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贪官到清官的蜕化

全世界的文学体裁，可能只有中国才有专门的“官场小说”，文学界把这种体裁归于“批判现实主义”——哪有这么多主义。此中执牛耳者当属王跃文。《梅次故事》在王跃文的众多作品中不算是写得最好的，至少我觉得不如此前的《国画》，也不如此后的《苍黄》，却是我最喜欢的一部。王跃文的尖酸刻薄读来往往让人后背发凉，但又欲罢不能，就如同吃了个苍蝇却还嚼得津津有味。唯有《梅次故事》，读着读着，在这深冬寒夜里，也能感觉到一丝温暖。 《梅次故事》讲的是一个清官的故事。 朱怀镜是个非常精明的人，他被任命为梅次地委副书记，到任的当天晚上就把梅次官场的权力格局、派系瓜葛摸得一清二楚。作为梅次的第三号人物，夹在一二把手的权力斗争之间，他身正气直，却又不乏柔软。尽管如此，在一二把手内斗的白热化阶段，战火依然飘着了他的下摆，两个阵营都开始忌惮他。这个聪明人进退无路之际却又通过老同学搭上了退休老领导，进而与现任老大搭上了关系。最后一二把手两败俱伤，双双退出梅次官场，朱怀镜修得正果，成了梅次一哥。 如果故事只讲到这里，不过就是一个官僚如何往上爬的故事，不值得我推荐。 老大提拔了你，是要回报的，朱怀镜心怀明镜，清楚得很，而且他也做好了回报老大的思想准备。但是当老大的公子找上门来，企图以豆腐渣工程置换两个亿时，他吓着了。老大的手太黑了！他拒绝参与顶头上司的腐败勾当，这个官也就当到头了。老大不再像以前一样把他看着自己人了，甚至在公开场合都不给他好脸色。朱怀镜和老大的矛盾在官场上已经公开化，他非常被动。怎么办？ 有两条路可走，第一，奋起反击，收集老大的腐败证据，只有把他干翻，自己才坐得稳。第二，找老大沟通，讲清楚为什么不能满足公子的要求，这个事情太危险，以后我会找其他机会弥补，以求得老大的谅解。但是这两条路他都没有走。凭一己之力要想干翻老大他办不到，而且即便办到了，也把自己的名声搞臭了。老大是一手提携你的恩公，你却反过头来打番天印，狼心狗肺！找老大沟通是不可能消解矛盾的，一来这种事不能说穿，二来老大自恃其威，岂容一个马仔来给他做什么思想工作。不但解决不了问题，反而还会让老大看不起。 他走了第三条路：静观其变。事实上这个时候他手上已经有一个牵涉老大公子的案子，但是他指示这个案子不得深査，时机不到。于是他规规矩矩上班老老实实做官，不让老大抓到任何收拾他的把柄。他非常清楚，老大这样的骚操作，迟早要出问题。果然，不久后老大就翻车了。这个农家子弟，历经这些年的宦海浮沉，已经把自己锤炼成一个权斗高手了。 朱怀镜不仅是一个权斗高手，也是一个清官。他不受贿，而且当面拒绝贿赂也不是义正辞严声色俱厉，很温和，很有感染力，这是一种本事！但有的时候他会收到了钱却不知道是谁给的，做到这个级别的官员经常会发生这种事，退贿都不知道该退给谁。交给纪委？别开玩笑了，他才不会做这种傻事呢。他化名把钱捐了，把收据藏好，他清楚，这些收据有一天用得上。果然，这些收据后来救了他。但是，他也不是“正能量”意义上的清官，他也收下属的烟酒，也在酒店长期包房，也玩婚外恋。别人送的烟他抽不完，礼尚往来，有人上门他也回赠人家。但就这样也送不完，太多了，家里堆得小山似的。他老婆会想办法，找亲戚开了个烟酒铺子，拿出去卖。他知道后默默一算账，吓了一跳，就这笔钱也不得了。他一发狠，干脆把烟戒了。 《梅次故事》如王跃文的其他作品一样，读起来很有趣，有些地方读起来还能让人血脉偾张。王跃文写官场人物，但不脸谱化笔下对象，他刻画的贪官，都是有血有肉甚至很有本事的。说到这里我想起一件事，去年罗振宇的跨年晚会是在成都举办的，看节目时我给老婆讲起了成都的发展。我说成都发展得非常好，已经跨入中国一线城市行列，把其它省会城市远远甩在了后面。但它的底子却是一个贪官打下的，这位贪官可能现在还在监狱里。话锋一转，又说到洪雅。我说洪雅这些年也建设得很好，但洪雅城市发展的雏形也是在一位贪官手上勾勒出来的，这位贪官出狱后成了一个杂志的签约作家，文笔功夫相当了得，我看过他最近的照片，一改当年的嚣张霸气，一脸谦怀儒雅的知识分子味道。扯远了。王跃文笔下的清官也不是一清到底，比如这个朱怀镜，他就不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清官，他前期恰恰是一个无马屁不拍无下作事不干的贪官。 奠定王跃文文坛江湖地位的一部书是《国画》，这部书的主角就是朱怀镜。在《国画》里，朱怀镜勾搭领导秘书，向领导行贿，为领导公子强买强卖穿针引线，搞婚外恋，甚至间接把情人送进了监狱。直至调任梅次地委副书记之前他都不是一个好人。他这副书记是怎么当上来的？拿着同僚的腐败证据，要挟同僚帮他进行官场转圜。 很奇怪不是？文学是典型生活的反映，而朱怀镜这个人物完全不符合腐败规律。现实社会的腐败官员是怎么回事？他们最初都是好官，清廉、正直，但是后来官越当越大，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忘了初心，辜负了党的培养。这些鬼话王跃文不相信，我也不相信。 有一种说法，资本的第一桶金充满罪恶。换言之，后面的几桶金是干净的。事实上也是这样，很多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它就开始表现出它的社会责任了。表面原因是它有这个经济实力了，利有了，它要追名了。根子上的原因是：道德自我塑造。无论是人还是企业，都是具有社会性的，都是被社会道德约束着的，一旦条件具备，人就会主动接受道德约束，甚至产生道德升华，而在此之前他未必那么纯粹。朱怀镜的故事就符合这种人的社会性发展规律。 朱怀镜在官场不得志时，为了当官或者说为了实现个人抱负，他无所不用其极，什么龌龊事都干得出来。而一旦坐到相当的位置，他就懂得约束自己，他的权力欲望和金钱追求开始转化为政治情怀和道德塑造，开启了从贪官到清官的蜕化之门。 我特别不理解高级官员的贪腐，他们的行为不符合人的社会性发展规律。孙力军在忏悔时说，他以前从不闯红灯，到了公安部后觉得自己闯红灯是很正常的。听起来好像他没当副部长之前规矩老实得很，事实上他的违法行为在当副处长时就开始了，远不是闯个红灯那么简单。很多贪官都是这类的说辞，按他们的说法，他们第一起违纪违法案件之前都是规规矩矩的好同志好党员，后来官当大了膨胀了才犯法的。不是这样的，他们之前没有贪腐只不过是因为还没有贪腐的能力，但是早就心怀贪念。从他们那些“真诚”的忏悔中我们可以品出一丝讥讽的味道：我本来是个好人，你们把我提拔起来了，给了我权力却又不约束我，甚至纵容我，任由我腐化发展到这个地步，你们就是当代郑庄公。 贪官们贪腐手法不同，但他们性格上有一个共同点——虚伪。甚至身陷囹圄了他们还在虚伪，已经达到了虚伪的最高境界：真诚地相信自己的虚伪之辞。 阅读文学作品有时候应该像做数学证明题一样，要善于从表面条件挖掘出其隐含意义。《国画》和《梅次故事》这两本书表面上讲官场故事，实际上揭示了腐败规律：腐败不是质变，而是没有完成功成名就后应该完成的蜕化。明白了这个规律，下一次当你在电视上看到某个腐败官员痛哭流涕检讨自己放松了政治学习，你可能会放声大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