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以割舍的《恋恋红尘 中国的城市、欲望和生活》
难以割舍的《恋恋红尘 中国的城市、欲望和生活》
历史还可以这样叙事？这是一本关于中国古代、近代都市空间与知识群体的历史论文集。
在《恋恋红尘 中国的城市、欲望和生活》的历史论文集里，台湾中研院的李孝悌研究员，以其哈佛大学历史学博士的学术背景，他的记叙视野已从过去宏大的思想史、学术史、政治史、经济史，继而转向了个人的细末枝节的食、住、行、衣、娱乐、欲望、节庆、品位、文物、街道、建筑的实证性的研究，从戏曲、画报、广告资料中去探讨城市民众的生活、心态和娱乐等课题，以求轮廓出一个广阔的整体的真实的社会历史。
而其理论的构架又源于格尔茨、布尔迪厄及福柯等人的著作，而被称为“新文化史”。
《恋恋红尘 中国的城市、欲望和生活》可以当作一部历史学家写作的历史报告文学来读。
“和其他南方城市相比，南京由于其规模和位阶，而能吸引更多的物质和人力资源，以成就其城市的繁荣富庶。秦淮的妓院，更成为南京逸乐生活的重要源头。太学、贡院和妓院同处一地，一方面制造了更多名士风流的轶事，一方面也让秦淮河成为最广受士大夫记叙的欲望的象征。金陵因此承载了太多的甜美、放荡的记忆，成为一个逸乐之都。”（〈桃花扇底送南朝——断裂的逸乐〉）
这样的文字，足以让当下的许多所谓的报告文学家汗颜。在同一篇文字里李孝悌又指出：“20世纪初，与王国维齐名的戏曲学者吴梅就认为《桃花扇》是中国第一出经过仔细考据的传奇创作”。
在信史之笔的叙述之间，又穿插着文学之笔：“换句话说，《桃花扇》是在一本剧作中，同时记叙了一个朝代、一座城市、一条河流及浮沉其中的人物的历史。”
心态史、生活史亦为李孝悌的聚焦重点。在〈士大夫的逸乐——王士禛在扬州〉里，就以逸乐作为学术研究的课题进行探讨，中国士大夫的个人自由、情趣及私人生活状态。得出的小结为：“王士禛才华洋溢， 人生而相当丰富，具有全国性的知名度，是一个典型的‘圆型人物’（round character）”。以清初诗坛领袖人物王士禛在扬州五年的交游，证明他既为一名“公正严肃，不畏强御”的朝廷推官，又是一位最能打破对立、超越藩篱、缰界的浪漫诗人和风流名士。
扬州的红桥修禊，流水曲觞，是最能传承中国士大夫的高雅品位。
海棠一树淡胭脂，开时不让锦城姿。
花前痛饮情难尽，归卧屏山看折技。
从王士禛的海棠诗，就可以看出他在官员与诗人的角色之间的转换自如。
在〈袁枚与18世纪中国传统中的自由〉里，李孝悌一开始就借用了学者张佛泉《自由与人权》（香港，亚洲出版社，1995年）阐述了自由的指称的两个范畴：一是政治方面的保障，一是“人之内心生活的某种状态”。
“在张佛泉看来，第一种讲求人权的政治自由，在中国传统中一直未能形成。第二种意义的道德或精神上的自由，却很早就在中国出现，在孔子的言论和禅宗思想中，都可以找到这种意义上的自由。”
〈袁枚与18世纪中国传统中的自由〉一文正是探讨，在政治之外的18世纪文人袁枚个人的私密空间。作为诗书满腹又不缺钱财的袁枚从官场退出来后，第一是经营了自己的私家园林——随园，接着便有才子的“我宁负人不负花”的闭门谢客的个人赏花行为。
“袁枚作为18世纪颇负盛名的文人，作家，衣食无虞，在广大的林园之外，还有充分的闲暇和情致，在宗教、情欲和饮食的国度，恣情纵意的探索。”
他在情欲言行及《随园诗话》文字表现与饮食记叙《随园食单》上，将古训“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演绎到极致。
笔墨当随时代。李孝悌在〈袁枚与18世纪中国传统中的自由〉一文的结论声明：“袁枚和18世纪宗教、情欲论述之值得我们再度标举的另一个理由，是在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努力争取政治自由和基本人权的同时，宗教自由和情欲自主等同样被视为基本人权的私密领域，却遭到严重的压制和侵害。”
可以想想，如果两种自由均无，一个读书人活着还有啥滋味？！
李孝悌先生有台湾史学才子别称，笔者曾有幸于2008年初在成都的一次学术会见面先生。曾托人欲向先生请作拙作长篇记实《国共兄弟》书评未果，语曰：研务繁重。信为实情。
除了这本《恋恋红尘 中国的城市、欲望和生活》外，李孝悌先生主编的《中国的城市生活》,更可以视为其姊妹篇，不可不看，一看就放不下了。
2008-6-19于成都北门天开居
《恋恋红尘 中国的城市、欲望和生活》，李孝悌/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3月一版，25•00元。有插图。
《中国的城市生活》，李孝悌/主编，新星出版社，2006年1版，38•00元。有插图。
历史还可以这样叙事？这是一本关于中国古代、近代都市空间与知识群体的历史论文集。
在《恋恋红尘 中国的城市、欲望和生活》的历史论文集里，台湾中研院的李孝悌研究员，以其哈佛大学历史学博士的学术背景，他的记叙视野已从过去宏大的思想史、学术史、政治史、经济史，继而转向了个人的细末枝节的食、住、行、衣、娱乐、欲望、节庆、品位、文物、街道、建筑的实证性的研究，从戏曲、画报、广告资料中去探讨城市民众的生活、心态和娱乐等课题，以求轮廓出一个广阔的整体的真实的社会历史。
而其理论的构架又源于格尔茨、布尔迪厄及福柯等人的著作，而被称为“新文化史”。
《恋恋红尘 中国的城市、欲望和生活》可以当作一部历史学家写作的历史报告文学来读。
“和其他南方城市相比，南京由于其规模和位阶，而能吸引更多的物质和人力资源，以成就其城市的繁荣富庶。秦淮的妓院，更成为南京逸乐生活的重要源头。太学、贡院和妓院同处一地，一方面制造了更多名士风流的轶事，一方面也让秦淮河成为最广受士大夫记叙的欲望的象征。金陵因此承载了太多的甜美、放荡的记忆，成为一个逸乐之都。”（〈桃花扇底送南朝——断裂的逸乐〉）
这样的文字，足以让当下的许多所谓的报告文学家汗颜。在同一篇文字里李孝悌又指出：“20世纪初，与王国维齐名的戏曲学者吴梅就认为《桃花扇》是中国第一出经过仔细考据的传奇创作”。
在信史之笔的叙述之间，又穿插着文学之笔：“换句话说，《桃花扇》是在一本剧作中，同时记叙了一个朝代、一座城市、一条河流及浮沉其中的人物的历史。”
心态史、生活史亦为李孝悌的聚焦重点。在〈士大夫的逸乐——王士禛在扬州〉里，就以逸乐作为学术研究的课题进行探讨，中国士大夫的个人自由、情趣及私人生活状态。得出的小结为：“王士禛才华洋溢， 人生而相当丰富，具有全国性的知名度，是一个典型的‘圆型人物’（round character）”。以清初诗坛领袖人物王士禛在扬州五年的交游，证明他既为一名“公正严肃，不畏强御”的朝廷推官，又是一位最能打破对立、超越藩篱、缰界的浪漫诗人和风流名士。
扬州的红桥修禊，流水曲觞，是最能传承中国士大夫的高雅品位。
海棠一树淡胭脂，开时不让锦城姿。
花前痛饮情难尽，归卧屏山看折技。
从王士禛的海棠诗，就可以看出他在官员与诗人的角色之间的转换自如。
在〈袁枚与18世纪中国传统中的自由〉里，李孝悌一开始就借用了学者张佛泉《自由与人权》（香港，亚洲出版社，1995年）阐述了自由的指称的两个范畴：一是政治方面的保障，一是“人之内心生活的某种状态”。
“在张佛泉看来，第一种讲求人权的政治自由，在中国传统中一直未能形成。第二种意义的道德或精神上的自由，却很早就在中国出现，在孔子的言论和禅宗思想中，都可以找到这种意义上的自由。”
〈袁枚与18世纪中国传统中的自由〉一文正是探讨，在政治之外的18世纪文人袁枚个人的私密空间。作为诗书满腹又不缺钱财的袁枚从官场退出来后，第一是经营了自己的私家园林——随园，接着便有才子的“我宁负人不负花”的闭门谢客的个人赏花行为。
“袁枚作为18世纪颇负盛名的文人，作家，衣食无虞，在广大的林园之外，还有充分的闲暇和情致，在宗教、情欲和饮食的国度，恣情纵意的探索。”
他在情欲言行及《随园诗话》文字表现与饮食记叙《随园食单》上，将古训“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演绎到极致。
笔墨当随时代。李孝悌在〈袁枚与18世纪中国传统中的自由〉一文的结论声明：“袁枚和18世纪宗教、情欲论述之值得我们再度标举的另一个理由，是在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努力争取政治自由和基本人权的同时，宗教自由和情欲自主等同样被视为基本人权的私密领域，却遭到严重的压制和侵害。”
可以想想，如果两种自由均无，一个读书人活着还有啥滋味？！
李孝悌先生有台湾史学才子别称，笔者曾有幸于2008年初在成都的一次学术会见面先生。曾托人欲向先生请作拙作长篇记实《国共兄弟》书评未果，语曰：研务繁重。信为实情。
除了这本《恋恋红尘 中国的城市、欲望和生活》外，李孝悌先生主编的《中国的城市生活》,更可以视为其姊妹篇，不可不看，一看就放不下了。
2008-6-19于成都北门天开居
《恋恋红尘 中国的城市、欲望和生活》，李孝悌/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3月一版，25•00元。有插图。
《中国的城市生活》，李孝悌/主编，新星出版社，2006年1版，38•00元。有插图。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