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邻里”
关键词“邻里”
作者：维舟□自由撰稿人，上海
南方都市报6月8日
为了更好地了解自身，我们经常求助于“他者”———人类学就是这样一门学科，印象中它总是考察一些多少有点与世隔绝的文化孤岛（通常是原始部落），通过对其社会运作的再现，来反思性地理解自我的社会和文化。因此“我们”所属的现代文明，一般是被免予追究的，但西奥多·贝斯特却偏偏把自己的田野工作基地设置在了日本东京市中心的宫本町，而且一呆就是两年。在宫本町生活的两年里，作者实际上也是它的一员，这使他有机会进行所谓“参与性观察”。他是一个“内部的外人”，以自己所切身体会的事例丰富理论本身。
的确，都市文明同样是一种社会组织，而且更有解剖的必要性。通过这蚁巢的一角，我们得以窥见整个东京的运作。作者不厌其烦再三地强调基层社区与城市之间的互动和相互作用，因为正是这一点构成了城市社会表面上的稳定。在他看来，把城市视为地理上紧密相连的乡村集合体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城市基层社区不是自给自足的，而是彼此联系的义务和依赖网络。
在某些地方，东京宫本町的居民和原始部落并无差别：通过人际关系和流言进行社会控制、群体间的相互义务感、节日庆典所带来的社会凝聚力……这些地方传统和社区符号所带来的稳定性对当地居民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这里，现代性变迁不是那种“通过摧毁传统来前进”的极端进程，而是在一个有弹性的结构中，将传统价值和历史内涵赋予新事物，从而避免那种新事物完全替代传统所带来的社会空心化。其中一个耐人寻味的例子就是宫本町的节庆，它已被视为社区活动的象征，而非宗教仪式———虽然实际上所有传统节日最初都含有宗教意味。
在经历一段时期的“不破不立”之后，中国人如今也开始慢慢意识到，将传统事物一概视为“四旧”予以破除，并没有使我们转入通往乌托邦的快车道。将一片老城区完全推倒建高层，不仅比修旧（如旧地保留胡同巷子的味道）快速高效，也简单粗暴得多。各主要城市修复的老街区，不论北京的胡同、上海的石库门，还是成都的宽巷子、福州的三坊七巷等，到处都大受欢迎，如果没有传统的延续和更新，那么这座城市就堕入了虚无：它显得太新，没有昨天，也没有一个清晰的明天。
简·雅各布斯1961年就从城市规划学的角度指出，美国很多大城市的新城区在社区活力、安全性、归属感等方面远不如老城区。在她看来，正在走向衰亡的不是街道狭窄房屋低矮的老城区，恰恰是那些高楼林立的新城区。这两者的一生一死，最具有指标性意义的正是那种邻里间通过长时期相互交往产生的网络状结构。在另一本社会学名著《街角社会》中，我们也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一个社会相互作用程度高、彼此有着紧密依赖感的小型社会，比一个邻居间彼此孤立的现代高楼住宅区，更让人有安全感和幸福感。
《邻里东京》的不同在于：它不仅着眼于这种邻里关系构成的网络本身，还关注它在一个长时段的社会变迁过程中如何实现顺利过渡，一次次地达到动态平衡。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进入一个空前规模的社会实验之中，有关的“题材”可以说几乎取之不尽。但社会学和人类学在国内的复活，至今仍不足三十年，有关的观察仍相当稀少。而且传统上中国学者更多关注农村社区（如费孝通的江村研究），遭冲击最大的城市社区研究反而相对空白。八年前项飚曾在所著《跨越边界的社区》中研究北京城乡结合部的“浙江村”，他逐渐意识到，城市社区犹如海洋上的一个个岛屿，表面上独立，但在水面下却是相互连接着的———所有社区的社会组成方式都能够发生沟通和相互交错。
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主题“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似乎更强调物质文明本身的展览，从社会学家的角度来看，这似乎有些本末倒置：应该是一个有活力的人际网络（“生活”）让城市更美好，而不是相反。如果缺乏强有力的精神性存在，仅仅是拥有物品的增加并不会带来幸福感，倒是会促进人的异化和孤独感。对这一问题的深入理解，首先有赖于我们对城市中人际相互作用的洞察———对很多人来说，那就是整个世界。而这也就是《邻里东京》对中国人的意义所在：理解它的关键词，不是“东京”，而是“邻里”。
作者：维舟□自由撰稿人，上海
南方都市报6月8日
为了更好地了解自身，我们经常求助于“他者”———人类学就是这样一门学科，印象中它总是考察一些多少有点与世隔绝的文化孤岛（通常是原始部落），通过对其社会运作的再现，来反思性地理解自我的社会和文化。因此“我们”所属的现代文明，一般是被免予追究的，但西奥多·贝斯特却偏偏把自己的田野工作基地设置在了日本东京市中心的宫本町，而且一呆就是两年。在宫本町生活的两年里，作者实际上也是它的一员，这使他有机会进行所谓“参与性观察”。他是一个“内部的外人”，以自己所切身体会的事例丰富理论本身。
的确，都市文明同样是一种社会组织，而且更有解剖的必要性。通过这蚁巢的一角，我们得以窥见整个东京的运作。作者不厌其烦再三地强调基层社区与城市之间的互动和相互作用，因为正是这一点构成了城市社会表面上的稳定。在他看来，把城市视为地理上紧密相连的乡村集合体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城市基层社区不是自给自足的，而是彼此联系的义务和依赖网络。
在某些地方，东京宫本町的居民和原始部落并无差别：通过人际关系和流言进行社会控制、群体间的相互义务感、节日庆典所带来的社会凝聚力……这些地方传统和社区符号所带来的稳定性对当地居民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这里，现代性变迁不是那种“通过摧毁传统来前进”的极端进程，而是在一个有弹性的结构中，将传统价值和历史内涵赋予新事物，从而避免那种新事物完全替代传统所带来的社会空心化。其中一个耐人寻味的例子就是宫本町的节庆，它已被视为社区活动的象征，而非宗教仪式———虽然实际上所有传统节日最初都含有宗教意味。
在经历一段时期的“不破不立”之后，中国人如今也开始慢慢意识到，将传统事物一概视为“四旧”予以破除，并没有使我们转入通往乌托邦的快车道。将一片老城区完全推倒建高层，不仅比修旧（如旧地保留胡同巷子的味道）快速高效，也简单粗暴得多。各主要城市修复的老街区，不论北京的胡同、上海的石库门，还是成都的宽巷子、福州的三坊七巷等，到处都大受欢迎，如果没有传统的延续和更新，那么这座城市就堕入了虚无：它显得太新，没有昨天，也没有一个清晰的明天。
简·雅各布斯1961年就从城市规划学的角度指出，美国很多大城市的新城区在社区活力、安全性、归属感等方面远不如老城区。在她看来，正在走向衰亡的不是街道狭窄房屋低矮的老城区，恰恰是那些高楼林立的新城区。这两者的一生一死，最具有指标性意义的正是那种邻里间通过长时期相互交往产生的网络状结构。在另一本社会学名著《街角社会》中，我们也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一个社会相互作用程度高、彼此有着紧密依赖感的小型社会，比一个邻居间彼此孤立的现代高楼住宅区，更让人有安全感和幸福感。
《邻里东京》的不同在于：它不仅着眼于这种邻里关系构成的网络本身，还关注它在一个长时段的社会变迁过程中如何实现顺利过渡，一次次地达到动态平衡。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进入一个空前规模的社会实验之中，有关的“题材”可以说几乎取之不尽。但社会学和人类学在国内的复活，至今仍不足三十年，有关的观察仍相当稀少。而且传统上中国学者更多关注农村社区（如费孝通的江村研究），遭冲击最大的城市社区研究反而相对空白。八年前项飚曾在所著《跨越边界的社区》中研究北京城乡结合部的“浙江村”，他逐渐意识到，城市社区犹如海洋上的一个个岛屿，表面上独立，但在水面下却是相互连接着的———所有社区的社会组成方式都能够发生沟通和相互交错。
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主题“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似乎更强调物质文明本身的展览，从社会学家的角度来看，这似乎有些本末倒置：应该是一个有活力的人际网络（“生活”）让城市更美好，而不是相反。如果缺乏强有力的精神性存在，仅仅是拥有物品的增加并不会带来幸福感，倒是会促进人的异化和孤独感。对这一问题的深入理解，首先有赖于我们对城市中人际相互作用的洞察———对很多人来说，那就是整个世界。而这也就是《邻里东京》对中国人的意义所在：理解它的关键词，不是“东京”，而是“邻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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