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这是不止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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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 is no higher principle in our Republic that obliges end-of-life patient to live their suffering to the end.
最近看了几本死亡相关的书，多是作者以纪实记者的身份，对死亡相关的话题（安乐死/国际入殓师）感兴趣，对相应机构进行了采访，这一本《我不是杀人犯》，是我看过的第一本以当事人身份讲诉的、和尊严死亡有关的书籍。
法国并不承认安乐死，如果尚有行动能力，会选择去临近的瑞士离开人世，但这本书中死去的人是一个遭遇车祸后全身仅有一根手指能动的年轻人樊尚·安贝尓。就靠这支手指，他用各种方法表达出自己想要安乐死的愿望——给当时的法国总统希拉克写信，写一本名为《我请求给我死亡的权利》的书，他写作的方法和《潜水钟与蝴蝶》的作者多米尼克·博比类似（巧的是，博比和安贝尔都在同一个医院接受治疗），是需要人大声读出所有字母，他在说到正确的字母时动一动拇指，就用这样缓慢的方式写出了一本书。全国人民都希望他能如愿以偿，总统也亲笔回了信，但依然拒绝了他的请求，因为安乐死在法国是违法的。
绝望之下樊尚的母亲玛丽决定自己动手，在儿子车祸三周年、也是《我请求给我死亡的权利》发售当日，她说服了护士给儿子注射了足以致死的药物，却被值班医生发现，并马上告知了樊尚的主治医师，也是本书的作者，弗雷德里克·肖索依。当天樊尚才转到肖索依手里，尽管之前关注过此事的妻子恳求他让樊尚离开，他在不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的情况下还是对樊尚施行了抢救。玛丽被逮捕，但警局的人都对她报以同情，而同样是肖索依，在仔细了解了整件事之后，决定亲自给樊尚执行了尊严死亡，距离母亲采取行动仅两天。这一次，青年得到了他渴求已久的长眠。
但事情并没有结束，肖索依以杀人的理由被传唤了，他既不解又绝望，在重重压力之下险些自寻短见。但他的行为得到了同行的理解和支持，一封封信件里的话语让他坚持了下去，而且群众也都站在他和玛丽这一边，连法国司法部长都出面表态。由于争议巨大，2003年事件发生后，诉讼程序一直拖延，最终在2006年，检察官宣布撤诉，两人被无罪释放。在被宣布无罪之前，事件的第二年，肖索依把这件事写成了本书，描述了事情的经过和自己的思考，标题便已表明态度——我不是杀人犯。
从决定救人到决定放弃积极维持生命，只思考了两天的肖索依医生所在的医院是一所可以为脊髓受损患者提供最好治疗条件的医疗中心。他深知随着科技发展，维持生命已经是个愈发容易的事情，只要有足够的钱，有各种花式设备能续命。人们的平均寿命逐年增加也拜科技进步所赐。但勉强维持生命远不等于是有质量的生命，不具备任何功能、但依然在维持循环的身体，可以算是“活着”吗？如樊尚一样，明明意识清晰，却无法睁开眼睛，无法动弹地躺在床上，还不如植物人受的苦少。所以肖索依很直接地指出，在医学这个行业，如果是自己的亲人遇上了类似情况，当一切已经无法挽回，大家都会选择让他们解脱，也有的是不留痕迹的办法。肖索依想，如果早上十年，还没有相应的抢救能力，樊尚会直接死在车祸现场，反而可以少受这些苦，既然如此，又为什么要让他勉强维持呼吸呢？当他确定了樊尚和他母亲玛丽的决心，虽然他并无责任、也无人要求，但还是果断做了终止积极治疗的决定，撤掉了呼吸机，并向樊尚的输液中注射了减少痛苦的氰化钠。
为什么法国一直没有通过安乐死相关法律。2020年，又有一位饱受重病却不至于马上死去的病人阿兰·科克在网上直播绝食求死，甚至通过视频会议连线了现在的法国总统马克龙的两位助理，仍然是恳求他批准安乐死，也仍然遭到拒绝。肖索依在书中给出了自己的解释：也许，是因为死亡距离人们的生活太远了。人们用各种温和的词语替代“死亡”的说法，将处理死亡的工作专业化，变成了医生和入殓师的工作。即使有3/4的法国人希望在家里离世，事实上在医院撒手人寰的比例超过3/4。人们越来越难以看到亲人老去直至逝去的过程，而是看到救护车出现，带到了病床，最终，病床空了。人们也不去谈论死亡，当身边有人的亲人去世时，人们用“不要打扰”的理由远离服丧者。哭泣和哀悼被人群视为唯恐避之不及的。而快节奏的生活也没有留下多少哀悼的时间，很快，又要带着微笑上班，不然工作和人脉网络都有可能会丢掉。
临终者真正的福祉究竟是延长生命还是适时地结束生命，这样的议题在一个忌讳死亡的社会，又有多大的动力去进行讨论、推动意识发展呢？肖索依问道：推迟死亡，好啊，可一直要推迟到什么时候？
如今，让人保持在生命状态太容易了，除了脑死亡，其他器官都有各种方法维持功能。无论是心脏、呼吸、更新血液、进食、补充水分，甚至会为了让病人不那么痛苦而让他们人为陷入昏迷。到了这个份上，活人和死人的界限已经变得模糊，到什么时候应该关闭设备？谁又能定义呢？
这也是为什么，正是天天面对死亡的医疗工作者，会更能下定决心帮助自己病榻上的亲属解脱……不仅是职业之便，也正因为见多了生命无常，他们成为了社会中为数不多的、还知道应该如何面对死亡的人。
在写这篇文章时，我查阅了中文网站关于此事的记载，虽然是2003年发生的事，却确实能找到一些记述。但移花接木的报道颇多，有些只提到母亲玛丽恳求护士注射了巴比妥酸剂；有些则颠倒黑白地大书医生是如何违背家人意愿给樊尚拔了管，悲痛欲绝的双亲还一纸诉状将他告上法庭。但事实上，肖索依医生面对电视台镜头，勇敢说出：“安贝尓太太并不是那个帮助她儿子死去的人，那个人是我。”
也许是二十五年的医生生涯给了他足够的信心，相信自己的判断。在撤掉呼吸机之前，他召集部门的人开了会，为了承担责任，还亲自注射了放松肌肉的氰化钠，让樊尚安详离开。这些出于人道的行为，在最后却成为自己被起诉的核心证据。他被传唤，被起诉，被视作谋杀者。他写出了自己的错愕和恐惧，但并不后悔做了这个决定。这是他身为医者的职责，没有法律可以阻止。
很难说一名医生在自己的职业生涯中会目击多少次死亡，为了维持正常的生活，他们会建筑起防御，和病人保持距离，避免产生羁绊。但樊尚于肖索依不同，樊尚的葬礼是他唯一参与的病人葬礼。这本书的最后一章，也题为：致樊尚。
他在最后写道：
就是这样，我亲爱的樊尚。我从来不曾与你对视，也不曾听到你的声音。可是，我希望，我的声音响应着你的声音，并混杂着其他许多人的声音，能够发出足够响亮的共鸣，从而移山填海。于是，当我们真正相见的那一天，不管是在天上还是在什么地方，我们都可以对彼此说，所有这一切并非全无裨益。
2005年，法国通过了名为“雷奥内蒂法”的《病患权利与生命末期相关法》，允许医生集体决议限制以延长生命为目标的治疗，合法化了被动安乐死。又在2015年通过了《生命晚期病人深度安眠法案》，进入生命晚期的患者若要求，可让患者保持镇定沉睡，直至生命终止。虽然尚未完全接受安乐死，以上法案也仍有争议，但人的尊严确在一步步得以保留。
是啊，这一切并非全无裨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