谦卑的决心
有很长一段时期，我们拒绝谦卑。我们人类履至尊而制地球、执敲扑而役自然的决心是如此不可动摇，我们怎么可能谦和、卑从地甘受少数异端的蛊惑，回归到听天由命、膜拜造化的时代。我们的决心来自那份如今依然被部分人标为不容置疑的信念——人乃万物之灵。人类应当平等地对待其他生物、致力于人与自然野性和谐共荣的想法，得到了这些人最诚挚的鄙视。
于是乎，每个最早站在生态伦理立场上发出呼喊的人们，都无一例外地成为攻讦的毒液喷射的目标。以理性的声音规劝非理性的聒噪，看起来似乎轻巧，实则阻障重重。更为根本的是，究竟有多少人，兼具理性的知识与理性的文笔，又敢于顶住压力、牺牲自我，来写成一部像《寂静的春天》一样，揭示人类与生态世界互动的真相的伟著呢？
这位卡逊小姐所揭示的道理（至少以今天的眼光看来）其实远非复杂玄奥。相反，这部以一个“明天的寓言”为起始的著作，通篇都在阐述活生生的事实、触手可及的范例。书中的讨论涵盖广泛，使其无论对于生活在乡村还是城市的人们，都是无法回避的焦点。在一个又一个夏天，我们都闻过喷雾灭蚊剂的刺鼻气味；在我们的厨房水槽中，几乎总有浸泡在水中以去除农药残毒的蔬菜。白血病和癌症的蔓延，再也不被当成耸人听闻；生态灾害的苦果，业已为大量教科书和科普资料所引用。
今天的人们或许很少想到，在我们从上一代人手中继承一笔遗产的同时，必定起码有一笔等值的债务需要我们承担，这笔债从我们身上抽取的高昂代价，使我们遗产的利息显得不值一提。你想必会感到不可理喻——难道清清白白的劳动者劬劳一生的所得，竟如此不名一文吗？我不得不说，只有当你了解了我们的债权人——自然界以后，才能洞察这无情论断背后的实质。在此之前，也许你只见识到了人类向自然的银行提取生存资料（然后迅猛挥霍）的能力，却无缘知晓事情的另一面。
让我们先从宏观举例。二次大战以来化学工业的产能爆炸，供给了近乎永不餍足的人工合成物的市场。在二十世纪中叶的美国，合成杀虫剂的产量已须以千万磅甚至亿磅计。从1947年到1960年这短短13年内，这个数字猛蹿五倍，达到六亿三千七百六十六万六千磅的天文数字。一种又一种剧毒的广谱杀虫剂——从简单无机物砷，到有机毒物DDT、氯丹、氯化萘、狄氏剂、艾氏剂以及有机磷酸盐类——作为饱受杂草、农业害虫、疟蚊、牛蝇困扰的人民的福音不断问世，加入了按人类意愿一劳永逸地改造生物界面貌的征讨大军中。在低空喷药飞机的轰鸣声中，数百万英亩的田野、草原、森林可在一日之内处理完毕——在少数野心勃勃的行动中，面积相当于整个英格兰大小的土地上同时飘起有机杀虫剂的霪雨。而在许多急功近利的农夫的园圃中，多种农药以毁灭性的超量大肆喷洒，全然不受制约。总而言之，这些人完全不计后果地、企图以暴力手段将我们的债权人置于控制之下。
然而在第一时间，就出现了事与愿违的情况。从来没有一个杀虫剂或除草剂的生产商声称，其产品要将自然天地里与人和睦共处的野花、昆虫、轻鲦、飞鸟一律置于死地，就连我们的家禽、牲畜、宠物乃至人类本身都不放过。然而令人尴尬的是，我们的有机化学武器从一开始就偏离了标靶，而上述所有无辜生命都在“这场强大的交叉火力中被射中。”撇开直接的误伤不谈，我们会发现，杀虫剂被施放之后，所分布的空间、所存在的时间、所达到的浓度，几乎没有一项标准合乎预期。农药之雨降落之后，除了在树叶上形成一层“死亡之膜”以外，更多地通过下渗作用汇入看不见的地下水系统，而后沿着错综的地下水路徐徐迁移，直到某一天被突然泵出到某个本不该检测出农药的水源中；由于土壤的细菌、水体中的浮游生物的萃集作用，大量杀虫剂从一开始就转移并蓄积到了生态链的底端，通过这些基础生物体的代谢繁衍，杀虫剂残留被检测出的时间“不是以月计，而是以年计”，当喷药机器再度光临时，自然界蒙受毒害的程度就将是所谓“安全浓度”的两倍、三倍、几十倍；然而最具戏剧性的（也是最具灾难性的）后果发生在食物链上，随着能量向高阶迁移，位居这一链条高端的生物体内的毒物含量将远远超过大自然内的平均浓度的数百倍。这一恐怖的后果业已得到无数惨不忍睹的案例的事后解剖结论的支持。
假如一万只百灵鸟在痉挛中惨死的情状也打动不了某些科学主义者的冷酷心肠的话，我们不妨通过卡逊的视野看看妄自尊大给人类带来的痛苦。不错，借助DDT时代的化学暴力，人类的确一度横扫了天花、霍乱和鼠疫等猖狂了几十个世纪的疾病。许多热带地区依靠喷洒杀虫剂而成为杜绝了疟疾、黄热病和嗜睡症的天堂。但是相比我们“置于控制之下”的那些传染病，无处不在又难以察觉的致病因子、令医学束手无策的癌细胞，立刻使得我们新取得的优越感荡然无存。历史上从来不曾出现这种情况：数以亿计的人们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被迫生活在一个危机四伏的环境中，在这里，包括X射线的人工辐射能够破坏你的体细胞的线粒体的正常运转，甚至以基因突变的形式修改你的遗传信息；而你日常接触的化学物质将在你的脂肪中悄然累积，直到致病的临界线。你也许能用蚊帐隔绝蚊子，却没有一种装置来隔绝小规模的毒物暴露，再加上人们普遍对慢性死亡持漫不经心、不屑一顾的态度，我们立刻就看到一幅触目惊心的图景——美国癌症协会预计美国人口中有四千五百万人终将罹患癌症。这也就是说每三个家庭中有两人要遭受恶性病的打击。在儿童中间，不同形式的癌症也成为重要的致死原因。不过即使在大难临头的时刻，也总有执迷不悟之人——癌症本身的漫长的潜伏期似乎给了那些主张研发更厉害的致癌物质的人一种借口：我们使用DDT、使用氯丹、使用其他一些增补剂都有几十年历史了，现在才出现的病例难道可以归结为喷药的危害吗？讽刺的是，他们从未考虑，自然界和我们物种中几曾在短短几十年里发生过今天这样的剧变。更直接的证据是，早年几位令人肃然起敬的英国研究者为证实DDT的毒效，特地使自己暴露在含2%DDT的涂料中，结果是付出了一年多的持续病痛的代价——难道这尚不足以令DDT无害论的支持者汗颜？此外，在喷药过程中接触农药等毒物的人们无一例外地成为急性中毒的受害者，对这些死难者体内残毒的化验结果显示，杀虫剂恐怕并不认识役使着它的主人——这种六亲不认的毒效为杀虫剂赢得了“无选择性”的“杀生剂”这一评价。
倘若我们沿着蕾切尔•卡逊严谨的思路，再来审视一番以DDT为先锋的一系列杀虫剂的战绩，那恐怕谁都难以想象六十年代的美国农业部如此孤注一掷地支持杀虫剂工业的依据了。以DDT控制衣蚤为例，继1945年DDT防治斑疹伤寒在那不勒斯旗开得胜之后，就是接连不断的失败消息传来，先是1948年在西班牙失效，接着是1950年朝鲜战场上的跳蚤表现出顽强的抗药性，到1957年，“对DDT有抗药性的虱的所在国家的名单已扩展到包括伊朗、土耳其、埃塞俄比亚、西非、南非、秘鲁、智利、法国、南斯拉夫、阿富汗，乌干达、墨西哥和坦噶尼喀。”杀虫剂在对付虫害的斗争中取得的胜利是如此短命，以致于“有时在一份庆贺某些化学药物对一种昆虫控制成功的报告墨迹未干的时候，又不得不再发出另外一个修正报告了。”科学家不得不坐下来分析昆虫在极短的时间里获得耐药性的原因——人类直到这一刻才深深被昆虫世界的玄妙构造所折服，而在此之前，杀虫剂生产商不过是将昆虫视为某种乱爬乱飞的有机大分子，根本不屑于鉴别不同昆虫结构、习性、敏感性的差异。最大的失策之处在于，昆虫的百倍于人类的繁殖力与适应力被愚蠢地忽视了，当喷药后虫害规模暂时缩减时，有多少人意识到，这恰恰是生命力最顽强的害虫成员的发展空间陡增的标志呢？有多少人明白捕食昆虫一旦消失，那些原本不成灾的昆虫都会成为我们不得不去“扑灭”的对象？假如不借助精密耐心的科学实验，孰能料想到昆虫体内竟能产生一种酶，致令DDT被分解为相对低毒的DDE呢？恐怕这些只是大自然魔术中最微不足道的一部分，然而人类为自身安逸构筑起的化学藩篱，已然被撼动了。不幸的是，了解真相的人所发出的呼声长期被研发新型毒剂的狂热所淹没，舍本逐末、顾此失彼的喷药计划在全世界积累了恶果。除了卡逊所举的1957年“扑灭”红螨的运动、1959年控制日本甲虫的行动，作为中国人，我们想必十分熟悉解放初消灭血吸虫病的斗争——而今，这位瘟神借助其寄主钉螺的回潮，已经卷土重来了，而受灾地区的防疫站却在两面受敌，一面是资金短缺的窘境，一面是抗药的、更强大的敌人。如果我们把眼界再放宽一些，将会发现在这个星球上，大抵追逐短期利益的举动都得承担尤其高昂的长期损失——连年滥用抗生素业已导致多种“超级病菌”的产生，许多曾经一度被抗生素镇服的疾病死灰复燃，这回连最先进的药物都束手无策。无论在诊所里还是田野里，在人的体内还是体外，“我们只不过是从一场危机进入另一场危机，用一个问题换来了另一问题。”
用人工合成物控制大自然梦想陷入了空前的困境。然而这决不意味着，人类追求幸福的决心也被蒙上了阴影。蕾切尔•卡逊并不认为杀虫剂的使用务必禁绝，她只是反对不假思索地倾倒农药的毒雨，这是对美丽的自然世界的凌辱，同时也是对人类健康与生存权利的无情否定。没有人提出应该使害虫横行、人畜遭殃，分歧仅仅在于，采取何种手段实现控制虫害的目的。困难在于，工业革命以来根植于人们心目中的“万物灵长”信仰，导致多数人宁可迷信化工实验室的权威，也不愿纡尊接受生态学家、生态伦理学家、生物控制专家的苦口婆心的劝导。以前人们之所以不假思索地使用最新的，但未必最有效的手段，多半正是出于一种盲目的科学主义信念——人类发明永远会像爱迪生的灯泡一般，是为人类造福的。我们今天已经懂得这种观念的可笑，我们知道氟利昂会造成臭氧层空洞，知道矿物燃料的燃烧得为温室效应负责，知道世界仍在大肆生产无法降解的白色污染、电子垃圾。所有环境危机都向我们昭示了同一个主题——人类的无节制的发展可能是一个重大错误，同时我们却无法令自然界代替我们承担其苦果。
也许我们应当回归到一种虔诚朴实的哲学，承认人类并不具备驾凌于生命奥秘之上的资本。科学家率先展开了反思——布里吉博士说：“生命是一个超越了我们理解能力的奇迹，甚至在我们不得不与它进行斗争的时候，我们仍需尊重它……依赖杀虫剂这样的武器来消灭昆虫足以证明我们知识缺乏，能力不足，不能控制自然变化过程，因此使用暴力也无济于事。在这里，科学上需要的是谦虚谨慎，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引以自满。”加拿大昆虫学家G•C•尤里特指出：“我们必须改变我们的哲学观点，放弃我们认为人类优越的态度，我们应当承认我们能够在大自然实际情况的启发下发现一些限制生物种群的设想和方法，这些设想和方法要比我们自己搞出来的更为经济合理。” 在如今这个人与自然高度互动的时代，如何从生态链的各个环节获取适当的利益（而非通过与自然对立而强行索取），才应是我们关注的焦点。我们的决心应当被以一种谦卑的姿态提出，并组织成经过周密考虑的、及时修订错误的计划，所有出于傲慢与虚荣导致生态系统毁灭的行为都应成为值得深思的历史。面对一个已经脆弱而千疮百孔的自然界，每个人至少该想到为他的有生之年、为他的后代做些对得起良心的事情，因为，恰如卡逊所说的，“我们的后代未必乐意宽恕我们在精心保护负担着全部生命的自然界的完美方面所表现的过失。”
于是乎，每个最早站在生态伦理立场上发出呼喊的人们，都无一例外地成为攻讦的毒液喷射的目标。以理性的声音规劝非理性的聒噪，看起来似乎轻巧，实则阻障重重。更为根本的是，究竟有多少人，兼具理性的知识与理性的文笔，又敢于顶住压力、牺牲自我，来写成一部像《寂静的春天》一样，揭示人类与生态世界互动的真相的伟著呢？
这位卡逊小姐所揭示的道理（至少以今天的眼光看来）其实远非复杂玄奥。相反，这部以一个“明天的寓言”为起始的著作，通篇都在阐述活生生的事实、触手可及的范例。书中的讨论涵盖广泛，使其无论对于生活在乡村还是城市的人们，都是无法回避的焦点。在一个又一个夏天，我们都闻过喷雾灭蚊剂的刺鼻气味；在我们的厨房水槽中，几乎总有浸泡在水中以去除农药残毒的蔬菜。白血病和癌症的蔓延，再也不被当成耸人听闻；生态灾害的苦果，业已为大量教科书和科普资料所引用。
今天的人们或许很少想到，在我们从上一代人手中继承一笔遗产的同时，必定起码有一笔等值的债务需要我们承担，这笔债从我们身上抽取的高昂代价，使我们遗产的利息显得不值一提。你想必会感到不可理喻——难道清清白白的劳动者劬劳一生的所得，竟如此不名一文吗？我不得不说，只有当你了解了我们的债权人——自然界以后，才能洞察这无情论断背后的实质。在此之前，也许你只见识到了人类向自然的银行提取生存资料（然后迅猛挥霍）的能力，却无缘知晓事情的另一面。
让我们先从宏观举例。二次大战以来化学工业的产能爆炸，供给了近乎永不餍足的人工合成物的市场。在二十世纪中叶的美国，合成杀虫剂的产量已须以千万磅甚至亿磅计。从1947年到1960年这短短13年内，这个数字猛蹿五倍，达到六亿三千七百六十六万六千磅的天文数字。一种又一种剧毒的广谱杀虫剂——从简单无机物砷，到有机毒物DDT、氯丹、氯化萘、狄氏剂、艾氏剂以及有机磷酸盐类——作为饱受杂草、农业害虫、疟蚊、牛蝇困扰的人民的福音不断问世，加入了按人类意愿一劳永逸地改造生物界面貌的征讨大军中。在低空喷药飞机的轰鸣声中，数百万英亩的田野、草原、森林可在一日之内处理完毕——在少数野心勃勃的行动中，面积相当于整个英格兰大小的土地上同时飘起有机杀虫剂的霪雨。而在许多急功近利的农夫的园圃中，多种农药以毁灭性的超量大肆喷洒，全然不受制约。总而言之，这些人完全不计后果地、企图以暴力手段将我们的债权人置于控制之下。
然而在第一时间，就出现了事与愿违的情况。从来没有一个杀虫剂或除草剂的生产商声称，其产品要将自然天地里与人和睦共处的野花、昆虫、轻鲦、飞鸟一律置于死地，就连我们的家禽、牲畜、宠物乃至人类本身都不放过。然而令人尴尬的是，我们的有机化学武器从一开始就偏离了标靶，而上述所有无辜生命都在“这场强大的交叉火力中被射中。”撇开直接的误伤不谈，我们会发现，杀虫剂被施放之后，所分布的空间、所存在的时间、所达到的浓度，几乎没有一项标准合乎预期。农药之雨降落之后，除了在树叶上形成一层“死亡之膜”以外，更多地通过下渗作用汇入看不见的地下水系统，而后沿着错综的地下水路徐徐迁移，直到某一天被突然泵出到某个本不该检测出农药的水源中；由于土壤的细菌、水体中的浮游生物的萃集作用，大量杀虫剂从一开始就转移并蓄积到了生态链的底端，通过这些基础生物体的代谢繁衍，杀虫剂残留被检测出的时间“不是以月计，而是以年计”，当喷药机器再度光临时，自然界蒙受毒害的程度就将是所谓“安全浓度”的两倍、三倍、几十倍；然而最具戏剧性的（也是最具灾难性的）后果发生在食物链上，随着能量向高阶迁移，位居这一链条高端的生物体内的毒物含量将远远超过大自然内的平均浓度的数百倍。这一恐怖的后果业已得到无数惨不忍睹的案例的事后解剖结论的支持。
假如一万只百灵鸟在痉挛中惨死的情状也打动不了某些科学主义者的冷酷心肠的话，我们不妨通过卡逊的视野看看妄自尊大给人类带来的痛苦。不错，借助DDT时代的化学暴力，人类的确一度横扫了天花、霍乱和鼠疫等猖狂了几十个世纪的疾病。许多热带地区依靠喷洒杀虫剂而成为杜绝了疟疾、黄热病和嗜睡症的天堂。但是相比我们“置于控制之下”的那些传染病，无处不在又难以察觉的致病因子、令医学束手无策的癌细胞，立刻使得我们新取得的优越感荡然无存。历史上从来不曾出现这种情况：数以亿计的人们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被迫生活在一个危机四伏的环境中，在这里，包括X射线的人工辐射能够破坏你的体细胞的线粒体的正常运转，甚至以基因突变的形式修改你的遗传信息；而你日常接触的化学物质将在你的脂肪中悄然累积，直到致病的临界线。你也许能用蚊帐隔绝蚊子，却没有一种装置来隔绝小规模的毒物暴露，再加上人们普遍对慢性死亡持漫不经心、不屑一顾的态度，我们立刻就看到一幅触目惊心的图景——美国癌症协会预计美国人口中有四千五百万人终将罹患癌症。这也就是说每三个家庭中有两人要遭受恶性病的打击。在儿童中间，不同形式的癌症也成为重要的致死原因。不过即使在大难临头的时刻，也总有执迷不悟之人——癌症本身的漫长的潜伏期似乎给了那些主张研发更厉害的致癌物质的人一种借口：我们使用DDT、使用氯丹、使用其他一些增补剂都有几十年历史了，现在才出现的病例难道可以归结为喷药的危害吗？讽刺的是，他们从未考虑，自然界和我们物种中几曾在短短几十年里发生过今天这样的剧变。更直接的证据是，早年几位令人肃然起敬的英国研究者为证实DDT的毒效，特地使自己暴露在含2%DDT的涂料中，结果是付出了一年多的持续病痛的代价——难道这尚不足以令DDT无害论的支持者汗颜？此外，在喷药过程中接触农药等毒物的人们无一例外地成为急性中毒的受害者，对这些死难者体内残毒的化验结果显示，杀虫剂恐怕并不认识役使着它的主人——这种六亲不认的毒效为杀虫剂赢得了“无选择性”的“杀生剂”这一评价。
倘若我们沿着蕾切尔•卡逊严谨的思路，再来审视一番以DDT为先锋的一系列杀虫剂的战绩，那恐怕谁都难以想象六十年代的美国农业部如此孤注一掷地支持杀虫剂工业的依据了。以DDT控制衣蚤为例，继1945年DDT防治斑疹伤寒在那不勒斯旗开得胜之后，就是接连不断的失败消息传来，先是1948年在西班牙失效，接着是1950年朝鲜战场上的跳蚤表现出顽强的抗药性，到1957年，“对DDT有抗药性的虱的所在国家的名单已扩展到包括伊朗、土耳其、埃塞俄比亚、西非、南非、秘鲁、智利、法国、南斯拉夫、阿富汗，乌干达、墨西哥和坦噶尼喀。”杀虫剂在对付虫害的斗争中取得的胜利是如此短命，以致于“有时在一份庆贺某些化学药物对一种昆虫控制成功的报告墨迹未干的时候，又不得不再发出另外一个修正报告了。”科学家不得不坐下来分析昆虫在极短的时间里获得耐药性的原因——人类直到这一刻才深深被昆虫世界的玄妙构造所折服，而在此之前，杀虫剂生产商不过是将昆虫视为某种乱爬乱飞的有机大分子，根本不屑于鉴别不同昆虫结构、习性、敏感性的差异。最大的失策之处在于，昆虫的百倍于人类的繁殖力与适应力被愚蠢地忽视了，当喷药后虫害规模暂时缩减时，有多少人意识到，这恰恰是生命力最顽强的害虫成员的发展空间陡增的标志呢？有多少人明白捕食昆虫一旦消失，那些原本不成灾的昆虫都会成为我们不得不去“扑灭”的对象？假如不借助精密耐心的科学实验，孰能料想到昆虫体内竟能产生一种酶，致令DDT被分解为相对低毒的DDE呢？恐怕这些只是大自然魔术中最微不足道的一部分，然而人类为自身安逸构筑起的化学藩篱，已然被撼动了。不幸的是，了解真相的人所发出的呼声长期被研发新型毒剂的狂热所淹没，舍本逐末、顾此失彼的喷药计划在全世界积累了恶果。除了卡逊所举的1957年“扑灭”红螨的运动、1959年控制日本甲虫的行动，作为中国人，我们想必十分熟悉解放初消灭血吸虫病的斗争——而今，这位瘟神借助其寄主钉螺的回潮，已经卷土重来了，而受灾地区的防疫站却在两面受敌，一面是资金短缺的窘境，一面是抗药的、更强大的敌人。如果我们把眼界再放宽一些，将会发现在这个星球上，大抵追逐短期利益的举动都得承担尤其高昂的长期损失——连年滥用抗生素业已导致多种“超级病菌”的产生，许多曾经一度被抗生素镇服的疾病死灰复燃，这回连最先进的药物都束手无策。无论在诊所里还是田野里，在人的体内还是体外，“我们只不过是从一场危机进入另一场危机，用一个问题换来了另一问题。”
用人工合成物控制大自然梦想陷入了空前的困境。然而这决不意味着，人类追求幸福的决心也被蒙上了阴影。蕾切尔•卡逊并不认为杀虫剂的使用务必禁绝，她只是反对不假思索地倾倒农药的毒雨，这是对美丽的自然世界的凌辱，同时也是对人类健康与生存权利的无情否定。没有人提出应该使害虫横行、人畜遭殃，分歧仅仅在于，采取何种手段实现控制虫害的目的。困难在于，工业革命以来根植于人们心目中的“万物灵长”信仰，导致多数人宁可迷信化工实验室的权威，也不愿纡尊接受生态学家、生态伦理学家、生物控制专家的苦口婆心的劝导。以前人们之所以不假思索地使用最新的，但未必最有效的手段，多半正是出于一种盲目的科学主义信念——人类发明永远会像爱迪生的灯泡一般，是为人类造福的。我们今天已经懂得这种观念的可笑，我们知道氟利昂会造成臭氧层空洞，知道矿物燃料的燃烧得为温室效应负责，知道世界仍在大肆生产无法降解的白色污染、电子垃圾。所有环境危机都向我们昭示了同一个主题——人类的无节制的发展可能是一个重大错误，同时我们却无法令自然界代替我们承担其苦果。
也许我们应当回归到一种虔诚朴实的哲学，承认人类并不具备驾凌于生命奥秘之上的资本。科学家率先展开了反思——布里吉博士说：“生命是一个超越了我们理解能力的奇迹，甚至在我们不得不与它进行斗争的时候，我们仍需尊重它……依赖杀虫剂这样的武器来消灭昆虫足以证明我们知识缺乏，能力不足，不能控制自然变化过程，因此使用暴力也无济于事。在这里，科学上需要的是谦虚谨慎，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引以自满。”加拿大昆虫学家G•C•尤里特指出：“我们必须改变我们的哲学观点，放弃我们认为人类优越的态度，我们应当承认我们能够在大自然实际情况的启发下发现一些限制生物种群的设想和方法，这些设想和方法要比我们自己搞出来的更为经济合理。” 在如今这个人与自然高度互动的时代，如何从生态链的各个环节获取适当的利益（而非通过与自然对立而强行索取），才应是我们关注的焦点。我们的决心应当被以一种谦卑的姿态提出，并组织成经过周密考虑的、及时修订错误的计划，所有出于傲慢与虚荣导致生态系统毁灭的行为都应成为值得深思的历史。面对一个已经脆弱而千疮百孔的自然界，每个人至少该想到为他的有生之年、为他的后代做些对得起良心的事情，因为，恰如卡逊所说的，“我们的后代未必乐意宽恕我们在精心保护负担着全部生命的自然界的完美方面所表现的过失。”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