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传统哲学的发展脉络

西方传统哲学始于公元前6世纪，在历经约2500年艰苦的精神劳作后，于19世纪发展至顶峰。期间，哲学家们怀着对存在本身的无限好奇，闪耀着人类思想的星芒孜孜探索，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传统哲学饱含理性主义，设想世界杂乱的现象背后存在着某种本质的、合乎理性的规定，而对这种理性本质的探索乃是传统哲学自始至终的目标。从历史发展的脉络上来看，传统哲学主要历经古希腊哲学、中世纪基督教哲学、近代理性主义哲学和德国古典哲学四个时期，虽受到宗教、自然科学等时代背景的限制，传统哲学的成就对后世哲学的影响依然深切著明。

古希腊哲学是一种本体论研究，更多探讨的是世界的本原与始基。在其早期阶段，哲学之父泰勒斯、原子论创始人德谟克利特等哲学家们，从自然的角度出发，各自将世界的本原归结为水、原子、火、气等自然的形态。而赫拉克利特、毕达哥拉斯和巴门尼德从形而上学的维度思考，将世界的本原归结为“逻格斯”、“数”和“存在”等抽象的概念。这些系统的论证与推理，对认知世界还处在感性的物质层面、笃信神话故事的人们而言，是振聋发聩的。随着古希腊城邦文化的发展，教授公民辩论的智者学派开始将哲学关注的焦点从客体自然界转向了人们的社会生活，他们提倡主观多元性哲学而摒弃将世界本原单一化的思考模式，如代表人物普罗泰格拉强调“人是万物的尺度”，他认为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标尺来认识世界，因而世界本身没有统一的标准。智者学派具有批判精神，敢于向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和世袭观念提出挑战，但过犹不及以致不相信有任何可靠的知识，这一点遭到另一位“智者”尖锐的批判，这位哲学家追求真理，坚持为确定的知识寻找基础，他便是西方哲学的奠基者——苏格拉底。苏格拉底与其学生柏拉图以及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并称古希腊三贤，浩浩然开启了古希腊哲学的巅峰时代。苏格拉底用其“打破沙锅问到底”的谈话方式，将哲学从外向度的关注花草树木、碎石繁星，转移到对人的一言一行乃至心灵层面的探索。“什么是美德”、“什么是幸福”、“什么是正义”等话题以一种辩证法的谈话方式深入到了雅典民众的生活中。德尔斐神谕中的箴言“认识你自己”，也因苏格拉底的推崇成为哲学探讨的著名主题。苏格拉底把自己比作牛虻，试图蜇醒昏睡中的雅典，但其关乎美德和国家问题的言论已然触碰到了民主政府的神经。公元前399年，苏格拉底被人民陪审团判处死刑。民主制度的名存实亡以及雅典最高贵者的英勇赴死都极大的触动了苏格拉底的学生柏拉图。战争的失败和寡头政治的崛起，这些都让柏拉图更加厌恶民主制，于是他潜心研究，希望通过哲学改变统治者而使国家“至善”。柏拉图开办雅典学院，集先贤哲学之精华，提出了伟大的“理念论”，并在《理想国》中为构建理想的正义之国编织了宏伟的蓝图。与老师显著的理想主义与浪漫主义不同，亚里士多德更加严谨，更加注重逻辑性，其名言“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足以显示他对真理追寻的赤诚。亚里士多德与老师的理念论背道而驰，提出了自己的理论学说——实体哲学（形而上学）。作为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哲学家，广博的才智和对前人理论的聚合总结使其成为希腊哲学的集大成者。伯罗奔尼撒战争时，希腊各城邦便已经开始放弃分离主义和自由主义，转而推行一种帝国主义，而希腊哲学也随着城邦制的瓦解逐渐衰落了，从马其顿帝国建立，再到亚历山大东征，对外的扩张一方面促进了希腊文化与巴比伦、波斯和埃及文化的多元交流，另一方面也使得专制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纵欲主义开始渗入国内，人们不再关心国家政治与本原本体问题，转而沉浸在感官的快乐之中。这时的哲学家们也不再关心终极问题，而是转向了幸福这个伦理学范畴，出现的伊壁鸠鲁、斯多葛和怀疑主义三大学派，也都把人的生存问题当作主要关注对象，转而去追问生存的意义以及如何生存的更好、更幸福。从历史的维度上看，古希腊晚期哲学已经少了些哲学应有的恢弘气质。至此，希腊哲学盛极而衰，朝着感觉主义和神秘主义的方向发展去了。

公元476年至16世纪的中世纪时期，社会动荡、自然灾害不断，世人在生活上遭遇了极大的痛楚，人们选择逃避、抛弃和否定现世生活，转而去谋求灵魂的救赎，试图通过信仰上帝获得解脱，使灵魂不朽。这让基督教神学的拥护者与日俱增，并逐渐成为主宰西方一千多年的第一大宗教，而基督教哲学也因此应运而生。基督教本身是一种纯粹的信仰，要解决的是人的生存问题——摆脱痛苦，获得救赎。希腊哲学则是从理性的维度来解决问题，崇尚知识的理性主义和人文精神。这两者存在着信仰与理性的天然矛盾，而基督教哲学便是要去尝试调和两者的关系。基督教哲学大体上分为教父哲学和经院哲学两个阶段。教父哲学家由一批具有哲学修养的基督教信徒组成，他们借用希腊哲学尤其是柏拉图主义，在理论上捍卫教义信仰，具有明显的护教色彩。而宗教的超验性和柏拉图主义本身，又为教父哲学增添了一份神秘色彩。其代表人物奥古斯丁，便是从“真理和光照学说”、“创世和时间学说”、“原罪和救赎学说”三个方面为上帝的全知、全能、全善做了辩护。在遭遇中世纪“黑暗时期”的停滞后，基督教哲学于11世纪迎来了第二阶段的发展——经院哲学时期。虽然受到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影响，经院哲学的论证已经具有理性和逻辑的色彩，并历史性的开辟了近代哲学的理性主义先河，但在基督教信仰的大背景下，哲学仍旧是“神学的婢女”，经院哲学依然在为信仰辩护。安瑟尔谟是早期经院哲学的代表，他用一种先天论证的方式，从概念本身出发，运用三段式推出上帝存在。托马斯·阿奎拉则用一套缜密的思想体系，通过一种后天“回溯式”的论证方式，为上帝存在提出五路证明。在经院哲学中，还出现了关于“共相”问题的纯粹哲学讨论，并由此产生了“实在论”和“唯名论”之争。在晚期唯名论中，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是威廉·奥康，他提出的著名理论“奥康的剃刀”，后来也被称为思维经济原则。公元14至16世纪，经院哲学逐渐衰落，文艺复兴运动和宗教改革运动开启了传统哲学新阶段。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以资产阶级为代表的新势力开始崛起，而当时的主流文化如基督教及其经院哲学已经不能适应资产阶级的文化需求，于是以复兴古希腊、古罗马文化为口号，以人文主义为其思想实质的文艺复兴运动开始蓬勃发展。这个时期的人文主义者反对中世纪抬高神、贬低人的观点，肯定人的价值、尊严和地位，而这种回归世俗生活的思潮也引起了人们对自然的浓厚兴趣，推动了自然科学的发展。这些铸就了文艺复兴运动的两大丰功伟绩，其一便是“人的发现”，代表人物如皮科，他在《论人的尊严》一书中，借上帝之口为人性和自由谱写了一曲赞歌。其二便是“自然的发现”，哥白尼推翻托勒密体系提出“日心说”，开普勒发现天体运动三大规律，布鲁诺勇敢的捍卫和发展了太阳中心说，反教会、反经院哲学，甘愿做捍卫真理的殉葬者。新时代精神的巨人们恢复了古典哲学的真实面目，重新确立起人在哲学体系里的中心位置，为启蒙运动等思潮铺平了道路。而哲学和科学的结盟也奠定起了近代理性主义哲学的总基调。

在经院哲学中，神学家通过对信仰的论证使得人们对教义产生了感性直观的认识，加上文艺复兴时期的感性解放，使得人们必然会去追求表象背后的隐藏和对经验的探讨，而对经验的探讨便是在理性主义哲学的范畴里了。如果说古希腊哲学是本体论，只关注客体问题，而中世纪哲学是生存论，关注的是人的生存状态和主体精神，那么到了近代理性主义哲学阶段，便是将主客体综合，进而去探讨彼此间的关系，这其中核心的问题就是要去解决——人（主体）如何能够获得一种真理性的知识（客体）。而在如何得出确定的知识问题上，是靠感性经验的观察，还是通过理性的逻辑推理，对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便产生了理性主义的两大哲学派别——大陆唯理论和英国经验论。唯理论三位哲学家笛卡尔、斯宾诺莎和莱布尼兹，他们从天赋观念出发，运用理性演绎确定知识体系，最后走向了莱布尼兹—沃尔夫体系的独断论，使得知识只剩下空泛的形式，虽然具有普遍必然性，但不具有新内容。而经验论的五位哲学家培根、霍布斯、洛克、贝克莱和休谟，他们运用归纳法确定知识体系，最后走向了休谟的怀疑论，只注重经验范围内的领域，对外一概不妥协，持怀疑和不可知的态度，于是彻底的经验论使得知识就只剩下经验内容，而不具有普遍必然性了。但真理性的知识就是既要满足普遍必然性的特征，又要能够不断的扩展，所以经验论和唯理论发展到最后，都走向两个极端，陷入到死胡同中去了。

时间来到18世纪，这时的哲学又经历着怎样的发展呢？

18世纪的法国在路易十四的统治下，封建专制达到顶峰。而新兴的资产阶级需要突破旧制度，扫清发展的障碍，于是，一场启蒙运动应运而生。其中著名的哲学家们，“法兰西启蒙运动三剑客”——伏尔泰、孟德斯鸠和卢梭先知先觉的走到了时代的前沿，他们宣扬思想自由、平等博爱、个性解放，提倡理性和科学进步，反对专制和宗教迷信，掀起了一场思想解放的浪潮。

18世纪的德国，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经济层面基本处于农业国，长期的战乱和封建割据让德国四分五裂，其整体状况远远落后于欧洲其他国家，但在文化上，德国却呈现出绚烂多彩的繁荣景象。音乐家贝多芬和莫扎特，以其优雅的古典音乐闻名世界；文学家席勒和歌德以古典主义式的浪漫为那个时代带来了梦幻色彩；哲学家康德和黑格尔则开创了崭新的哲学篇章，使得德国古典哲学成为工业革命时期欧洲哲学舞台上的主角。

18世纪，近代理性主义发展到一个死胡同境地，唯理论和经验论都违背了初衷，没能为真理性知识找到可靠的基础。自然科学的根基遭到了质疑，哲学没办法证明科学知识的确定性和可靠性，走向了认识论上的绝境，面临着理性的危机。而强调理性和自由，标榜科学主义精神的启蒙运动，随着理性的普遍化和极端化后，也与其解放思想，通向自由的初衷相背离，理性开始涉足道德和实践领域，让自由无处生存；科学的法则与规定令人失去主观能动性，使人的价值和尊严无处寻觅，哲学又面临着“自由可能性”的危机。而以上种种也是传统形而上学所面临的困境，自古希腊哲学的本体论开始，哲学家们运用理性的方法，试图把形而上学当作一种科学来实践，但却莫衷一是，得不出确切的答案，使得传统形而上学的科学性遭到质疑。面临理性和自由可能性的危机，审视着传统形而上学的困境，终于，伟大的康德站了出来。

康德首先做的便是对理性进行批判，将自古希腊哲学以来，主体对客体符合的固有模式进行颠倒，开启了一场伟大的“哥白尼式的革命”。康德强调人的能动性，认为客观对象只有符合人的先天认识形式才能促成知识，而知识是一种先天综合判断。而判断分为先天（分析）判断和综合判断。先天判断是主体先天的纯形式认识，具有普遍必然性；综合判断是现象界经验杂多的经验结果，具有可扩展性。康德将认识分为感性、知性和理性三个层次，用先验感性论、先验知性论和先验理性论分别论证了纯粹数学命题、纯粹自然科学命题和形而上学命题中，先天形式和后天经验何以能够结合的问题，使得先天综合判断成为一种真理性知识，进而彻底解决了近代理性主义哲学的困境，重新建立起理性的权威。

康德从主体性的角度出发，将世界一分为二，能够被人的感性形式获得的表象存在于“现象界”之中，而现象背后是一个可感不可知的“自在之物”（“物自体”）领域，这是本体界的领域，有着无限可能，康德限制知识，为道德、信仰和自由留下地盘，从而拯救了自由的可能性危机。康德把自由当作人的先验设定，认为人的“实践”或者说道德行为应符合道德律，即具备普遍性原则、“把人当作目的”和自律性原则。人的实践是自由作用的结果，并以理性自身遵循的法则作为目的，康德得出了“理性为自身立法”（理性按照自由概念对实践立法）的结论。此外，他认为实践理性的最终目是为了达到“至善”，加上这个需要诉诸信仰的部分，康德弥补了人自身实践的局限性，最终建立起完整的道德形而上学体系 。

康德的第三批判《判断力批判》作为一部关于美学的著作，用对审美判断力的分析，在理性和知性间架起一座桥梁，填补了其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的鸿沟，表达了对未来的期望和愿景。

“星空在天上，道德律在心中”。温暖的康德哲学饱含着对人性的终极关怀，他用《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三本著作，论述了“人可以知道什么”、“人应该做什么”和“人可以期望什么”，为人类呈现出一组立体而富有思辨张力的哲学画卷，成为人类思想上一座不朽的丰碑。

德国古典哲学另一位大师级人物黑格尔，他突破了先前哲学主客关系的二元对立局面，提出“实体即主体”，认为“绝对精神”是历史发展的全部过程，也是世界的本体。世界的逻辑结构就是从逻辑学到自然哲学再到精神哲学这么一个自下而上的发展脉络，每个阶段间包括阶段内部，都是“正反合”，或者说“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实体即主体，使得实体具有能动性，进而具备了扬弃自身对立面而得到发展的超越性。黑格尔认为哲学就是整个哲学史发展的全部，他综合前人哲学，将本体论、认识论和逻辑学进行辩证统一，使得世间万物均被囊括在其恢弘庞大的辩证法逻辑结构之中，顺理成章成为了传统哲学的集大成者。

黑格尔雄心勃勃，将传统哲学的一切归结到“绝对精神”这个终点，哲学发展至此，似乎已经抵达山峰，走向了终结。不过最高点也意味着下坡路的开始。黑格尔之后，传统形而上学遭到世人的怀疑和反对，哲学家们将目光更多转向了生命本身，关注语言和人的存在话题，非理性主义、分析哲学、现象学等哲学流派大放异彩，哲学也因此走向了新的、更广阔的现代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