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父母旅行,逃得更远,还是拉得更近
刚过去的春节假期,刘宽 kiva 带着自己的父母去了大理。这段出行经历和对《月球》的阅读经验重合在了一起,起初,她仍在躲避父母的控制,试图捍卫自我和自由,在这方面,文学一直充当她的逃逸工具;但随着纸张一页页翻过,再去面对一家三口之间的关系时,她看到了崭新的质地,写下文章时,她想让文学成为重新理解彼此的纽带。
喜洲和月球
撰文:刘宽 kiva
不知道从哪天开始,带父母出游的时候,他们不再抢着买单了。由此我知道,在他们心里我终于是一个像样的成年人了。
自从发现自己对我的诸多人生大事都无能为力之后,一向强势的母亲变得柔软了很多。在不再坚持很多事的同时,她在一些更小的细节上保有了不可撼动的固执。比如不管我有没有急事,她永远会挂掉我的来电,然后马上拨回来,以节省我的电话费;比如她会不分时间地点场合,突然往我嘴里塞几片橘子。
塞橘子进我嘴里这件事她从来没有问我过意见。最近的一次是在泡温泉的池子里,穿着比基尼的我正试图在朋友的镜头下摆出诱人的姿势。我调整着我嘴唇的状态——过分抿嘴显得太严肃,过分嘟嘴又太取悦。终于调整好了,在朋友构好图的瞬间,母亲突然入画,塞了一片橘子在我微微张开得恰到好处的嘴里,我愤怒地回头,看到的是她一种类似投篮成功的得意。在温泉池里她满脸通红,穿着我送她的分体比基尼。我确实不应该送她这样的比基尼,我想。我不能接受她的赘肉,在心里像羞辱自己也会年老的身体一样羞辱她的。但她对我的眼光浑然不知,只是沉浸在她投喂橘子成功的得意里,手还悬在空中,好像在等我像年轻时候的她那样发怒,或者等我因为橘子的美味而屈服,向她索要第二瓣。而我只是迅速吞下,以免忘记好不容易找到的嘴唇位置。真佩服她,在哪都能变出橘子来,即使在温泉池。
在塞橘子这件事上,父亲模仿着母亲的行为。他最近一次往我嘴里塞橘子是在高铁上。我带父母去大理过春节,我们从北京和四川分头出发,原定在大理会合。但因为航班被取消,我只能先飞到贵州再转高铁,正好可以跟他们一班车。
我决定给他们一个惊喜,没有告诉他们我行程的变化,而是上车之后,戴着夸张的帽子和口罩,突然出现在他们眼前。母亲瞪大了眼睛,用一种从来没见过的陌生的眼神盯着我,父亲手足无措地频频转头看我妈,遇到了这样的大事,还是得看看老婆怎么说。他们用了超过我想象的时间认出我,然后在认出我的瞬间,父亲就起身开始不管不顾地往我嘴里塞橘子。
塞橘子行为,如今寄托着父母对我的全部权威。
在等待父母所在那辆高铁入站时,我站在革命老区遵义的火车站站台,站在队伍最前面。车站周围的山并不巍峨,却依然险峻。我知道这个只在政治课本上出现过的城市,将在火车进站之后,被显著地记入我们家庭的历史中。我在一个缝隙里,干了一件重构历史的大事。然后我上车,全程记录了这个被我称之为“浪漫”的过程,并且发在了社交媒体上,感动了很多亏欠的心。但我并没有承认,自己对于整个过程中表演性部分的兴奋程度,其实远远大过将要见到父母本身。
春节期间的大理下了好几次雨,天气寒冷难耐。父母没有任何抱怨,只是不停说好,不停向我确认我的钱花得多么值得。他们终于已经习惯了我晚睡晚起的作息,会自己打发上午的时间。
为了偷出来一些自己的时间,我偷偷比他们以为的时间早起一点,去客栈的阳台上听音乐、晒太阳、看书。但刚要坐下,就听见父亲从楼上房间的阳台上兴奋地喊我小名。我忘记我们住的客栈是一个直角形状的楼,房间之间几乎能彼此看得见。我甚至透过他晾晒的平角内裤,看见他裂开嘴的笑容,但我的第一反应是逃回房间。习惯了独居的都市丽人,没有办法在这样的状态下见任何人。
每当这样的时候,父亲的第一反应就是当着所有人的面讲起小时候给我换尿布、洗澡的故事。也许他是在那样的时刻,第一次体会到做父亲的感受的。他也许本以为那是一段亲密的父女关系的开始,所以他始终没有办法接受,那几乎就是我们父女之间最亲密的时刻了。往后的日子我都只是越走越远。
第二天早上我穿戴好坐在阳台上,父亲早已坐在他的阳台,试图跟我吼着聊天,我说我先看看书,父亲还试图跟我说点什么,就被母亲轻声打断了,仿佛在让他不要影响我学习。阅读是从小到大母亲唯一给我自由的事。她控制我的爱好和自我认知,唯一不控制我看书。在她面前读《傲慢与偏见》《情人》中赤裸的片段,在钢琴凳下面藏《鲁滨逊漂流记》和《安娜·卡列尼娜》,然后边练琴边偷偷读小说,是我少女时期被视为精神支柱的反叛。
文学教会我的第一个能力就是逃逸。在春节假期的前几个早上,我终于把郭爽的《月球》读完。读这本书跨越了很长的周期,因为每读完一篇,我都要花很多时间“喘气”。并不是这本书有多么煽情悲切或扣人心弦,而是阅读它的经验本身、我过往的阅读经验和我当下的经验全部重合在了一起,而我也因此得以从这样紧密的相处中抽离,就像郭爽在《月球》中的短篇小说《换日线》中所描写的:
“任何造景都关于时间和空间的组合,如果她要找到能安置自己的坐标,就得找到从时空中逃脱的办法,哪怕只是短暂的一会儿。”
天上的云极速变化,父母在不远处等我“学习”;我的氛围音乐填不满我们之间的间隙,父母还在剥橘子剥血橙,伺机而动。我读到书中另外一个短篇《挪威槭》中有一对一起去俄罗斯旅行的父女:
“父亲向她示范着爱,但这是对女儿的爱、血缘之爱,而不是一个人对另一个无关的人,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需要忍耐、渴望恒久的爱。”
“他们能看见彼此的局部,更大的部分却被淹没。就像根笛子上的孔洞,他们各自敞开、闭合,却栖身于同一根笛管之上,由同一株竹子所造。”
显然我大理的朋友从我父母身上看到了我的局部,至少是我热情性格的出处。父母总是热情地招呼所有人,在任何餐桌上都能变出四川的香肠腊肉,把任何人的厨房都能变成自己的。他们互相调侃,又适时表白,是人前完美的父母。很难想象这样的父母养大的小孩,会有任何缺憾,会需要任何逃离。
当然,他们依然展现的是血缘之爱,在这样的爱里,他们仿佛是没有性别的。我觉得这几乎成为了一种表演,但绝不虚伪,而是他们在一段婚姻关系中能够支撑下去的漫长谎言。
只是在一个瞬间,我看见了他们,作为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那就是在遵义的火车站我上车之后,我偷偷溜进他们的车厢,一眼发现了在座位上玩手机的母亲。她像任何高铁上会公放一段视频的中年女人一样,缩成一团。她旁边的座位空着。因为我计划同时给他们俩惊喜,所以我退到后一节车厢,等我爸回座位。等了很久,才发现他在前一节车厢的衔接处,来回徘徊、走动。他发呆、看窗外,唯独不想回到座位。
这是我唯一一次在我“不在场”的时间,看见他们的关系。他们像所有男女一样沉默。这是我没有告诉社交媒体的事。 电影《婚姻故事》
我终于在他们临走前一天读完了《月球》,读到了后记:
“小说写作的魔力在于,即使在困境中,它仍赋予写作者重建的能力。重建盼望,重建理想,重建美。写小说这一持续的、长久的行为终究改变了我,即使在困难时刻,我仍在敲打键盘,靠写作支撑自己。直到某一刻,月球从心的湖面升起。它沉默自在转动,是庇护所,是心的终端,是界外。 这世界上从没有过哈克贝利·费恩这个人,他由马克·吐温创造而出,永久地活在人心里。没有谁见过黑色方碑,除了在阿瑟·克拉克的小说和库布里克的电影里,但见到它之后,人都觉得,黑色方碑已经存在很久了。很多人声称遭遇过爱,但读过奥斯卡·王尔德、玛格丽特·杜拉斯或者王小波之后,部分人获得了爱的能力。 小说是狂想,是现实之外的澎湃,是不可解释,是一往情深。而当我抬头与月对视,决定要用小说造一艘船,让人可以去月球时,月球从此与我有关。正如海风中拧身等待对方的家人,浩渺时空中,他们是微茫的点,但他们相关。”
此刻,我在父母离开之后的阳台敲击着键盘。文字曾经带我偷偷去过很多地方,爱了很多他们不认识的人,建起过几道他们无法逾越的墙。而我此刻想要借助文字与他们对视,重新回到他们身边,张口吃下三瓣橘子,认真咀嚼,然后先张开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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