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代:侯岐曾和他的亲友们》: 于细节处观照易代历史

明清易代之际，正是处于三方政治权利角力的时期。明朝中央政权被灭于李自成起义军之手，而后，明朝残余势力又在南京重建了政权，清兵入关又带来了民族压迫的新问题。而这段混乱的政治局势，从清朝入关、李自成撤出北京，到明朝最后灭亡，历时四十年。 “顺治二年(1645年)五月李自成牺牲、弘光政权覆灭后，清政府曾认为统一全国的战争即将取得全胜，只派官员对南方各省加以招抚，就可将原由弘光政权控制的地盘接受过来……然而，事实打破了清王朝的幻想。清政府并没能顺利的实现统一南方的计划，除了四川地区被张献忠起义军占领外，在东南地区和中南地区，清朝的进展皆不顺利。”(《明史》) 尤其在江南和浙江地区，抗清斗争激烈。在苏州府嘉定县，嘉定在籍前左通政侯峒曾率二子，与进士黄淳耀起兵据守，后城破，皆殉城。侯岐曾是侯峒曾弟，在城破亲亡之际，担负起奉母养孤之任，期间作日记(起至丙戌正月，终于丁亥五月初十)记录日常起居、应酬往来，与官府交涉、密友私会等及书信遗稿。

《易代:侯岐曾和他的亲友们》便是以此日记作为基础，观照明清易代之际江南名门遗民的遭遇与心理。透过作者的解读，我们从“微观史学”的角度，更加近距离地了解了有血有肉的历史面貌。有别于官修史书的著录，看到了在历史中的“小人物”们，透过分析和描述明清易代之际，侯岐曾家族及亲友社群的浮沉变化，丰富对历史进程的认识。

在《易代:侯岐曾和他的亲友们》中，我们从地方望族“侯氏”遭受的打击和衰落过程，透视得: 一、清初江南顺服政策制定与执行的随意 一为，清政府攻占南京后，对局势形势估计不足，急切推行剃发令。在《日记》中，对于推行的剃发令五等定罪，有明确的标准记载:“一寸免罪；二寸打罪；三寸戍罪；留鬓不留头；又顶大者与留发者同罪。” 为筹集清兵下江南后的军费和粮饷，除“向新征服地区征取赋税外，还强行推销东北特产人参”，“摊派科敛”。 二为，对新收复地区参与过抵抗的人，并无统一政策和明确法令。因侯峒曾守城一案，侯氏一族既为“前朝忠臣”，便是“新朝罪人”，必定会遭受打击，但清政府对此并无具体章程，政策上的模糊性，便给了地方官吏操作索贿的空间。在《日记》中，也能看到，侯岐曾为免除籍没，面对各方敲诈和需索，籍令朝令夕改的勉力与疲惫。

二、关内汉人的精神困境与江南士人的死生两途 “明清易代，乃家国奇变”，从社稷倾覆到偏安幻想，从光复无期到被迫变发易服，其中既有“流离之苦”，也有屈辱的心理恐惧。 深受儒学传统教育的名家士人，如钱谦益、吴伟业、龚鼎孳等选择以死殉名，侯峒曾、黄淳耀因被剃发令触动最后的尊严而奋起抵抗而亡，陈子龙则因“先赴死矣，可以免辱”。至于侯岐曾自破城后一直谨小慎微，“以仰事俯育为己任”，在被“下令籍没侯氏家产，逼取租赋钱粮”，并借端诈索”的层层压力下仍忍辱负重，苦苦支撑。

易代之际，士人生死两途选择，有出仕，有隐居，有偷生，有尽节……有死者长已矣，也有生者愧难休的道德困境。 《易代》中更是梳理了侯氏女性在风雨飘摇中的遭遇，与侯氏后人的艰窘困境，“一代名门，终成绝唱”。还分析追溯了少年英雄夏完淳抗争之途生命最后时期的细节。也从侯氏义仆与恶仆对此中，呈现明清易代动荡中，对人性的放大与暴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