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造的“传统”

如今很自然被认为“万世一系”的“天皇”称号，实际上不但直到40代天武天皇才首次采用，且运用时间不久，无论是奈良时代淡海三船奉敕追上的“汉风谥号+天皇”，还是平安前期摄关政治来临、国风文化流行后的“和风谥号+天皇”，统共也就使用了两百多年。伴随着律令制度的衰落、院政与武家时代开启，自63代冷泉天皇使用“追号+院”开始（即“冷泉院”，大正14年作为追号的院号被废止，统一采用天皇号），在中世、近世漫长的六七百年里，“天皇”二字几近销声匿迹，取而代之的是“帝”“内里”“朝廷”“主子”“天子”“院”，天皇也逐渐丧失政治权力，仅作为象征存续。作者据此持天皇在政治上的世俗统治是不连续的“断续论”、在祭祀上的信仰权威是连续性的“连续论”。

等到119代光格天皇时，“天皇”二字从故纸堆里复活了。《古事记》《日本书纪》所记纪成书的创世神话和建国神话在经过神道论、儒学发展兴隆后被重新阐释且逐渐合理化，尤其是草莽国学和水户学的兴起，令“皇国”“尊王攘夷”“大义名分”“国体”等关乎近代天皇制建立基础的理念得以出现。旁支入继的兼仁自少年时代，便陆续开展了各项借助复兴礼仪祭祀活动、 复建宫殿以恢复朝廷权威地位的举措，并一度与幕府就是否为其生父闲院宫典仁亲王加“上皇”尊号爆发了多轮冲突——最终在老中松平定信的激烈反对下以失败告终。无巧不成书的是，没过几年幕府也发生了尊号事件，同样旁支入继的11代将军家齐同样想为其生父治济加“大御所”尊号，并同样被定信反对。尽管定信很快被罢免，但家齐也没有得偿所愿，只能在多年后转而希望能够在朝廷为治济谋得准大臣的官位（从一位，远超御三卿家格的从三位）。当时已经退位的兼仁同病相怜，展示出支持将军的态度，家齐随后再接再厉，再次在兼仁支持下谋得太政大臣的高位，创下日本历史上唯一同时兼任征夷大将军与太政大臣的记录（足利义满辞去将军后才就任太政大臣，而德川家光请辞了太政大臣任命）。于是，当毕生追求“复古”的兼仁病逝后，家齐也投桃报李的允许“从帝之愿”——使用天皇谥号。当然这个作为谥号的天皇称呼与近代天皇制之间存在极大差异。

另一重大转机出现在121代孝明天皇时期。在内外危机加重的情况下，幕府权威逐渐丧失，“国体论”“尊王论”却喧嚣尘上，“尊王攘夷”浪潮影响日盛，统仁本人也成为拥护者，并采取了相当积极的、只有在天皇政治权力过渡阶段才能发生的行动，不但关乎幕末政治，也对近代天皇制的形成造成了影响。从强硬拒绝敕许《安政五国条约》起，统仁开始展现出明显的国政意见和巨大的政治影响力，尽管他对世界全无了解，只是单纯的拒绝签约而没有应对之策，但也代表了锁国的舆论要求。文久年间，幕府和雄藩分别试图通过协调幕朝关系，成立新的政治中心。统仁出于认同幕府的前提和举国一致的目的，在大多数情况下与公武合体派意见一致，唯独攘夷的意愿非常强烈，并在实际上对幕府权威造成强烈破坏。与此同时，由下级武士发起、部分豪农富商参与、借天皇凝聚人心的尊王攘夷运动逐渐兴起，即便其反幕性质与统仁期望相反，但双方在攘夷上存在共识，甚至可以说尊王攘夷派兴起与统仁的攘夷号召不无关系。在当时的政治风气下，无论是公武合体还是尊王攘夷，“尊王”都是掌握“大义名分”的权力政治。尽管统仁与尊攘派的相互利用关系很快破裂，进而在他名义上放弃攘夷、与倒幕势力矛盾激化后，彻底成为了倒幕的障碍（也成为他死因成谜的原因），但天皇本人的真实意志在“明治维新”权术性的“尊王”话语体系中并不重要。

到了122代明治天皇时期，倒幕派号称“王政复古”，手握锦旗和敕书，占据了推翻幕府、建立新政权的大义名分，虽然只是作为"绝对的"“被利用的名义”，也可以视为天皇权威复活的证明。维新后成立的统一国家并未立刻确定国家构想，而是在“天皇亲政”和“公议舆论”之间存在着各种主张和争论，经过了反复调整与修改。因而，新政府在成立之初就通过“强调天皇神圣性”“塑造天皇权威绝对性”的方式来赋予新政权正统性、压制公议论——但不意味着当时睦仁拥有政治主导权，事实上，尽管“有司专制”利用天皇权威把持实权，但“有司”也采取了各种限制天皇（君权）和议会（民权）的措施以维护自身权力。由于通常被认为确立了近代天皇制的《大日本帝国宪法》是以明治十四年政变为出发点、在有司专制运作下完成的，即便“天皇的神圣性”和“天皇权威的绝对性”在明治宪法体制下都得到了延续，天皇权力也被制度性的强化了，但仍只是多元政治中受到制约的一元，而这种多元政治的决定权存在于何处，则取决于天皇、内阁、议会，以及超宪法的元老之间的力量关系，并不存在绝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