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制而通透
这不是一本新书，是《中国当代文学概说》修订版的再版。
稍微懂一点中国文学史概念的人都知道中国近现代文学被划分为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两个阶段，一般以1949为界。这一划分仍有异议，但不在本书的讨论范围之内。洪子诚将1948-1989的中国文学又分为了两个阶段，一为以“工农兵文学”为绝对支配地位的1950-1970年代，一为该支配地位崩溃后的1980年代。
这本书和其他文学史的区别在于，侧重从“文学-社会”的角度注意文学变迁和社会生活等因素的关联，没有采用传统的作家作品论组合方式。
以毛〇〇文学主张的文学创作，并非始于1949，早在延安时期就已经出现了不少代表作品。“政治是文学的目的，而文学则是政治力量为达到自身目标可能选择的手段之一。”文学是武器的一种，笔杆子即枪杆子，文化军队不可或缺。文学成为“命题作文”，不仅规定了写作的题材和作品的思想倾向，而且规定了写作的方法、形式和艺术格式。某种程度上这似乎符合了马列主义的文学观，同时又和中国传统的“文以载道”不谋而合。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反对“载道”，虽然反的不是这批文学，但道理相同。
进入1950年代后，大批曾经的作家或是被排斥于文坛之外，或是自觉或被迫搁笔、或是在运动中罹难、或是试图顺应新时代进行创作而失败。主流作家们要么来自于解放区，要么是后来出现的青年作家。作家的地域构成也从东南沿海等经济较发达地区和四川变为黄土地为主。这些变化表明了“文学思潮、文学创作从重学识、才情、文化传统、城市，向着重政治意识、现实政治和乡村的倾斜。”虽然本书的论述范围只到1989，但这一转变在多年之后仍然可见，贾平凹、陈忠实、路遥、莫言等作家的成名，和此脱不开关系。
即便是那些一直一来自觉做到“文以载道”的作家的文学创作乃至人生也并非一帆风顺，内部的斗争从未停止。先是1950-1951年对《武训传》 的批判，紧接着是对萧也牧等的批评，随后就是轰轰烈烈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以及胡适的批判（1954-1955），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批判（1955），反右……直到……三十年间，从未间断。文学既然成为政治力量的工具，自然不只是对外的工具，对内一样是枪。文艺界一向矛盾重重，积怨颇深，一旦有了攻击的机会，大可打着路线的旗号来排除异己。1955年中宣部调郭小川去作协当秘书长，郭小川即表示不愿意去，“不敢跟那些大作家打交道”（《人有病，天知否》），可见文学界的人际关系之复杂。
矛盾的原因很复杂，洪子诚只从文学理论的角度入手，将其分为三个不同的派别。每个理论派别都认为自己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文学代表，走的是正确的路线。这三种派别不能共存，必须定于1尊，斗争的最后胜利掌握在谁的手中不言而喻——工具人无法左右。
进入1980年代以后，社会环境略有改善，骤然宽松之下被压抑许久的各类文学创作纷纷生芽。作家们一面回顾过去的伤痛，一面汲取外界带来的新鲜养分，形成了各种新兴的派别。他们纷纷表达自身、以及对世界的体验时，他们的思想性格、心理情感的潜在特征，得到前所未有的释放。在释放的同时，弱点也显现出来。
本书克制却又通透，点到即止，读者意会，回味无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