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沙漠中漂流的斯文·赫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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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生命探险,听着便是一件很酷的事情。
在中国近代史中,曾有不少外国人以探险家的身份踏入中国境内,发现和记录了不少中国宝藏,而这些发现与记录如今看来,都极具历史价值。不过,即便他们再怎么表示自己何等热爱中国这片土地,但他们掠夺性考古与为侵略者收集中国情报等种种行为,都为他们的“爱中国论”蒙上一层灰。


这类探险家里,务必要提斯文·赫定(Sven Hedin,1865年2月19日-1952年11月26日)。他在1885年到1935年之间曾七次进入中国西北部探险,在此前无人曾到过的新疆与西藏部分地区行进,并记录、绘制当时当地的情况。他根据自己探险经历与发现先后出版《穿过亚洲》(Through Asia)、《中亚与西藏》《亚洲腹地旅行记》《长征记》《亚洲腹地探险八年(1927-1935)》《我的探险生涯》(My Life As An Explorer, 回忆录)等文章与著作。时人曾称他的《中亚与西藏》出版后便在全球广泛流传——《中亚与西藏》最初以德文版本(Im Herzen von Asien)出版,后经J.T.贝尔比(J.T.Bealby)翻译成英文版本出版(1903),2021年,以《穿越亚洲腹地(上下卷)》(Central Asia and Tibet: Towards Holy City Lhasa)再版。

事实上,斯文·赫定“到中国探险”的知名度不迟于1894年就在外文媒体上打响,报纸以刊登他寄来的探险细节吸引读者,增加销量(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1894.9.6)。值得注意的是,从《中亚与西藏》开始,斯文·赫定持续发表与出版长达8卷(斯文·赫定称有9大本书)的中亚考察报告,这些考察报告先题为《1889-1902年中亚考察的科学成果》,后被李述礼一并合译成书,名为《亚洲腹地旅行记》,最早于1934年3月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
在此需要提出两点:不少论著都将斯文·赫定1899年进入新疆与西藏之行定为他第二次中亚探险之旅(1899-1901),而在这本书中,他清楚说明这其实是第四次离开斯德哥尔摩前往亚洲腹地;也有出版物认为《亚洲腹地旅行记》(中译本)最早出版日期是1976年,由台北开明书店出版,该书实际最早的出版时间应不迟于1934年。
《穿越亚洲腹地》之所以在当时备受瞩目,主要是斯文·赫定在新疆探险过程中发现了新的河道,发现了楼兰遗址以及在当时填补了西藏研究的空白。新版全书分上下两卷本共十二编,记录了斯文·赫定从斯德哥尔摩出发经俄罗斯到达新疆再到西藏,经印度最后回到故乡瑞典全过程。本书并不是日记体,而是地理科学考察与分析报告,文中涉及当时当地气候、自然资源、地理与水文、人文(包含语言)等重要信息,尤其斯文·赫定为其拍摄的图片、描绘的画作、速写,都是了解一百三十多年前中国西北部的疆藏地区不可多得的文献。


或许斯文·赫定挺享受这趟差点赔上生命的探险之旅,他情不自禁地美化着他经历的一切,被中译者翻译过来,都带着某种浪漫和诗意。但细心阅读便会发现,字里行间处处是险境。
首先是恶劣的气候。斯文·赫定不只一次描述到各地天气在一天之内变化多端的景象,昼夜温差大,必要时可能还会遇到突如其来的风暴,或者冰雪融化后的水面上涨(会淹没他们的帐篷),或干旱,或倾盆大雨。所以有一次当他在土拉萨尔干乌过上相对温暖舒适的几天生活后,他自称“需要下很大的决心才能抛弃这种生活,去进行那寒冷、危险、疲劳的穿越沙漠之旅。”
其次是水路行进之困难。对新疆沙漠地区不熟悉的读者,可能会以为沙漠地区毫无水源,这是斯文·赫定兴奋之处——他这趟探险之旅中一个重要的行程是,把此前从未有人勘查过的塔里木河河道“走”一遍,并将其绘制成地图,“证明真实的塔里木河与此前地图上标出的河道之间有多大的差别”。除了塔里木河,还有叶尔羌河等,在不同河道漂流的过程中,斯文·赫定与他的团队时而遇到暗滩,时而遇到搁浅,或者遇到影响漂流的风速和沙暴,遇到急流或缓慢的水流,狭窄的河道也会影响船的行进。斯文·赫定人虽在水上乘船漂流,但两岸多是沙丘,偶尔会见到树林和草原。
斯文·赫定十分注意当地的水文,他也在书中详细记录消失的河道或湖泊的状态,并以此推测它们存在时的环境状况以及消失的原因。从他的描述可知,他眼前所见的沙漠之地也曾是热闹的农耕社区,只是他除了知道那些是“废墟”以外,也没有得到太多的信息。
第三是蚊虫。尤其蠓虫,是“折磨人的魔鬼”。一路上,斯文·赫定都遇到不少蚊虫,骆驼吸引的牛虻、蚂蚁、蚊子、虱子、飞蝇、甲虫、蜘蛛等,所幸的是,他们受尽不同昆虫的折磨,却没有因此染上什么疾病。
除了昆虫,斯文·赫定还会遇到野生动物,如狼群,野驴、野骆驼等,后者是他雇用的当地猎人习惯捕杀的目标,斯文·赫定对野骆驼的描述颇有趣,但也提到其味道并不美味,且膻味一周内都难以散去。不少人曾批评斯文·赫定在疆藏境内滥杀野生动物,在书中他也提到相关情况,他声称他不能阻止他雇用的猎人去捕杀野生动物,“因为那样会引起不满,冒犯整个旅队,最终导致不愉快的后果”。如果他出面阻止,会被视为敌视他们。

第四是旅队管理。斯文·赫定的出行,并不是独身一人,每到一处他就会准备下一站需要的物资和人力,他十分习惯用金钱交易与当地人打交道,据说他总是以刷脸和花钱来躲过正规的签证手续而多次进入疆藏地区。不管如何,他以“老爷”般姿态自居并没错,旅程中他拥有自己的厨师、猎人、仆人和绵羊、看家狗等等,这种出行规模放到今天也不是谁都能复制的。人多也难管理,他为之苦恼——过于信任自己雇用来的人,就必须要忍受审判他们的痛苦。他曾记录过一件事,他预计4个银锭能用于一段旅程的开销,且应有剩余,实际上却是他还要多花了4个银锭。他要在审判时辨别被审判者自称的忠诚是否可信,不管如何,他决定开除多花钱的雇员,以维护自己探险队队长的权威,这招似乎有效,斯文·赫定掌握了管理雇员的窍门。只是,他无法预防环境恶劣造成的人命损失。除此之外,在西藏探险时,斯文·赫定雇用了一个由不同种族与不同宗教信仰的人组成的旅队,纷争不断与各种勾心斗角可想而知,在他看来,这些烦心事与时常遇到盗匪或旅程各种艰苦相比,后两者“简直不算回事”。


《穿越亚洲腹地》对发现楼兰有相关的描述,斯文·赫定也为之梳理了当时关于楼兰的考证与历史,不过这本书另一值得关注之处,是斯文·赫定所发现的西藏地区“外喜马拉雅山”一带,它“弥补了过去译本中这一阶段的科学考察和探险历程的空白”。在这被他暂且称为“外喜马拉雅山”的地区,“无人区”“极寒”“缺氧”“死亡”是关键词,生命在这里显得无比脆弱,不管是人还是牲口,都有可能随时原因不明地死去。当然,斯文·赫定最终还是坚持走下去,到达列城,访问完印度后再返回列城,然后回到瑞典。


1952年5月8日,“外喜马拉雅山”正式被中国政府正名为“冈底斯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