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谨热情的学者与浮现中的摩梭身份

周华山博士于二十世纪末来到泸沽湖畔,与当地的摩梭人共同生活并开展人类学研究,终写成《无父无夫的国度》以系统性地介绍摩梭一族,意在平反近数十年来存在的摩梭人 “知母不知父”、“母女共夫”、“无父无母” 等评价。
与以往开篇总要总括介绍乃至文献综述的学术专著大异其趣,本书开篇即开始介绍与分析摩梭一族中“母系思维中的女性”(这样安排虽然不错,但也会因为未有介绍而直接提出部分专有名词,让阅读者平添一分困扰的问题),先声夺人地勾勒出一幅与我们认知中仿佛“天经地义”般不容辩驳余地的父权制社会完全不同的母系社会图景。
作者反复强调也需要在这里指出的是,摩梭一族的母系社会并非是现行父权制制度下的某一种反面,即完全由女性代替现行制度中的男性掌权者,而是尽可能使男女平等、尊重女性的社会。(当然这种社会并非全无缺点,即便作者如此盛赞也依然难掩其中不合理之处)
在紧接着的第二章中,作者即有介绍此前对摩梭一族展开学术调查的学者们。此前对于摩梭最为权威也最为全面的民族调查即出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然而作者不愿在开篇提及甚至于促成作者此次再次调查的原因也正是因为这次调查。(值得一提的是,1954年共有超过四百个少数民族提出独立族称的要求,但1962年正式公布的少数民族中,并无摩梭一族,其现在称为纳西族的一支)
在他们的亲族制度中,无父亲的称谓……确定父与子、祖父与孙的关系,只有在父权制的一夫一妻制的家庭里才有可能……孩子与母亲生活在一起,由母亲负责教养,和父亲并无生活的经济的关系,因此孩子们无法知道生父,也没有必要知道……谁是某一孩子的父亲是不能确定的。(摘自第一位亲赴永宁摩梭做研究的国内学者宋恩常《永宁纳西族的群婚家庭残余》1986)
远古时代的人知其母不知其父。但这是古老的轶事,神话般的传闻。没有想到,在二十世纪的今天,竟然在泸沽湖畔发现古老传说的奥秘,人类历史的幼年。(摘自谭碧波《泸沽湖之夜》1992)
如作者所总结,这一批进驻永宁摩梭的学者所领导的民族调查由汉族学者所主导甚至垄断,既受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在学术指导上的极大影响,又要符合彼时时代赋予社会调查与民族调查的特殊目的。而这也正是周华山如题目中所言尽可能做到“严谨”与“热情”的原因,严谨正在于此前已有专家学者进驻摩梭,不严谨不足以尽可能真实再现摩梭一族生活,而不热情也不可回报同样以热情与耐心招待作者的摩梭一族人。
而相较于自香港而来摩梭受到极大心灵震撼的学者周华山而言,其所观察与共同生活的摩梭一族更是在近数十年内则遭遇了更强的冲击与变化。如学者阎云翔在记录东北的下岬村生活变革时所言:“集体化终结、国家从社会生活多个方面撤出之后,社会主义的道德观也随之崩溃……与此同时,农民又被卷入了商品经济与市场中,他们便在这种情况下迅速地接受了以全球消费主义为特征的晚期资本主义道德观。”
身处西南的永宁摩梭一族也同时遭遇这两种围攻,在七十年代族人含泪脱去民族服装穿上汉装的历史宣告终结以后,人们不无尴尬地发现,想要重新穿上民族服装,找寻到并无文字记载的真实摩梭传统并无想象中那么简单。
第一在于父权制社会对于这少有的例外的围剿。在永宁摩梭之外的中国大陆乃至全世界的瞩目之下,原本满足于当族内闲人、承担舅舅与家长职责的男性有部分乐于拥抱所谓的“现代文明”所给予男性的性别和情欲特权。而传统的走婚制度也在与异族人进一步加深的交往和现实生活的需要中摇摇欲坠,如作者所总结,摩梭一族对走婚与情欲这一话题的看法呈现出明显的年龄特征:56年前成长的老人,对情感开放坦诚,对性率真自然,但此后成长的一代受到一夫一妻制与汉族文化影响,更强调关系中的“稳定”以契合主流的价值,而新生代则呈现出更为复杂的面向,有内化主流媒体影响,将走婚定为摩梭一族的中心焦点,肯定自身独特的族裔身份;亦有强调稳定与单对单关系,力求合理化摩梭的情欲关系。
第二在于媒体与旅游冲击下的景观化。不可否认,连带我在内的多数读者甚至一般人对于摩梭一族的了解多半来源于满足人们猎奇心理的媒体报道与流言,多半集中在摩梭独特的走婚传统、少有的母系社会、知母不知父。(如有冒犯,请见谅)而在诸多游客因此而进驻到泸沽湖畔,所带来的冲击是难以估量的。除去几乎所有旅游业发展地方都会存在的游客习惯、经济冲击、过度商业化问题之外,摩梭一族的变化(或者说应对)值得人注意的是,原本“摩梭大家庭”“走婚习俗”“男子参加葬礼”等如呼吸般自然的文化,逐渐出于旅游业发展的目的而被内化为官方话语。(如阿夏婚姻这一实际上并不符合摩梭人真实情况的建构话语,出于让汉族游客能够更好理解摩梭一族而被长时间保留)当少有人穿的民族服装因迎接游客而被重新拾起,无偿招待外来者的风俗被打破甚至不乏坑蒙之事,因害羞而几乎不提起的走婚、丈夫、妻子等词语被游客随意谈及,原本契合在摩梭风俗中不容分割的走婚习俗被想象为单纯的“一夜情”,也就无怪乎大多游客乘兴而来,败兴而去,找不到传说中的泸沽湖了。
而正是在这样的冲击与变化中,摩梭一族的身份认同却也空前强烈起来。在此前数百乃至千年的时光中,摩梭一族的交往范围不过周边的汉族、普米族等少数几个民族,自身与他者之间均存在有极大不同,但却也并不以此为奇。而当时间与空间被极度扩大之后,这份特别才显得尤为重要,以至吸引无数人的目光,却也让无数外来人在亲临这份净土后面对他们最想逃离的“大男子沙文主义”与商品文化哑然失笑。一方面,摩梭人在面对汉族及现代文明的“入侵”中学习甚至内化此前从未想象与遭遇的差异(也包括一些名为进步的邪恶);但另一方面,正是这种差异才让人得以再次认识自己,以生成独特而又与我们有千丝万缕联系的他们,并通过不同的方式以重塑自身的身份认同。
如作者所言,在现如今,想要勾勒任何单一化的摩梭人图像是不可能实现的任务。但在警惕我们深受其害的文明负担沾染这块净土之外,我们也不应当过于担心摩梭一族所正在经历的变化。如果我们将抛弃从前三从四德、男尊女卑等习俗视为迈出的新一步,那也该如作者一样满怀期待并积极投身其中以关注他们的下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