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与陈寅恪阶级分析方法之对比
本文试以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与陈寅恪的魏晋史研究为例，看马克思分析具体历史事件的方法如何优于陈寅恪。为避免行文冗杂，拖泥带水，本文不会过多讨论其他学者的阶级分析方法或政治集团学说。
陈寅恪曾言：“我的著作都含有自发的唯物因素。”[1]确实如此。但这“唯物”终究不是马克思的唯物。
马克思在《雾月十八日》1869年第二版序言中同时反对雨果与蒲鲁东的历史观：
维克多·雨果只是对政变的主要发动者作了一些尖刻的和机智的痛骂。事变本身在他笔下被描绘成了一个晴天霹雳。他认为这个事变只是某一个人的暴力行为。他没有觉察到，当他说这个人表现了世界历史上空前强大的个人主动性时，他就不是把这个人写成小人物而是写成巨人了。蒲鲁东呢，他想把政变描述成以往历史发展的结果。但是，在他那里关于政变的历史构想不知不觉地变成了对政变主角所作的历史辩护。这样，他就陷入了我们的那些所谓客观历史编纂学家所犯的错误。相反，我则是证明，法国阶级斗争怎样造成了一种局势和条件，使得一个平庸而可笑的人物有可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2]
雨果强调主观的作用，认为波拿巴“表现了世界历史上空前强大的个人主动性”；蒲鲁东则“陷入了我们的那些所谓客观历史编纂学家所犯的错误”。马克思超越了这两种历史观，正如马克思博士论文所研究的伊壁鸠鲁以其承认偶然性的决定论同时超越了德谟克利特的机械决定论与亚里士多德的目的论[3]，《关于费尔巴哈》同时超越了唯心主义与旧唯物主义。马克思说：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4]
陈寅恪研究魏晋南北朝时也可以算是“客观历史编纂学家”。他过于强调人们“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历史，以至忽视了人们竟有改变自己身份的可能性，忽视了每个人都是复杂的，都是处在变化中的，静止的抽象概念面对丰富的个人总是贫瘠的。
整理陈寅恪《书世说新语文学类钟会撰四本论始毕条后》《述东晋王导之功业》《崔浩与寇谦之》等论文[5]，可以看出，陈寅恪对于魏晋南北朝的阶级分析其实只是二元对立的模型：
偶有超出二元对立框架的情况，也只是打补丁，仍在沿用二元对立的思路：
尽管魏晋南北朝史料稀少，陈寅恪本来就受了较大的限制，但拿这些稀少的史料也能做出比陈寅恪更精密的研究（当然这有赖于陈寅恪筚路蓝缕之功），陈寅恪没有充分利用好现存的史料。
陈寅恪忽视材料，例如忽视不利于论证曹操是法家寒族阉宦代表的材料。曹操本人绝非阉党。陈志《武帝纪》裴注引孙盛《异同杂语》说曹操曾私入张让室，舞手戟而出，虽然也许是故事，但也能看出编故事者对曹操身份的定位。曹操交往的也都是乔玄、何颙之类名士，不见得如何被排斥。让陈琳骂他“赘阉遗丑”的袁绍，年轻时不也与曹操“好为游侠”？（《世说新语·假谲》）在陈寅恪那里，一个人的出身就决定了他的位置，曹腾之孙曹操必然代表宦官，而这标准却不适用于袁绍。“时中常侍袁赦，隗之宗也，用事于中。以逢、隗世宰相家，推崇以为外援。”（范书《袁安传》）曹操的祖父是宦官，袁绍的叔父与宦官交好，这都不是他们自己能决定、能改变的事。那么袁绍也算阉宦阶级了吗？何进与袁绍等谋诛宦官时，曹操虽未参与，但也不在阉党之列，反而被视为不会泄密的可信之人（《武帝纪》裴注引《魏书》）。真正的阉党是“宦者所署司隶校尉许相”之类。何进死后袁绍等复仇，“捕宦官无少长悉斩之”。作为政治势力的宦官在此彻底消亡，建安朝廷与曹魏、蜀汉都废除了中常侍一职，曹操该如何代表张让、赵忠等亡灵？
陈寅恪误读材料，例如《崔浩与寇谦之》中他认为孙权笑曹丕用贾诩为三公是因为孙吴由大族统治而曹魏由寒门统治[6]。这一论断显然抹杀了贾诩其人的特殊性。张绣能够杀死典韦、曹昂、曹安民，是用了贾诩的计策，吴人对此心知肚明，陈志《张绣传》裴注引《吴书》特意揭示了这一可能被曹魏史官略去的事实。后来张绣神秘死亡，裴注引《魏略》说是被曹丕谴责后不安自杀，而张绣之子张泉又参与魏讽阴谋，被曹丕诛杀。贾诩不仅幸免，还做了曹魏的太尉，如何令孙权不笑？
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曾谓：
著者有意无意之间，往往依其自身所遭际之时代，所居处之环境，所熏染之学说，以推测解释古人之意志。由此之故，今日之谈中国古代哲学者，大抵即谈其今日自身之哲学者也。所著之中国哲学史者，即其今日自身之哲学史者也。其言论愈有条理系统，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7]
虽然他是在抨击哲学史研究者对古人学说的“有条理系统”的归纳，但我以为这话同样适用于批判政治史研究者对政治史的“有条理系统”的概括。
陈寅恪上课时还批评以西洋社会科学解释中国史者：
新派书似有条理，有解释，然甚危险。他们以外国的社会科学理论解释中国的材料。此种理论，不过是假设的理论。而其所以成立的原因，乃由研究西洋历史、政治、社会的材料，归纳而得的结论。人类活动本有其共同之处。彼之理论，对于我们的材料，也能有相当的适用。所以“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是很有可能性的，不过也有时不适用，因为有时中国材料在其范围之外，所以讲大概则似乎很对，讲精细则不太准确。而历史重在准确，不怕琐碎。[8]
我很欣赏陈寅恪在方法论层面的反思。陈寅恪强调应该由材料（事实）归纳理论，这已经超越不少自称“唯物主义”却生搬硬套西方理论的学者。但是，陈寅恪自己同样有理论先行、削足适履之嫌疑。
相比之下，马克思在《雾月十八日》中的阶级分析没有以抽象概念损害人物与事件的复杂性，是真正从内容出发的。
《雾月十八日》发现：
1.辞藻与内容往往不一致。
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当人们好像刚好在忙于改造自己和周围的事物并创造前所未有的事物时，恰好在这种革命危机时代，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为自己效劳，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的一幕。[9] 最后，连那些“宗教和秩序”的最高祭司自己也被踢出他们的皮蒂娅的座椅，半夜里被拖下床，关进囚车，投入监狱或流放；他们的神殿被拆毁，他们的嘴被封住，他们的笔被折断，他们的法律被撕毁，这一切都是为了宗教、财产、家庭和秩序。一群群酩酊大醉的士兵对那些站在自己阳台上的资产者即秩序的狂信者开枪射击，亵渎他们的家庭圣地，炮击他们的房屋以取乐，这一切都是为了财产、家庭、宗教和秩序。[10] 至于资产阶级完全禁止“他人”享受这些自由，或是允许“他人”在某些条件（这些条件都是警察的陷阱）下享受这些自由，那么这都是仅仅为了保证“公共安全”，也就是为了保证资产阶级的安全，宪法就是这样写的。所以，后来两方面都有充分权利援引宪法：一方面是废除了所有这些自由的秩序之友，另一方面是要求恢复所有这些自由的民主党人。宪法的每一条本身都包含有自己的对立面，包含有自己的上院和下院：在一般词句中标榜自由，在附带条件中废除自由。所以，当自由这个名字还备受尊重，而只是———当然是通过合法途径———对它的真正实现设下了种种障碍时，不管这种自由在日常现实中的存在怎样被彻底消灭，它在宪法上的存在仍然是完整无损、不可侵犯的。[11] 历史传统在法国农民中间造成了一种迷信，以为一个名叫拿破仑的人将会把一切美好的东西送还他们。于是就出现了一个人来冒充这个人，因为他取名为拿破仑，而且拿破仑法典规定：“不许寻究父方”。[12]
波拿巴拥有拿破仑之名，却未行拿破仑之实；波拿巴以“为了宗教、财产、家庭和秩序”之名破坏“宗教、财产、家庭和秩序”；资产阶级的宪法名义上尊重自由，实则以保证“公共安全”之名禁止他人享受自由。马克思看破了这些辞藻，法国农民则受了骗，真以为波拿巴就是第二个拿破仑。
而陈寅恪过于相信辞藻了。如陈琳檄文骂曹嵩“乞丐携养”、曹操“赘阉遗丑”，陈寅恪便以为大多数人都这样看待曹氏，以为曹氏的确是“寒族”甚至“阉宦阶级”；又如曹操求贤令讲“唯才是举”，陈寅恪不考察曹操用人的实际情况，就信以为真，道：“孟德三令，大旨以为有德者未必有才，有才者或负不仁不孝贪诈之污名，则是明白宣示士大夫自来所遵奉之金科玉律，已完全破产也。”[13]
2.不同人的相同行为有不同的动机。
12月10日的选举是曾经不得不支付二月革命的费用的农民反对国内其他各个阶级的表现，是农村反对城市的表现。这次选举得到军队方面的巨大同情，因为军队从《国民报》派共和党人那里既没有取得荣誉，也没有领到附加军饷；这次选举还受到大资产阶级方面的巨大同情，大资产阶级欢迎波拿巴是把他作为恢复君主制度的一个跳板；选举也受到无产者和小资产者的巨大同情，他们欢迎波拿巴是把他作为对卡芬雅克的一种惩罚。[14]
马克思敏锐地观察到，1848年12月10日的选举中，虽然不同利益集团都投票给波拿巴，但他们的诉求是完全不同的。相同的行为不一定对应相同的目的。此前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说：
法国一个最平庸的人获得了最多方面的意义。正因为他无足轻重，所以他能表明一切，只是不表明他自己。虽然拿破仑的名字在各个不同阶级的口中可以有不同的意义，但是各个阶级都在自己的选票上把以下口号同这个名字写在一起：“打倒《国民报》派，打倒卡芬雅克，打倒制宪议会，打倒资产阶级共和国！”[15]
这使人想起拉康对能指与指示符号的区分：
皮尔斯把“指示符”（index）与“象征符”（symbol）对立起来，后者与索绪尔的符号概念一样，是以符号与其对象之间的所有必然联系的缺位为特征的。例如，烟是火的指示符，而红疹是诸如麻疹之类的各种疾病的指示符。在拉康的话语中，“指示符”一词与“能指”（Signifier）这一术语相对立（而非是如同在皮尔斯的哲学中那样，与“象征符”这一术语相对立）而运作的。因而，拉康便把指示符构想为一种“自然符号”（nature sign），其中符号与对象之间是一种固定的一一对应关系（不同于能指，能指与任何一个所指皆没有固定的联系）。……在医学中，症状（simptom）被视作疾病的一个指示符，而在精神分析中，症状则不是一个指示符，而是一个能指。因此，在精神分析中，病理性现象与潜在的结构之间便没有任何一对一的固定联系。[16]
“波拿巴”作为最空洞的能指“获得了最多方面的意义”，隐藏在“波拿巴”这相同症状背后的是不同阶级的不同利益。
试举一例。陈志《苏则传》载：“则及临菑侯植闻魏氏代汉，皆发服悲哭”，苏则与曹植哭的原因相同吗？裴注引《魏略》就说是：“则在金城，闻汉帝禅位，以为崩也，乃发丧；后闻其在，自以不审，意颇默然。临菑侯植自伤失先帝意，亦怨激而哭。”
那么，支持曹操者的诉求一致吗？同样打击地主，曹操等中国古代君主和红军的目标一样吗？
3.经济与政治和思想文化经常错位。
然而也不应该狭隘地认为，似乎小资产阶级原则上只是力求实现其自私的阶级利益。相反，它相信，保证它自身获得解放的那些特殊条件，同时也就是唯一能拯救现代社会并避免阶级斗争的一般条件。同样，也不应该认为，所有的民主派代表人物都是小店主或崇拜小店主的人。按照他们所受的教育和个人的地位来说，他们可能和小店主相隔天壤。使他们成为小资产者代表人物的是下面这样一种情况：他们的思想不能越出小资产者的生活所越不出的界限，因此他们在理论上得出的任务和解决办法，也就是小资产者的物质利益和社会地位在实际生活上引导他们得出的任务和解决办法。一般说来，一个阶级的政治代表和著作界代表同他们所代表的阶级之间的关系，都是这样。[17]
表现出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这一症状的人不一定是经济层面的小资产阶级（就像今天所谓“精资”）。
总之，既然资产阶级把它从前当做“自由主义”颂扬的东西指责为“社会主义”，那么它就是承认：它本身的利益要求它逃避自身统治的危险；要恢复国内的安宁，首先必须使它的资产阶级议会安静下来，要完整地保持它的社会权力，就应该摧毁它的政治权力；只有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在政治上注定同其他阶级一样毫无价值，个别资产者才能继续剥削其他阶级，安逸地享受财产、家庭、宗教和秩序；要挽救它的钱包，必须把它头上的王冠摘下，并且把保护它的剑像达摩克利斯剑一样悬在它自己的头上。[18]
资产阶级的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力也可以自相矛盾。
陈寅恪则往往默认文化地位、政治地位与经济地位的同一性，如他认为奢侈为儒家大族之劣点，节俭为法家寒族之优点。
4.代表者与被代表者经常分离。
山岳党大多数背叛了自己的先锋队，拒绝在它的宣言上签名。报刊也临阵脱逃了；只有两家报纸敢于登载这个宣言。小资产者背叛了自己的代表：国民自卫军没有露面，即使在某处露了面，也只是阻挠街垒的堆筑。代表们欺骗了小资产者：军队中的假同盟者根本没有露过面。最后，民主派不但没有从无产阶级中汲取力量，反而把自己的懦弱传染给无产阶级，并且正如民主党人的一切重大行动中常有的情形那样，领袖们为了安慰自己，可以责备他们的“人民”背叛了他们，人民为了安慰自己，可以责备他们的领袖欺骗了他们。[19] 不仅议会党分裂为原来的两大集团，不仅其中的每一个集团又各自再行分裂，而且议会内的秩序党和议会外的秩序党也分裂了。资产阶级的演说家和作家，资产阶级的讲坛和报刊，一句话，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家和资产阶级自己，代表者和被代表者，都互相疏远了，都不再互相了解了。[20] 议会内的秩序党由于叫嚣要安宁而自己也得安宁，它在反对其他社会阶级的斗争中亲手破坏了自己的制度即议会制度的一切条件，从而宣布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同资产阶级的安全和生存是不相容的，相反，议会外的资产阶级群众却对总统奴颜婢膝，诋毁议会，粗野地对待自己的报刊，要求波拿巴压制和消灭资产阶级中从事宣讲和写作的分子，即资产阶级的政治家和著作家、资产阶级的讲坛和报刊，以便能够在不受限制的强硬的政府的保护下安心地从事他们私人的事情。议会外的资产阶级毫不含糊地声明说，它渴望摆脱自己的政治统治地位，以便摆脱这种统治地位带来的麻烦和危险。这个议会外的资产阶级，对于为它本阶级的统治而进行的单纯的议会斗争和文字斗争表示激愤，并且出卖了这一斗争的领袖人物；但是现在它却敢于在事后责备无产阶级没有为它进行你死我活的流血战斗！这个资产阶级时刻都为最狭小最卑鄙的私人利益而牺牲自己的全阶级的利益即政治利益，并且要求自己的代表人物也作同样的牺牲；但现在它却哀叫无产阶级为了自己的物质利益而牺牲了它的理想的政治利益。[21]
代表者与被代表者的利益不一致，不仅可能会互相疏远，不再互相了解，还可能互相背叛。资产阶级因其内在矛盾，要保护经济权力，就必须献祭政治权力，背叛自己的政治代表。资产阶级的成员愿意为私人利益牺牲全阶级的政治利益。就连成型的集团也如此，更何况后人想象出的“集团”。
5.自在的阶级与自为的阶级的差异。
《哲学的贫困》区分了自在的阶级与自为的阶级：
经济条件首先把大批的居民变成劳动者。资本的统治为这批人创造了同等的地位和共同的利害关系。所以，这批人对资本说来已经形成一个阶级，但还不是自为的阶级。在斗争（我们仅仅谈到它的某些阶段）中，这批人联合起来，形成一个自为的阶级。他们所维护的利益变成阶级的利益。而阶级同阶级的斗争就是政治斗争。[22]
《雾月十八日》则提供了一个自在的阶级的绝佳案例：小农。
小农人数众多，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但是彼此间并没有发生多种多样的关系。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这种隔离状态由于法国的交通不便和农民的贫困而更为加强了。他们进行生产的地盘，即小块土地，不容许在耕作时进行分工，应用科学，因而也就没有多种多样的发展，没有各种不同的才能，没有丰富的社会关系。每一个农户差不多都是自给自足的，都是直接生产自己的大部分消费品，因而他们取得生活资料多半是靠与自然交换，而不是靠与社会交往。一小块土地，一个农民和一个家庭；旁边是另一小块土地，另一个农民和另一个家庭。一批这样的单位就形成一个村子；一批这样的村子就形成一个省。这样，法国国民的广大群众，便是由一些同名数简单相加而形成的，就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汇集而成的那样。数百万家庭的经济生活条件使他们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与其他阶级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各不相同并互相敌对，就这一点而言，他们是一个阶级。而各个小农彼此间只存在地域的联系，他们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共同关系，形成全国性的联系，形成政治组织，就这一点而言，他们又不是一个阶级。因此，他们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无论是通过议会或通过国民公会。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所以，归根到底，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支配社会。[23]
6.普遍利益的代表者：总统或皇帝。
不同于陈寅恪眼中曹操只是法家阉宦寒门代表，马克思笔下的波拿巴的身份非常丰富：他是拿破仑的侄子，他是法国总统，但他又“不只丧失过法国公民资格，不只当过英国特别警察，而且是一个已经归化了的瑞士人” [24]。他代表着小农，但又没有真正代表小农。他维护资产阶级的经济力量，又摧毁资产阶级的政治力量。同时，“真实的波拿巴，不加掩饰的波拿巴”仅仅是“流氓无产阶级的首领”[25]。
《德意志意识形态》曾言：
国家内部的一切斗争———民主政体、贵族政体和君主政体相互之间的斗争，争取选举权的斗争等等，不过是一些虚幻的形式———普遍的东西一般说来是一种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在这些形式下进行着各个不同阶级间的真正的斗争（德国的理论家们对此一窍不通，尽管在《德法年鉴》和《神圣家族》中已经十分明确地向他们指出过这一点）。从这里还可以看出，每一个力图取得统治的阶级，即使它的统治要求消灭整个旧的社会形式和一切统治，就像无产阶级那样，都必须首先夺取政权，以便把自己的利益又说成是普遍的利益，而这是它在初期不得不如此做的。[26]
6是前文12345的结合体。1.波拿巴假借了拿破仑的名号，波拿巴宣布自己的利益是普遍的利益。2.不同阶级支持波拿巴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3.波拿巴消灭资产阶级的政治力量而维护其经济力量。4.全法国人的代表者波拿巴其实只代表他自己，只代表流氓无产阶级的利益。5.小农没有形成自为的阶级，只能让波拿巴代表并主宰他们。
波拿巴表现得异常精神分裂：
波拿巴作为行政权的自主的力量，自命为负有保障“资产阶级秩序”的使命。但是这个资产阶级秩序的力量是中等阶级。所以他就自命为中等阶级的代表人物，并颁布了相应的法令。可是，他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人物，只是因为他摧毁了并且每天都在重新摧毁这个中等阶级的政治力量。所以他又自命为中等阶级的政治力量和著作力量的敌人。可是，既然他保护中等阶级的物质力量，那么就不免要使这个阶级的政治力量重新出现。因此，必须保护原因并在结果出现的地方把结果消灭掉。但是，原因和结果总不免有某些混淆，因为原因和结果在相互作用中不断丧失自己的特征。于是就有抹掉界限的新法令出现。同时波拿巴针对资产阶级，自命为农民和人民大众的代表，想使人民中的下层阶级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范围内得到幸福。于是就有一些预先抄袭“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治国良策的新法令出现。但是波拿巴首先觉得自己是十二月十日会的头目，是流氓无产阶级的代表。他本人、他的亲信、他的政府和他的军队都属于这个阶级，而这个阶级首先关心的是自己能生活得舒服，是从国库中抽取加利福尼亚的彩票。于是他就以颁布法令、撇开法令和违反法令来证实他真不愧为十二月十日会的头目。 这个人所负的这种充满矛盾的使命，就可以说明他的政府的各种互相矛盾的行动。这个政府盲目摸索前进，时而拉拢这个阶级，时而又拉拢另一个阶级，时而侮辱这个阶级，时而又侮辱另一个阶级，结果使一切阶级一致起来和它作对。他这个政府在实际行动上表现的犹豫，和他从伯父那里盲目抄袭来的政府法令的独断果敢的风格形成一种十分可笑的对照。[27] 波拿巴想要扮演一切阶级的家长似的恩人。但是，他要是不从一个阶级那里取得一些什么，就不能给另一个阶级一些什么。正如吉斯公爵在弗伦特运动时期由于曾把自己的一切财产变成他的党徒欠他的债务而被称为法国最该受感激的人一样，波拿巴也想做法国最该受感激的人，把法国所有的财产和所有的劳动都变成欠他个人的债务。他想窃取整个法国，以便将它再赠给法国，或者说得更确切些，以便能够用法国的钱再来收买法国，因为他作为十二月十日会的头目，就不得不收买应归他所有的东西。[28] 波拿巴既被他的处境的自相矛盾的要求所折磨，同时又像个魔术师，不得不以不断翻新的意外花样吸引观众把视线集中在他这个拿破仑的顶替者身上，也就是说，他不得不每天发动小型政变，使整个资产阶级经济陷于混乱状态，侵犯一切在1848年革命中显得不可侵犯的东西，使一些人容忍革命而使另一些人欢迎革命，以奠定秩序为名造成无政府状态，同时又使整个国家机器失去圣光，渎犯它，使它成为可厌而又可笑的东西。他模仿特里尔的圣衣的礼拜仪式在巴黎布置拿破仑的皇袍的礼拜仪式。但是，如果皇袍终于落在路易·波拿巴身上，那么拿破仑的铜像就将从旺多姆圆柱顶上倒塌下来。[29]
波拿巴作为名义上代表法国一切人民的总统，也试图去真正代表法国一切人民，即同时代表各党派、各阶级。但不同党派、不同阶级的利益不一致，“他要是不从一个阶级那里取得一些什么，就不能给另一个阶级一些什么”，所以他“时而拉拢这个阶级，时而又拉拢另一个阶级，时而侮辱这个阶级，时而又侮辱另一个阶级”。虽然他名义上代表了一切阶级，但实际上只是与一切阶级为敌。
他将多数意志个人化，违背他个人的意志就是反对民主。这样的民主领袖，其地位是不可动摇的，因为整个国家既然已经做出了决断，便不可能反过来又反对自身。而且，当权者永远都不会犯错误，因为“他由六百万人民选举产生，履行人民的意志；他不会背叛人民”。由于人民领袖代表集体意志并在自己的权力范围内行事，所以他可以以人民主权的名义清除政府的反对者，这种做法不仅被认为是合情合理的，而且是必要的。这样，他就使自己的地位一劳永逸地固定化。[30]
民主选举反而让独裁者当上了总统，独裁者在民主选举中不断取得胜利；波拿巴凭借虚幻的“普遍的利益”兴起，通过每天发动小型政变以维持统治，并终将因此走向自我毁灭。可见，《雾月十八日》是辩证法的绝佳案例。波拿巴内在的自我否定性正如资本主义社会：
辩证法，在其合理形态上，引起资产阶级及其空论主义的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31]
当然，我不认为从《雾月十八日》抽象出来的这些命题是普遍适用的，相反，这些命题是在提醒我们要警惕那些“同一行为永远对应同一动机”或“文化权力=政治权力=经济权力”或“阶级是铁板一块”或“民选一定代表人民利益”之类的成见，是在提醒我们要警惕静止、抽象的唯物论。
这篇文章不是要斥陈寅恪为“反动学术权威”“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右派分子”（把复杂的陈寅恪简化为这种标签是不负责任的），不是要在政治上打倒陈寅恪，而是试图反思其学术研究的缺陷。总之，我认为，比起陈寅恪，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方法更值得我们学习。
[1] 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第十章，p268，三联书店，1995年12月。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p664，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
[3] ［日］柄谷行人 著，赵京华 译：《跨越性批判——康德与马克思》，第二部第一章第四节《细微的差异》，p218，中央编译出版社，2018年1月。
[4] 选一p669。
[5]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三联书店，2011年11月。
[6] 金初p145。
[7] 《金明馆丛稿二编》，p279-280，三联书店，2011年11月。
[8] 卞僧慧：《“晋至唐文化史”开课笔记》，见《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初稿）》附录一，p361-362，中华书局，2010年4月
[9] 选一p669。
[10] 选一p678。
[11] 选一p682。
[12] 选一p762。
[13] 金初p51。
[14] 选一p686。
[15] 选一p482。
[16] ［英］迪伦·埃文斯 著，李新雨 译：《拉康精神分析介绍性辞典》，p162，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6月。
[17] 选一p698。
[18] 选一p712。
[19] 选一p700。
[20] 选一p743。
[21] 选一p746-747。
[22] 选一p290。
[23] 选一p762-763。
[24] 选一p686。
[25] 选一p719。
[26] 选一p164。
[27] 选一p770-771。
[28] 选一p772。
[29] 选一p773-774。
[30] ［德］罗伯特·米歇尔斯 著，任军锋等 译，《寡头统治铁律：现代民主制度中的政党社会学》，第三章第二节《波拿巴主义意识形态》，p185，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
[3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p94，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