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伊甸园之门》狠狠地铲了一记耳光！

读了这两个章节（“黑色幽默与历史：六十年代初期”和“十字路口的小说：实验作家的困境”）
　　
　　这个评论家应该是个新现实主义的迷狂者，对于我来说他近乎于一个绝对的反面声音，比如说他依然把小说的结构和情节紧密相连，并认为故事中的角色应该具有明显的时代特色，故事要有时代背景。并且他似乎对荒诞派的叙事方式并不感冒，认为那不过是人间怪谈或是奇观展览之类，并把它比作作家本人心理扭曲的产物，不足以反映社会现实。虽然没有提及文字具象，但从他对约翰·巴思的态度来看，他应该认为文字游戏这种东西不过雕虫小技，不足挂齿。
　　
　　这样的阅读经历很有趣，仿佛一个歇斯底里的大汉一边抽你耳光，一边对你说教。关键他的逻辑还很清晰，从他谈冯内古特、巴尔塞姆、诺曼·梅勒、约瑟夫·海勒、托马斯·品钦等人的作品来看，还是靠谱的。当然这样的经历并不是第一次遇见，四年前当我刚开始进入实验文学的领域中时，有位英国作家也提及了类似的观点，就是，“很多现代作家在无法突破经典现实主义文学作品的高度时，就选择逃避现实主义”，因为在他看来这些作家对社会对生活怀有一种病态的抵触和不合作的态度，并且这些抵触情绪越激烈，他们做的形式就越惊人（当然我个人的意思里并没有否认形式也是需要极强的领悟力和灵性的），于是他顺理成章地便把文学上的形式主义比方为“懦夫的表现”。
 
    如故看待实验文学，在评论界向来莫衷一是。不过我以为在一个尚未建立经典现代文学的国度，大谈实验文学的弊端是不合时宜的；同样的道理，我们现在大举反文学、反经典的旗帜同样不合适。“反”，并不是摧毁，而是建立。反文学并不是不要文学，而是建立一种新的阅读方式、一种新的创作模式，并非一味地向前，有时候，它更需要的是“复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