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胀的长波与人口的长坡——《价格革命》读与思
如果要评选有关经济学的至理名言，凯恩斯的“长期内我们都死了”一定能占据一席之地。无论这位宏观经济学创始人发出此言的初衷为何，在如今，这句话在很多时候都被用作对长期均衡研究者的讽刺。确实，在一个信息和细节同步爆炸的年代，人们总爱追问一句“这有什么（可见的现实）意义？”对长期问题的追踪很难逃脱“叫好不叫座”的命运。但疫情终究暴露出诸多长期的积弊，其中一个重要的表征即是通胀：经历了2021年的通胀大潮，2022年或许将是检验通胀长期趋势起点，我们将走出还是回归“大缓和”？人们仍莫衷一是，而2021年末引入国内的新书——大卫·费舍尔的《价格革命》，则可以提供了一个历史性视角。
作为一部经济史作品，《价格革命》可谓“守正出奇”：“守正”之处在于，它建立在广为人知的世界通史之上，作者构建了从中世纪延续至20世纪末的诸多数据序列，并在不同的追踪周期间保持了指标框架的一致性，例如必需品价格、制成品价格、实际薪酬、人口增长、货币供给等；而“出奇”之处在于，作者识别了四个长期通胀的周期（谓之“价格革命”），并基于此对传统的历史叙事进行了重构：将人们通常概念里均质、线性的时间轴替换成了一条带有峰谷的价格时间序列曲线，并进而将王朝兴替、思想变迁、技术进步等诸多浪潮坐落其上，于是一条隐藏的脉络浮现出来。正如作者所言：
是价格将一切变得确实可靠，在此之前，浮现在人们脑海中的历史含糊不清。
跟随作者的笔尖经历四个大周期的起落，或许不经意会掉入一个思维误区，即通胀是人类历史的核心驱动。诚然，以通胀为出发点向后推演，逻辑链条是明确的：“通胀趋势上行→分配效应→从社会到政治的广泛失衡→国内和国际冲突瓦解既有秩序→悲观消极的思想界”，这一过程反之亦然。但不应忽视的是，价格只是一个表征，正如作者开宗明义地指出，通胀是“某种地震仪般的存在”，当我们进一步向上溯源，尝试探究价格指针摆动的成因时，图景便变得晦涩而复杂起来：在这里，趋势和噪音共存，经济结构、货币供给、政治、人口等诸多原因，都可能在不同的期限内驱动价格的变化，如何寻找那个“终极驱动”呢？
答案或许是：并没有所谓的“终极驱动”。作者列举了货币主义、马尔萨斯主义（人口驱动）、马克思主义（价值论）、新古典主义（供需平衡）、农业和环境论等流行的理论，并在周期的归因中尝试调和各种理论，然而，任何单一的因素或理论都没能做到恒强的“跨周期”解释力。或许可以推论，这四轮“价格革命”更像是人口、气候、生态、政治以及各种已观测或未观测到的“独立周期”耦合的产物，其中充满了历史的偶然性，既可能“福有双至”，也或许“祸不单行”，也因而，这四轮周期的波长迥异、波幅亦不相当：部分周期持续的时间在80年左右，而部分则持续了180年。
那么，是否如历史主义所主张的那样，每一轮“价格革命”都是完全独立因素的产物？也并非如此。我们能够大致观察到历史相似的韵脚：在价格趋势上行的早期，各因素间往往可以实现相互对冲，进而整体限制价格的波动；但在通胀的中晚期，价格在波动放大的同时实现了中枢的明显抬升。这使人很容易联想到物理学的一个网红概念：系统的“熵”在增加，趋于无序和脆弱。而在“熵增”中扮演基石角色的，正在于人口。
在诸多生产要素中，或许唯有劳动力横跨了供给与需求：它既能作为主体提供当期的需求，也能够通过再生产过程，直接作用到跨期的生产需求两端，并且这一过程呈现明显的适应性。不难理解，劳动力因而成为经济实现/打破自循环、强化/削弱规模效应的重要环节。《价格革命》借助相当的证据表明，人口数量与通胀趋势呈现长期稳健的正向关系：在必需品边际供给下降的情况下，人口与价格的互动将围绕“人口增长→必需品价格率先上扬→制成品价格跟随上行→全面通胀发生→普遍动荡→人口下降”链条演化，这也难怪马尔萨斯（1766-1834）会提出其著名的人口理论：必须控制人口增长。
当然，马尔萨斯理论已经被时代证明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作为描述前现代状况的框架，马尔萨斯是整体可用的，但其核心缺陷在于对技术进步的严重低估，这使得马尔萨斯理论的解释力在发明者身故之后便急剧下降。人类并非深陷于宿命的轮回而一无所获，技术积累和治理水平的提升是不易回滚的“棘轮”，而正是它们使得系统具备了更强的抗“熵增”的能力，进而改变了周期的形态。因而，我们或许可以更进一步地将作者发现的四场“价格革命”分为两个类型，即：20世纪以前的周期和20世纪以后的周期。
将二者进行比较，可以发现几乎所有的驱动因素都出现了流变：
- 生产力的颠覆式演进：食物、能源等必需品的供给弹性明显加大，制成品种类的丰富和产业链在横向和纵向的延伸，通胀网络复杂度和稳健性均得到了加强，规模效应和摩尔定律进一步退降了通胀中枢；
- 社会保障的进步：公共卫生制度和社会安全网的构建，使得人口实现了跨周期的稳定；另一方面，工会制度也使得薪酬更具有粘性，“工资-通胀”螺旋呈现“易上难下”的非对称性；
- 宏观治理工具箱的丰富：统计制度的进步使得通胀信号更容易被捕捉，信用货币和金融市场的发展推动了货币政策从财政政策中独立，从中世纪的通胀越高铸币越多，转为通胀越高、货币供应越少的“逆周期调节”。
- 政治秩序的稳定性：现代民族国家和国际体系脱胎于从中世纪到启蒙时代的混乱，尽管技术和国家能力的进步推升了战争的烈度，但战争频度的大幅下降和宏观工具的丰富，仍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对经济的破坏性。
- 现代性思想的成熟：思想是最呈现螺旋前进的部分。尽管充斥着乐观与悲观的交替、理性与感性的辩驳，但以科学、自由与权利为代表的现代思想终于成熟。尽管20世纪同样见证了现代思想和组织形态的强大破坏力，但也展现了对此的充分反思。
在各领域广泛的变迁下，人口增长出现了跨周期稳定性，经济系统的稳健性得到了明显改善。因而，在19世纪以后，尽管周期仍然存在，但出清阶段的烈度明显降低。历史同样提示我们，在长周期探索中，我们需要以动态的观点对待一切因素和逻辑，“没有什么会永垂不朽”。
《价格革命》的追踪结束于2000年前夕，彼时，中国人口红利所主导的全球“大缓和”正处于发轫阶段。令人惊异的是，作者在最后援引了当时部分经济学家的观点，以今天的视角看，他们已经对“大缓和”的内在驱动有了相当精准的见解和预测。那么同样的问题留给了我们，我们此刻站在“价格革命”的何处？在疫情后的十数年或数十年内，我们将走出，还是回归“大缓和”？或许当下，也已经有人找到答案了。我们姑且对此持开放的态度，但借鉴《价格革命》的经验，我们不妨再回头谈谈人口的问题。
当前，人口结构已与劳动力数量并列成为人口问题的核心关切。既有的证据表明，全球抚养比在过去数十年内处于持续下行的状态。而尽管发达的国家的抚养比近些年出现了小幅企稳，但2021年美国就业市场似乎越来越指向劳动参与率的进一步下降，这使得人口结构对经济的实际影响比抚养比所显示的要更大：更少的劳动力承担了更多的需求。这是否意味着，系统正在重新走向“熵增”？
或许需要意识到，在谈论长期问题时，暗含“其他条件不变”的假设很容易得到错误的结论。当世界处于AI、工业自动化和“元宇宙”革命的前夜，未来供需函数或许将出现明显的变化，规模效应也可能重新定义，那么，人口因素对通胀的影响是否将明显削弱？近些年，始终享受着“超大规模性”的中国开始密切地关注少子化的问题，部分学者由此提出要实行大规模的生育激励。从“刘易斯拐点”到“中等收入陷阱”，他们的初衷并不难理解，但不幸的是，历史经验倾向于表明，少子化是现代性的必然产物，大规模激励效用有限，反倒更容易造成经济结构和代际间分配的进一步扭曲。在同等资源的条件下，或许更优的解法一方面在于改革社会保障体系的积弊，增强积极的引导；而另一方变，则仍要继续加大技术创新的投入，让技术创造自己的需求与护城河。而作为政策动作“不变形”的关键前提，则需要对人口在未来经济中的角色进行全面的重估。
或许可以相信，这是这代经济学家所面临的最重要的历史课题之一，但未来始终未卜。正如作者写道：
我们不仅是历史的客体，也是历史的主体……人类的选择并不总是理性的，它们既出自希望，也出自恐惧；既基于真理，也基于谬误；既源于记忆，也源于梦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