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读后

论及近人研究清代学术最有成就者，当推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钱穆四人。其中，章、刘二人的论述多在清亡前后，可视为近代总结清学史之发轫；梁启超的扛鼎之作《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则自1924年起在《东方杂志》上摘要发表，彼时钱穆尚在家乡无锡任专科教师，四年后其在《苏中校刊》发表《述清初诸儒之学》，方才踏入这一领域；而钱氏关于清学史的完整论述在三十年代才得以发表，此时申叔、任公已经过世，章炳麟也已进入耳顺之年。可见，四位先生的清学史论说在二十世纪头三十年这一中国学术的过渡期内构成了有趣的时间序列。虽然难称其有“代际”区隔，但毕竟时代际遇变动多端，论著对话对象不同，加之四人学术个性的差异，四种学术史仍然呈现较大的区别；可以说，以章、刘、梁、钱的相关著作为分析对象，便可在某种程度上管窥中国学术思想演进的若干侧面。因学力与时间的局限，笔者未有从宏观上比比较四位先生相关论述之雄心，只欲以介绍新读的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为主轴，辅以对比的眼光，对阅读此书的感想略作说明。

1931年秋，钱穆进入北京大学史学系任教，据其在晚年自述中指出，当时的任课教师可自定一门选修课，因他与梁启超在南开大学和清华研究院讲授过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意见相左，所以特别在北大开设同名课程，自编讲义，后由商务印书馆于1937年汇编出版。[①]由此可见，钱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一个明显意图，便是借此发难任公对清代学术的若干观点，以往的研究者已经就这一点进行了充分的论述；但需要注意的是，两者的分歧不应过分拔高——梁启超在一战前后亲眼目睹西方文明的弊端，此后其撰写的清学史颇有提振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的意味；钱穆治学之宗旨与之极为类似，只不过钱氏对中华文化的主体地位的强调似超过任公而已。由《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自序中可见，除梁先生外，该书的批判矛头无疑另有所指：钱先生谈到“今日者……言政则一以西国为准绳，不问其与我国情政俗相洽否也；扞格而难通，则激而主全盘西化，以尽变故常为快……言学则仍守故纸丛碎为博实”[②]，比对新文化运动后的中国学术思想界可知，此即指以胡适为代表的新学风气，他掀起的整理国故运动号召以西方的“科学方法”考证国故，用西方文明的标准再造中国文明，时人称之为“新汉学”，这无论在价值观上还是在治学的方法论上都是钱穆无法接受的，据陆思麟等人的研究，《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书正是钱穆与胡适派分道扬镳的转折之作。[③]除学理上的对话对象之外，此书的写作正值九一八事变前后，书成出版又在卢沟桥事变的前夕，钱穆自陈“五载以来，身处故都，不啻边塞，大难目击，别有会心”[④]，国难忧患的激励不可谓不大，杨树达1943年批阅此书便有“（该书）注重实践，严夷夏之防，所见甚正。文亦足达其所见”[⑤]等观感，可见一斑。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宏观的写作语境自然会对《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论述产生很大影响，但是这种规范作用从来都不是线性对应的，而是综合的、交错的。

综观全书，《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共分为十四章，第一章引言交待清代学术与宋明学术的关系，其余各章以时间发展为线，择取清初、乾嘉时期、晚清各个阶段的代表人物逐一论说，在研究范围上剔除了梁著中论说历学家、小学家、文学家、佛学家等芜杂的部分而专论儒学。在论述体例上，该书颇似传统的学案体，这种以人为中心的写作体例使得钱先生能以深入古儒思想的细部进行探讨，而又在某种程度上缺失了如任公的《清代学术概论》般对清学整体发展脉络的关注；颇为有趣的是，有论者称此书采用学案体与梁启超关于“《名儒学案》为中国有学术史之始”的论断有关，但笔者认为恐怕钱穆对撰史体例的选择更受其好古倾向的左右，加之学案体确实相对任公的“新史学”表现出某种具有人文色彩的优长。

钱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在卷首便详细论说了宋明理学在清代的持续影响，换句话说，钱穆认为清代学术由晚明理学开出，不论是清初的顾、黄、王三位大儒，还是李塨、方苞、李绂等人都对宋学有很深的造诣，即便是到了乾嘉时期，汉学家水平的高下也时常“视其所得于宋学之高下浅深以为判”[⑥]，由此钱先生进一步在认识论上提出“不知宋学，则亦不能知汉学，更无以评汉宋之是非”[⑦]的见解。这一观点明显与梁启超的清学史论述针锋相对，在梁氏看来清代的学术主流是“厌倦主观的冥想而倾向于客观的考察”，因此清学在本质上是对于宋明理学的一大反动，从而强调清代学术在中国学术史上的创新意义。梁、钱二人的争论在于其立场的不同，从中可窥见，钱穆治学术史更善于从中国自身的知识和思想资源中寻找思想史的内在脉络，因而更为强调思想的连续性，这种倾向更似乎符合历史的逻辑：凡一种学术思想的兴起必然受其可利用的思想资源的规定，具体到清学而言，宋明理学对清儒尤其是清初思想家的影响自不待言；但如若否定清学与宋学的区别，甚至将宋学精神的贯彻与否当作清代学术水平高下的判定标准，则又在一定意义上否定了历史发展的客观结果，乃至陷入相对主义的思维陷阱，梁启超对清学、宋学的区分就在于承认思想史上质变的可能性。当然更具历史理性的做法在于对清学史作更为辩证的评说，即一方面承认清学对宋学的继承性，另一方面又认可其质的差异性。

其中，钱穆对宋学精神的评说尤值得一提。宾四先生认为宋学真精神表现为“进不愿为富贵功名，退不愿为神仙虚无，而昌言乎古之道”[⑧]，换句话说，在经世与治学两端在宋学中达成了统一，这是值得褒扬的。也正因为如此，钱先生对清代诸儒颇感不满，如其称乾嘉汉学“一趋训诂考订，以古书为消遣神明之林圃”，而又以论政为大戒，“钳口不敢吐一辞”，因此“羣趋于乡愿之一途”[⑨].那么，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又是什么呢？钱穆饶有深意得将其归结为满清政府“以压锄反侧，文字之狱屡兴”，而在这情况下，治学者“皆不敢以天下治乱为心，而相率逃于故纸丛碎中”[⑩]。在此，钱先生对公开批评考据学风、高举经世旗帜的史学家章学诚大为褒奖，但又对其仅能屈于游幕之列感到惋惜。这种对于清学兴起的解释曾经在反满的章太炎、刘师培的清学史论说中均有着重论述，而在梁启超的著作中此种论调已经有所淡化，钱穆此时旧调重提，联想日本外族入侵的汹汹之势，似能揣摩宾四先生的寓意所在。而这种昂扬宋学、贬低汉学的倾向与梁启超将乾嘉朴学誉为“科学的古典学派”的评价极为不同，更与持古文经学立场的章太炎、刘师培相对立。

章、刘的清学史论文对乾嘉考据学的吴派、皖派分帜进行了解说，在把握两者的治学特点上无疑有其洞见。梁启超虽然承认“清儒最恶立门户，凡诸大师皆交相师友，更无派别可官也”，但又在学理上承认将乾嘉朴学划分为两派的可行性并进行了进一步的论说，这样惠栋、戴震等代表的学术群体便在很大程度上被符号化了，两派的学术联系也因此被区隔开。钱穆的论著通过对戴震、惠栋的动态考察在一定意义上重构了两派之间相互影响的事实，他一方面认识到了吴、皖的渊源不同，“戴学从尊宋述朱起脚，而惠学则自反宋复古而来”[⑪]，另一方面又体悟到了戴震学术生涯的前后变化，在其东游扬州后“有闻于苏州惠氏之风”，“东原论学一转而近于吴学惠派”[⑫]。需要指出的是，钱穆对于戴震的这一转变无疑是持否定态度的，即使是在对东原先生的思想论说中也多突出其前期具有宋学色彩的一面，又将惠栋及其门生仅作为戴氏的附录加以说明，更不要说对扬州学派等经学支流做较多解释了，这严格来说是有失公允的。曾有学者批评钱穆在《近三百年学术史》中遗漏章太炎、刘师培等人，除了不记生人的撰述习惯及学术观点的分歧之外，恐怕也与钱氏独具个性的写作入选标准有关。而有论者指出宋学习气较浓的崔述“考信”之学意外被钱先生漏写，这一点反倒是更令人困惑不解的。

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结束于对今文经学家康有为的论述。钱穆用相当长的篇幅考证了《新学伪经考》，认为此书并非长素自创，“而特剽窃之于川人廖平”[⑬]，就此书的内容来讲，则“先立一见，然后搅扰群书以就我，不啻‘六经皆我注脚’矣，此可谓之考证学中之陆王。而考证遂陷绝境，不得不坠地而尽矣。”[⑭]《孔子改制考》亦如是；至于《大同书》，钱穆虽然认为这是康有为所独创，但这一论说“陈义虽高，唐大不实，亦几于以空想为游戏而已”[⑮]。由此，钱穆认为康有为“考据义理，两据无当”，其既所谓横扫无前者，亦不能自持之于后，“自为矛盾冲突抵消以迄于灭尽”，[⑯]因此三百年至此告一结束。在此，钱穆以学术上的求真态度对康长素进行了全面的批判与否定，乃至认为康氏将清学带入了“穷途”的地步，否定其论说的经世价值，这与钱先生在之前的论述中几乎逐一褒扬具有致用思想的清儒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由此可见，真、用两端是钱穆评判标准的一体两面；虽然，这样的评价未免对康有为等今文经学家在社会政治层面的切实贡献有失公平。

总体来讲，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是研究清学史的力作，其探讨的广度虽在一定程度上不如梁启超的同名著作，但在学术的深度上似超过梁著颇多。至于其详尽程度，则远超章太炎、刘师培的短篇论文。应该说，今人研究清学史乃至近代学术史，钱先生的这一著作是难以绕开的，甚至是需要反复品读的。

[①] 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155-156页。

[②]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2页。因笔者阅读的是课堂上提供的简体字本，正式出版物中的页码待查，下同。

[③] 参见陆思麟：《从朴学到理学：钱穆学术思想研究》，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

[④]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2页。

[⑤] 转引自王汎森：《重访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人文学衡》2019年第1辑。

[⑥]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5页。

[⑦]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5页。

[⑧]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5页。

[⑨]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16页。

[⑩]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2页。类似的论述在氏著论述章学诚、曾国藩、康有为等人时均有反复出现。

[⑪]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209页。

[⑫]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211页。

[⑬]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414页。

[⑭]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420页。

[⑮]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429页。

[⑯]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4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