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斯玛与平庸之恶

在以往研究德意志第三帝国的著作中，大多着眼于纳粹党的兴起与发展、纳粹德国的政治运作与运行机制。当然，也有很多研究聚焦于希特勒这个克里斯玛型领袖，讲述希特勒的生平、性格特质与走向毁灭的历程。

彼得·弗里彻的《第三帝国的生与死》作为研究第三帝国的专著，其研究面向与同类题材有很大不同。这部著作不仅仅揭示了纳粹德国如何通过意识形态宣传主导民众的思想与行为，更是采用底层视角，观察德国民众如何参与到第三帝国的政治动员中，一步步沦为纳粹分子，进而实现与纳粹政权的合谋。

作者彼得·弗里彻（Peter Fritzsche）现为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历史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20世纪欧洲史与技术史，其他作品包括《弗里德里希·尼采和上帝之死》《解读1900年的柏林》《德国人如何成为纳粹》等，曾获得坎迪尔历史奖和古根海姆奖。《第三帝国的生与死》见解深刻、分析透彻，正是基于作者对德国历史与德国社会的熟稔。

欲深度切入《第三帝国的生与死》，真正认识纳粹高层与德国民众在二战、反犹风潮、种族灭绝等一系列重大决策上的互动关系，三位德国学者的理论学说分别从社会学、哲学与心理学层面为我们提供了极为精深的解释力。

首先，马克斯·韦伯提出了三种权威理论类型，即法理型、传统型、魅力型。以此理论模型审视第三帝国的国家治理与政治运作，无疑属于魅力型。在纪律严明、秩序森严的纳粹德国，希特勒处于权力的金字塔尖。也即，希特勒就是最具魅力、最有权威的克里斯玛，他可以随心所欲地对第三帝国加以形塑。通过“左手”戈培尔负责宣传、右手希姆莱负责暴力（党卫队），希特勒将德国塑造为合法的国家恐怖主义，政治生活极端扭曲，从而导向灾难与毁灭的歧途。

其次，汉娜·阿伦特曾说过：“恶是不曾思考过的东西。思考要达到某一深度，逼近其根源，而涉及恶的瞬间，那里什么也没有，带来思考的挫折，这就是‘平庸之恶’。”荣格也认为，无意识有两个层次——个人无意识和集体无意识。对此，他有一个形象的比喻：“高出水面的一些小岛代表一些人的个体意识的觉醒部分；由于潮汐运动才露出来的水面下的陆地部分代表个体的个人无意识，所有的岛最终以为基地的海床就是集体无意识。”

如果说韦伯的理论模型用于解释纳粹高层的运作机制，那么汉娜·阿伦特与荣格的理论学说则适用于德国普通民众，可以用来回答第三帝国时期整个国民精神与思想意识的变化，也就是日本学者鹤见俊辅所谓的集体“转向”。这三种理论分别从纳粹高层与普通民众的角度阐释两者是如何达成合流，从而在国内政策与国外战争上采取步骤一致的策略。

《第三帝国的生与死》的学术追求，在于探索德国民众如何认同纳粹的新型种族秩序以及在这一秩序下相互合作的程度。置言之，德国民众在二战尤其是反犹大屠杀中并非只是被纳粹的宣传机器所蒙蔽和欺骗的棋子。他们也参与了这一进程，只是介入程度不同，有的是被动的鸵鸟，有的则是主动的狮子。

正如作者在书中所揭橥的诸多事实：对待惨绝人寰的二战，普通民众被打败的羞耻感压倒了屠杀政策的罪恶感，他们不满的是希特勒为什么打输了这场战争，而不是为何发动了这场战争。对待有计划、成建制的反犹大屠杀，战争结束之后的调查显示相当数量的德国人依然认可德国犹太政策的基本前提；他们同样也认同，“土地和民族”优先于“空间和人种”。

民众并非无辜，在集体无意识的驱动下，很多人选择了与恶同沉，滑向了平庸之恶的渊薮。德国民众与纳粹党徒是一种同谋关系，双方签订了一份无形的意识形态契约，比如针对犹太民族，如果说纳粹以“铁与血”的形式使其物理性死亡，至少普通民众的反应使其“社会性死亡”：疏离、冷漠、无视甚至选择性遗忘。《第三帝国的生与死》通过日记、信件等翔实可靠的一手材料，不仅对纳粹的意识形态和运作机制进行了分析，还对德国民众的心理状态和能动意识进行了画像。也正是在这两者的合谋下，第三帝国才被打造为融合了平民主义、种族主义、国家主义的民族共同体，从而酿就了一场惨无人道的世纪悲剧。而德国民众在这场大屠杀中并未缺位，他们的冷漠与无视，助推了“悲剧的诞生”，用汉娜·阿伦特的话来讲——平庸即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