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概率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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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作者简介
马克思•弗里施( Max Frisch)（1911—1991） 是在国际文坛上享有盛名的瑞士作家.1911年生于苏黎世一个建筑师家庭。人们通常将他和另一位瑞士作家弗里德里希• 迪伦马特并称为当代最重要的德语剧作家。1931年至1933年间，弗里施在苏黎世大学攻读日尔曼语言文学，后因父亲去世，家庭经济状况困难而中途辍学。弗里施曾为《苏黎世报》、《法兰克福日报》等媒体撰写通讯报道，开始记者生涯。1936年得到朋友的资助，进入苏黎世的瑞士联邦工学院学习建筑专业。二战期间，弗里施一度应征入伍，在边境当炮兵，历经坎坷。他把这段经历和思想记载下来，即为《从军散记》。1941年，弗里施从工学院毕业，在当建筑师的同时从事文学创作。战后，弗里施广泛游历欧洲、美洲、日本、阿拉伯各国，1955年，弗里施成为职业作家。1958年，弗里施获得毕西纳文学奖。1962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马尔堡大学赠予他名誉博士学位。1975年，弗里施来华访问。1991年弗里施去世，享年七十九岁。
弗里施一生著作丰富，主要以长篇小说和戏剧为主。他的长篇小说《施蒂勒》写人的身份辨认的问题，即一个人能否放弃原有的身份与经历变成另一个人，这也是他特别喜欢的题材。小说具有相当深刻的悲剧意义，一直被公认为是德语文坛的杰作。另一部长篇小说《我就用甘腾拜因这个名字吧》，主人公就像是换衣服似的换用姓名、身份、经历，来表达自身的感受。在弗里施的剧本《传记。一出戏》中，一个希望改变自己历史的人重温了过去的一段生活，他试着作出不同的反应，结果依然照旧。
马克思 •弗里施的戏剧创作深受布莱希特的影响，采用陌生化效果，常揭示事物的另一种发展的可能性，出乎读者和观众的意料，引导人们进行思考。1945年创作的《他们又在唱了》，描写二十一个惨遭法西斯杀害的人质以及战争中的其他死难者、包括行刑的刽子手们，在阴间寻求共同的生活。人质们的歌声一再出现，警告后世不要再重蹈覆辙。剧本上演后获得很大的成功。但是使弗里施获得国际声誉的剧作是1961年的作品《安多拉》，剧本控诉了法西斯迫害犹太人，并提出在这类罪行中谁是帮凶的问题。
弗里施的作品，无论是剧作还是小说，都深刻的揭示了西方社会中人的精神危机。作者曾说过：“恐惧，恐惧，到处是恐惧，”“我是出于恐惧而写”。而他的作品确实表现了失去信仰的人在现代社会中的不安。弗里施很欣赏易卜生的名言：“我在这儿是提出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事实上，这是他写作的因缘所在，也是作为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自我的最佳定位。这句话也可以用来概括他的作品的特色。所以西方评论界认为他是一个诊断学家，而不是一个治疗学家。
二作品的时代背景
《能干的法贝尔》写于1957年，正是战后瑞士工业得到大力发展，机械工业等技术领域得到长足的发展，进出口大幅增长的时期。在1970年之前，工业一直是瑞士国民经济的重要部门。当时，由于工业发展的需要，瑞士还在五十年代引进了很多的外籍员工，本国的工业技术人员更是备受青睐。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加上弗里施本人曾是建筑师，以及广泛游历各国的经历，使他开始思考作为一个“有技术专长的人”在这样一个科技日益发达，技术改变生活的时代，人生命价值观念的取向问题。并在作品中提出了一系列值得思考的问题：技术是否可以决定一切？生命是否真的可以通过科学计算被人们自己牢牢掌握？
三作品内容介绍
《能干的法贝尔》原书名为拉丁文《Homo Faber》，意为《认为技术决定一切的人》或译为《有技术专长的人》。主人公名为瓦尔特• 法贝尔，是一位受雇于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的工程师。一天，法贝尔在美国纽约拉瓜迪亚机场乘坐飞机出差旅行，在飞机上，法贝尔认识了一位德国杜塞多夫的年轻人赫伯特，他去危地马拉看望哥哥。在交谈中，法贝尔发现，年轻人赫伯特的哥哥就是自己的昔日好友约阿希姆。约阿希姆曾是法贝尔年轻时代的挚友， 二人分别后，阿约希姆结了婚，法贝尔得知其妻就是法贝尔年轻时候的情人汉娜。汉娜是慕尼黑人，半犹太血统。年轻时候汉娜和法贝尔情投意合，当时德国已经开始要排挤和大规模迫害犹太人。法贝尔正准备和汉娜结婚的时候，得到汉娜必须要在两周之内离开瑞士回到德国的命令。他立即赶到苏黎世，偕同汉娜去外侨警察局申述结婚理由，请求恢复汉娜在瑞士的居留许可权，但是官方给出的拒绝理由是：瑞士是个小国，没有地方容纳无数的逃难者，并给与政治避难庇护权。又因为汉娜认为法贝尔想和她结婚不是出于爱。两人因为种种原因，最终没有结婚，但汉娜已经怀了法贝尔的孩子。
两人分手后，一晃二十余年过去了，汉娜一直杳无音讯。法贝尔得知汉娜与约阿希姆结了婚，战争爆发，约阿希姆成了俘虏，汉娜逃往英国，独自抚养孩子。汉娜带着孩子到处奔波，最后来到雅典。性格坚强的汉娜一边含辛茹苦的抚养孩子，一边孜孜不倦的学习，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
后来法贝尔坐船从纽约去法国，在船上邂逅了一个叫做伊丽莎白的年轻姑娘，她是耶鲁大学的学生，暑假回希腊看望母亲。法贝尔发现她有点像汉娜，并产生了兴趣。下船后他们走散了，但是在巴黎街头又偶遇，两人同游卢浮宫，很快成为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后来，他们决定同游意大利，途中两人萌发了爱情，法贝尔甚至向她求婚。后来法贝尔知道了她的母亲是汉娜，便开始用数学概率计算出自己想要的推测：她不可能是自己的孩子，只能是约阿希姆的孩子。他们到达希腊之后，莎白在海滨被毒蛇咬伤，在医院不幸身亡。在莎白住院的时候，汉娜闻讯赶来，与法贝尔重逢，二人交谈之中，法贝尔被告知：莎白就是他的女儿！
此时，他原有的价值观开始动摇，并发生了彻底改变，在不堪忍受的震惊中，他身患胃癌，怀着悔恨之心，辞去了工作，在医院里面写下了这段经历，同时想要像二十年前一样再向汉娜求婚。生命弥留之际，法贝尔不再感到孤独，因为汉娜在他的身边，仿佛“自己是在普照金雀花、沥青和海洋的光明中逐渐熄灭的，在瞬间的永恒面前坚持下来。
四 作品评析
如果我们从书的原名《一个有技术专长的人》来理解这部小说，我们就能更加清楚的理解这个弗里施塑造的主人公法贝尔。他是个工程师，认为人类的活动只是生理和物理反应，他相信的是科学技术，崇尚科技，喜欢机器，在船上和他人进行的一番争论中他说：“我得反驳对于机器人的种种幼稚可笑的想象。人类对机器的仇视叫我恼火，因为这是目光短浅。……机器人的认识比人精确，它比我们更加了解未来，因为它计算出未来，而不是空想出，梦想出未来，它受自身的结果所控制，所以不可能搞错，机器人不需要预感……” 。“我们生活在技术时代，人是大自然的主人，人是工程师，不同意这种看法的人，就不应该去走并非大自然所建造的桥梁。”
法贝尔相信数学可以解决一切问题：莎白明明是他的女儿，他却用自己理想的日期来推算，得到自己不是她父亲的理想答案，从而获得心理上的安慰。“我不住的默默计算，一直到算出我想要的结果：她只能是约阿希姆的孩子!我不知道我是怎样计算的，我日期安排到能计算出符合我想法的结果，就是这样一种计算。” 作为一个技术精湛的工程师，似乎已经养成了用概率公式来进行计算，解释和分析问题：莎白遭遇毒蛇咬伤的时候，法贝尔就用毒蛇的致死概率测算，以侥幸的心理去揣测女儿的存活几率，并以此安慰汉娜。“我感到宽慰的是：给蝮蛇咬伤的病人死亡率是百分之三到百分之十，甚至给眼镜蛇咬伤致死的概率也不过百分之二十五，这与人们一般对蛇的一种出于迷信的恐惧来说，是不成比例的。汉娜也感到颇为宽慰……” 身患绝症的他，通过计算认为手术成功率可以达到94％，借此自我安慰。特别是经过几次的巧合和偶然事件，法贝尔还是固执的认为数学和技术可以解决任何的问题。
书中，弗里施通过一系列的偶然事件，表现了生活中某种偶然性出现的必然性。表面上看来，这是一连串的“偶然和突发事件”，正是这种偶然，给这位认为技术决定一切的法贝尔先生带来了恐惧。原本相信技术，相信概率论的法贝尔，不断的遭受着来自的生活中无法被技术决定的事情带来的打击。恐惧像海浪一样一次又一次朝他打来。法贝尔自认为可以通过决定一切的技术掌握自己的生活和命运，但是实际上还是被命运牵着鼻子走，这使得他失去了安全感，失去了自己认为唯一可靠的东西。法贝尔如当时的瑞士人，如同弗里施本人，生活在一个技术的时代，他的生活环境和精神依赖都来自技术，他完全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掌握科技知识，精明能干的技术人员。而一旦他发现技术不能决定一切，他就彻底脱了轨，失去了依靠和方向，出现了自我和社会认同的危机。这本书讨论的就是在技术时代对人的生存本身以及存在方式的探讨。
书中作为法贝尔的对立面的汉娜是一个新时代中独立女性的典型，也是一个优秀的母亲，她自己先在巴黎工作，后去伦敦、东柏林和雅典。她带着孩子奔波，在没有德语学校的地方，她就自己教孩子功课，为了能给孩子伴奏，她四十岁还学拉小提琴。为了孩子，汉娜真是不惜一切。虽然汉娜生命中有过三个男人，但是她并不依靠他们。书中写到汉娜从青年时代开始就是一个人文科学领域的学生，后来她又取得了哲学博士学位，我认为作者这样安排是有深意的，在学科和工作领域中，她与法贝尔都是相反的，这造就了两个人对生命的不同看法，汉娜认为人只有一次生活，对于这仅有的一次生命，人要好好思考怎样做好自己，她曾问法贝尔，他是否知道他也只有一次生活。汉娜按照自己的愿望生活，她认为一个女人的愚蠢在于要得到男人的理解。她认为一个要取得丈夫理解的妻子，她的生活除了被轻易的毁掉之外，别无其他的结果。关于法贝尔的统计学，汉娜一直没有表现出过多的兴趣，她相信一种叫做命运的东西，这种被法贝尔称之为“迷信”的东西。 虽然作者在书中没有表现出对汉娜或者法贝尔的偏好，但是法贝尔经过后来与汉娜的重逢，对汉娜感到敬佩。在他后来对自己的反思的过程中，可以发现他的思想渐渐的向汉娜趋近，表示认同。他认为汉娜指出了他们这些技术人员的错误在于：把生活当作材料，想用技术去征服生命和生活，不把生活当作形态而是当作单纯的加法对待，以此把生活和时间以及死亡隔离开来。因此是违反自然的。
法贝尔在最后决心改变自己的生活，他想向汉娜求婚，和她一起生活，在汉娜身上他感觉到了生命的力量，也开始在朦胧中感悟到了这仅有一次的生命的意义。但是一切都晚了，他已经患了绝症。某种意义上说，法贝尔还是幸运的，因为他在死前终于认识到自己一生的问题所在。书的结尾，作者没有给出一个对生命意义的界定，但是给读者一种发人深省的力量，提出了一个时代的根本问题:生命不是任何其他的东西,不是概率的集合,生命就是生命!启发人类严肃思考寻找生命的终极关怀的问题。
作者安排法贝尔最后在希腊回顾自己的一生也是有意义的。希腊是悲剧哲学的故乡，象征着人类生命溯源的回归。看到这里，我们每个人也一定会扪心自问，我们自己呢？我们有没有迷失在这样一个技术高度发达的世界，忘记了生命本来的意义？从这个角度看来，这本半个世纪以前的文学作品在今天依然有价值，即使在未来，在人类发展的任何阶段，这都是一个永恒的主题！
《能干的法贝尔》并不是弗里施最优秀的长篇小说。作为他的早期作品，该书在情节构思和艺术手法上都略显生硬，艺术性也不够成熟。作者的情节设定显得太过于刻意，雕刻的痕迹明显，显然是为主题服务的。弗里施主要采用了独白，和插叙的艺术手法，书中法贝尔的个人独白和心理描写占了大量的篇幅，读者可以从中感觉到他思想情感的变化和波动。关于过去的回忆主要通过插叙展开。但是书中对于汉娜和伊丽莎白这两个女主人公的描写有点薄弱，弗里施太过专注于对法贝尔这个形象的塑造，造成了其他形象的不饱满。作家早期的小说，特别是像这样的主题先行的小说，都不可避免的有这类的问题。但是《能干的法贝尔》无愧是一部好的文学作品，其中彰显出的人文思考精神和高度社会责任感让人肃然起敬！
马克思•弗里施( Max Frisch)（1911—1991） 是在国际文坛上享有盛名的瑞士作家.1911年生于苏黎世一个建筑师家庭。人们通常将他和另一位瑞士作家弗里德里希• 迪伦马特并称为当代最重要的德语剧作家。1931年至1933年间，弗里施在苏黎世大学攻读日尔曼语言文学，后因父亲去世，家庭经济状况困难而中途辍学。弗里施曾为《苏黎世报》、《法兰克福日报》等媒体撰写通讯报道，开始记者生涯。1936年得到朋友的资助，进入苏黎世的瑞士联邦工学院学习建筑专业。二战期间，弗里施一度应征入伍，在边境当炮兵，历经坎坷。他把这段经历和思想记载下来，即为《从军散记》。1941年，弗里施从工学院毕业，在当建筑师的同时从事文学创作。战后，弗里施广泛游历欧洲、美洲、日本、阿拉伯各国，1955年，弗里施成为职业作家。1958年，弗里施获得毕西纳文学奖。1962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马尔堡大学赠予他名誉博士学位。1975年，弗里施来华访问。1991年弗里施去世，享年七十九岁。
弗里施一生著作丰富，主要以长篇小说和戏剧为主。他的长篇小说《施蒂勒》写人的身份辨认的问题，即一个人能否放弃原有的身份与经历变成另一个人，这也是他特别喜欢的题材。小说具有相当深刻的悲剧意义，一直被公认为是德语文坛的杰作。另一部长篇小说《我就用甘腾拜因这个名字吧》，主人公就像是换衣服似的换用姓名、身份、经历，来表达自身的感受。在弗里施的剧本《传记。一出戏》中，一个希望改变自己历史的人重温了过去的一段生活，他试着作出不同的反应，结果依然照旧。
马克思 •弗里施的戏剧创作深受布莱希特的影响，采用陌生化效果，常揭示事物的另一种发展的可能性，出乎读者和观众的意料，引导人们进行思考。1945年创作的《他们又在唱了》，描写二十一个惨遭法西斯杀害的人质以及战争中的其他死难者、包括行刑的刽子手们，在阴间寻求共同的生活。人质们的歌声一再出现，警告后世不要再重蹈覆辙。剧本上演后获得很大的成功。但是使弗里施获得国际声誉的剧作是1961年的作品《安多拉》，剧本控诉了法西斯迫害犹太人，并提出在这类罪行中谁是帮凶的问题。
弗里施的作品，无论是剧作还是小说，都深刻的揭示了西方社会中人的精神危机。作者曾说过：“恐惧，恐惧，到处是恐惧，”“我是出于恐惧而写”。而他的作品确实表现了失去信仰的人在现代社会中的不安。弗里施很欣赏易卜生的名言：“我在这儿是提出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事实上，这是他写作的因缘所在，也是作为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自我的最佳定位。这句话也可以用来概括他的作品的特色。所以西方评论界认为他是一个诊断学家，而不是一个治疗学家。
二作品的时代背景
《能干的法贝尔》写于1957年，正是战后瑞士工业得到大力发展，机械工业等技术领域得到长足的发展，进出口大幅增长的时期。在1970年之前，工业一直是瑞士国民经济的重要部门。当时，由于工业发展的需要，瑞士还在五十年代引进了很多的外籍员工，本国的工业技术人员更是备受青睐。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加上弗里施本人曾是建筑师，以及广泛游历各国的经历，使他开始思考作为一个“有技术专长的人”在这样一个科技日益发达，技术改变生活的时代，人生命价值观念的取向问题。并在作品中提出了一系列值得思考的问题：技术是否可以决定一切？生命是否真的可以通过科学计算被人们自己牢牢掌握？
三作品内容介绍
《能干的法贝尔》原书名为拉丁文《Homo Faber》，意为《认为技术决定一切的人》或译为《有技术专长的人》。主人公名为瓦尔特• 法贝尔，是一位受雇于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的工程师。一天，法贝尔在美国纽约拉瓜迪亚机场乘坐飞机出差旅行，在飞机上，法贝尔认识了一位德国杜塞多夫的年轻人赫伯特，他去危地马拉看望哥哥。在交谈中，法贝尔发现，年轻人赫伯特的哥哥就是自己的昔日好友约阿希姆。约阿希姆曾是法贝尔年轻时代的挚友， 二人分别后，阿约希姆结了婚，法贝尔得知其妻就是法贝尔年轻时候的情人汉娜。汉娜是慕尼黑人，半犹太血统。年轻时候汉娜和法贝尔情投意合，当时德国已经开始要排挤和大规模迫害犹太人。法贝尔正准备和汉娜结婚的时候，得到汉娜必须要在两周之内离开瑞士回到德国的命令。他立即赶到苏黎世，偕同汉娜去外侨警察局申述结婚理由，请求恢复汉娜在瑞士的居留许可权，但是官方给出的拒绝理由是：瑞士是个小国，没有地方容纳无数的逃难者，并给与政治避难庇护权。又因为汉娜认为法贝尔想和她结婚不是出于爱。两人因为种种原因，最终没有结婚，但汉娜已经怀了法贝尔的孩子。
两人分手后，一晃二十余年过去了，汉娜一直杳无音讯。法贝尔得知汉娜与约阿希姆结了婚，战争爆发，约阿希姆成了俘虏，汉娜逃往英国，独自抚养孩子。汉娜带着孩子到处奔波，最后来到雅典。性格坚强的汉娜一边含辛茹苦的抚养孩子，一边孜孜不倦的学习，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
后来法贝尔坐船从纽约去法国，在船上邂逅了一个叫做伊丽莎白的年轻姑娘，她是耶鲁大学的学生，暑假回希腊看望母亲。法贝尔发现她有点像汉娜，并产生了兴趣。下船后他们走散了，但是在巴黎街头又偶遇，两人同游卢浮宫，很快成为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后来，他们决定同游意大利，途中两人萌发了爱情，法贝尔甚至向她求婚。后来法贝尔知道了她的母亲是汉娜，便开始用数学概率计算出自己想要的推测：她不可能是自己的孩子，只能是约阿希姆的孩子。他们到达希腊之后，莎白在海滨被毒蛇咬伤，在医院不幸身亡。在莎白住院的时候，汉娜闻讯赶来，与法贝尔重逢，二人交谈之中，法贝尔被告知：莎白就是他的女儿！
此时，他原有的价值观开始动摇，并发生了彻底改变，在不堪忍受的震惊中，他身患胃癌，怀着悔恨之心，辞去了工作，在医院里面写下了这段经历，同时想要像二十年前一样再向汉娜求婚。生命弥留之际，法贝尔不再感到孤独，因为汉娜在他的身边，仿佛“自己是在普照金雀花、沥青和海洋的光明中逐渐熄灭的，在瞬间的永恒面前坚持下来。
四 作品评析
如果我们从书的原名《一个有技术专长的人》来理解这部小说，我们就能更加清楚的理解这个弗里施塑造的主人公法贝尔。他是个工程师，认为人类的活动只是生理和物理反应，他相信的是科学技术，崇尚科技，喜欢机器，在船上和他人进行的一番争论中他说：“我得反驳对于机器人的种种幼稚可笑的想象。人类对机器的仇视叫我恼火，因为这是目光短浅。……机器人的认识比人精确，它比我们更加了解未来，因为它计算出未来，而不是空想出，梦想出未来，它受自身的结果所控制，所以不可能搞错，机器人不需要预感……” 。“我们生活在技术时代，人是大自然的主人，人是工程师，不同意这种看法的人，就不应该去走并非大自然所建造的桥梁。”
法贝尔相信数学可以解决一切问题：莎白明明是他的女儿，他却用自己理想的日期来推算，得到自己不是她父亲的理想答案，从而获得心理上的安慰。“我不住的默默计算，一直到算出我想要的结果：她只能是约阿希姆的孩子!我不知道我是怎样计算的，我日期安排到能计算出符合我想法的结果，就是这样一种计算。” 作为一个技术精湛的工程师，似乎已经养成了用概率公式来进行计算，解释和分析问题：莎白遭遇毒蛇咬伤的时候，法贝尔就用毒蛇的致死概率测算，以侥幸的心理去揣测女儿的存活几率，并以此安慰汉娜。“我感到宽慰的是：给蝮蛇咬伤的病人死亡率是百分之三到百分之十，甚至给眼镜蛇咬伤致死的概率也不过百分之二十五，这与人们一般对蛇的一种出于迷信的恐惧来说，是不成比例的。汉娜也感到颇为宽慰……” 身患绝症的他，通过计算认为手术成功率可以达到94％，借此自我安慰。特别是经过几次的巧合和偶然事件，法贝尔还是固执的认为数学和技术可以解决任何的问题。
书中，弗里施通过一系列的偶然事件，表现了生活中某种偶然性出现的必然性。表面上看来，这是一连串的“偶然和突发事件”，正是这种偶然，给这位认为技术决定一切的法贝尔先生带来了恐惧。原本相信技术，相信概率论的法贝尔，不断的遭受着来自的生活中无法被技术决定的事情带来的打击。恐惧像海浪一样一次又一次朝他打来。法贝尔自认为可以通过决定一切的技术掌握自己的生活和命运，但是实际上还是被命运牵着鼻子走，这使得他失去了安全感，失去了自己认为唯一可靠的东西。法贝尔如当时的瑞士人，如同弗里施本人，生活在一个技术的时代，他的生活环境和精神依赖都来自技术，他完全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掌握科技知识，精明能干的技术人员。而一旦他发现技术不能决定一切，他就彻底脱了轨，失去了依靠和方向，出现了自我和社会认同的危机。这本书讨论的就是在技术时代对人的生存本身以及存在方式的探讨。
书中作为法贝尔的对立面的汉娜是一个新时代中独立女性的典型，也是一个优秀的母亲，她自己先在巴黎工作，后去伦敦、东柏林和雅典。她带着孩子奔波，在没有德语学校的地方，她就自己教孩子功课，为了能给孩子伴奏，她四十岁还学拉小提琴。为了孩子，汉娜真是不惜一切。虽然汉娜生命中有过三个男人，但是她并不依靠他们。书中写到汉娜从青年时代开始就是一个人文科学领域的学生，后来她又取得了哲学博士学位，我认为作者这样安排是有深意的，在学科和工作领域中，她与法贝尔都是相反的，这造就了两个人对生命的不同看法，汉娜认为人只有一次生活，对于这仅有的一次生命，人要好好思考怎样做好自己，她曾问法贝尔，他是否知道他也只有一次生活。汉娜按照自己的愿望生活，她认为一个女人的愚蠢在于要得到男人的理解。她认为一个要取得丈夫理解的妻子，她的生活除了被轻易的毁掉之外，别无其他的结果。关于法贝尔的统计学，汉娜一直没有表现出过多的兴趣，她相信一种叫做命运的东西，这种被法贝尔称之为“迷信”的东西。 虽然作者在书中没有表现出对汉娜或者法贝尔的偏好，但是法贝尔经过后来与汉娜的重逢，对汉娜感到敬佩。在他后来对自己的反思的过程中，可以发现他的思想渐渐的向汉娜趋近，表示认同。他认为汉娜指出了他们这些技术人员的错误在于：把生活当作材料，想用技术去征服生命和生活，不把生活当作形态而是当作单纯的加法对待，以此把生活和时间以及死亡隔离开来。因此是违反自然的。
法贝尔在最后决心改变自己的生活，他想向汉娜求婚，和她一起生活，在汉娜身上他感觉到了生命的力量，也开始在朦胧中感悟到了这仅有一次的生命的意义。但是一切都晚了，他已经患了绝症。某种意义上说，法贝尔还是幸运的，因为他在死前终于认识到自己一生的问题所在。书的结尾，作者没有给出一个对生命意义的界定，但是给读者一种发人深省的力量，提出了一个时代的根本问题:生命不是任何其他的东西,不是概率的集合,生命就是生命!启发人类严肃思考寻找生命的终极关怀的问题。
作者安排法贝尔最后在希腊回顾自己的一生也是有意义的。希腊是悲剧哲学的故乡，象征着人类生命溯源的回归。看到这里，我们每个人也一定会扪心自问，我们自己呢？我们有没有迷失在这样一个技术高度发达的世界，忘记了生命本来的意义？从这个角度看来，这本半个世纪以前的文学作品在今天依然有价值，即使在未来，在人类发展的任何阶段，这都是一个永恒的主题！
《能干的法贝尔》并不是弗里施最优秀的长篇小说。作为他的早期作品，该书在情节构思和艺术手法上都略显生硬，艺术性也不够成熟。作者的情节设定显得太过于刻意，雕刻的痕迹明显，显然是为主题服务的。弗里施主要采用了独白，和插叙的艺术手法，书中法贝尔的个人独白和心理描写占了大量的篇幅，读者可以从中感觉到他思想情感的变化和波动。关于过去的回忆主要通过插叙展开。但是书中对于汉娜和伊丽莎白这两个女主人公的描写有点薄弱，弗里施太过专注于对法贝尔这个形象的塑造，造成了其他形象的不饱满。作家早期的小说，特别是像这样的主题先行的小说，都不可避免的有这类的问题。但是《能干的法贝尔》无愧是一部好的文学作品，其中彰显出的人文思考精神和高度社会责任感让人肃然起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