此而言，传统清议主要体现的是官绅意见。

在民间，由下级士绅构建的舆论场同样存在，但其范围和影响力相当有限。不过，随着近代报刊的出现与壮大，传统中国这种“上下不通”的局面有所扭转。如《转向大众》一书中指出的，“新兴报刊的介入，传统局限于士人群体的讨论主题开始下移，日趋市民化、大众化，以数量为判断标准的‘众议’开始借助报刊舆论显示力量。”相比于御史或言官们的清议，这种由报刊构建的舆论更像是一种“庶人清议”，或者说，是“将清议泛化或者说非体制化，逐渐超越士人阶层而扩展至‘庶人’。”

庶人清议无疑是一种体制外的声音与新崛起的力量。在中国的传统政治中，普通民众并没有机会与朝廷乃至其官僚体系正面交涉，而朝廷也正是通过这种隔绝保持了自身权威的神秘性。在此体系下，传统政治不需要对公众开放其决策过程，其作出的决策也很难受到体制外力量的挑战。

但是，报刊的出现令传统政治的隐秘帷幕被慢慢扯下，传统政治的后台行为也日益暴露在公众面前。通过不断发表的政论与批评，报刊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扮演了“民意的代表”，而这种主动发起的政治“互动”，一方面令朝廷及官僚体系与民间的距离感日渐缩短，另一方面也让传统政治的威严感及神秘感被逐步祛魅。在近代报刊的桥梁作用下，“政治讨论主体由士人扩大到民众，议论场域从官僚体系、准官僚的科举功名共同体走向体制外的‘社会’”，此时的民众，也开始由传统的被统治者日益转变为现代政治意义上的“人民”。

从官绅之意到民绅之意，再到真正意义上的民意，近代报刊的出现无疑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促进作用。借助报刊这一新型载体，庶民的意见、地方的意见，都得以公开化和延长化，由个人蔓延到群体，由地方发展至全国。在民众表达的空间被打开后，传统政治也不得不随着社会的变化而逐步转型，如在清末的最后几年，社会各界一般倾向于将舆论寄托于两种事物：一是报馆，二是议会，这无疑是近代报刊的一种成功了。

当然，由近代报刊构建的“庶民清议”也有着明显的缺陷，当时的所谓“社会舆论”，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人造的舆论，其主要体现了知识阶层的意见而非真正国民主体的意见。如刘小枫指出的，中国的近代政党不是工业化、城市化的产物，而是知识人群为争夺权力的聚集。以此而论，近代报刊所主张的民权与民意，也有几分相似。

三、租界自由的兴起与假象

从历史上看，清末民初堪称中国近代报刊发展的黄金时期，而近代通商口岸城市尤其是租界在其中起到了极其重要的支撑保障作用。相比植根于地缘、血缘等诸多关系的传统社会，租界为士人提供了全新的生存空间，近代报业也得以在此生根发芽。

之所以如此，主要是租界在列强的统治之下，由此阻断了清廷与地方官府的行政管控。这种类似于“国中之国”的法外飞地，为异己力量与抗议者提供了一块相对安全的保护区，如早期报人姚公鹤所言，报刊报人“以托足租界之故，始得免婴国内政治上之暴力。”而这大概也是晚清上海报业发达、言论活跃的最主要原因了。

租界自由的案例，上海是其中最显著的代表与体现。不夸张地说，清末民初的所谓都市，即上海也；而所谓上海，即租界也。如《转向大众》一书中指出的，“凭借租界的保护，上海逐步发展成为全国舆论的中心乃至抗议的‘生产’中心”。而在西方制度与观念的浸润下，租界内的报刊言论不仅刺激，而且“先进”，处处闪耀着“文明”的光环。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清末时期的另一个“抗议”中心来自日本，当时很多留日学生及流亡群体如康梁维新派、同盟会等都在日本积极参与办报，这些印刷品不仅影响了当时在日的留学生，而后又通过各种不同的渠道流入本国，这也是清末舆论尤其是革命党言论的策源地之一，并进而为之后的革命起到了宣传鼓动作用。从本质上说，这种海外报业的形态与租界内提供的保护是异曲同工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租界内的自由也不可避免地外溢到国内其他城市，并深刻地影响了近代报业的发展。在清廷推行新政立宪后，其相继制定的几个报刊法规即主要以学习西方为主。如首先制定的《大清印刷物专律》中采取的是注册制，其准入门槛较低，操作的弹性空间也较大。在检查方面，尽管官方曾规定报刊发行前应事前预检，但遭到报人抵制后并没有强制执行或实行严格惩罚。1911年2月，清廷颁布的《钦定报律》更是直接将事前检查改为了事后存查。此外，在新闻权与行政权的博弈中，清末司法体制的改革也为前者提供了意外的奥援。

当然，清末官方在新闻管制上的宽松与其特有的时代背景有关，而其中又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租界的存在令清廷官方力量鞭长莫及；二是清廷尚未深刻认识到报刊的作用及其影响力；三是在当时改革图存的内外压力下，官方在社会控制方面的力量相对有限。

但是，反过来说，早期报业发展的众声喧哗现象大概也只有清末民初才可能出现，而由于其主要根植于租界而非本土的、原生的，因而同样是不可靠的，之后的历史即充分证明了这点。从这个意义上说，不管什么国家与时代，其报业的良性健康发展，归根结底还是要取决于整体的社会形态，而不可能一直依赖于嫁接与外在的力量。如此，近代中国因租界带来的自由和报业发展，也可以说是某种假象而已。

刊于中国经营报2017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