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裔群体：我们有丰盛的故事可说，也有强大的力量可使。

2009年，纽约市博物馆选出在美国历史上各领域做出杰出贡献或产生广泛社会影响的400位名人，其中有5位华人，分别是华裔报人和民权领袖王清福、诺贝尔物理奖得主李政道、物理学家吴健雄、建筑师贝聿铭和建筑师林璎。

王清福为何人？在此暂且先用几句话概括之——他既最早赴美的五位留学生之一，又是最早向美国介绍和传播中国文化的人，既是直面排华浪潮的演说家和笔耕不缀的作家，又创办了美国第一份华人报纸，而后又陆续创办三份报纸，既运筹组建华人参政联盟，又是站在美国国会作证的第一位华人，他还发出过比马丁·路德·金早七十年的呼吁：“我们要求在这大家庭里，在生活的竞赛里，有平等的机会”。在19世纪下半叶汹涌的排华浪潮中，王清福迎难而上，为同胞争取权利而筚路蓝缕。毫无疑问，王清福是美籍华人中的凤毛麟角。

《走出帝国》一书即是对王清福的传奇一生的发掘与呈现。为什么说是“发掘”？因为这样优秀的历史先驱者长久以来并不为后人所知晓，美洲历史是一部各族移民的历史，然而像美籍华人这样的群体一直在历史中处于不同程度的遁形状态。这是这些移民群体身处的困境——无法走出帝国，在历史发生时，居于文化他国圈层外与权力结构等级的底部，在历史发生后，无人传承无人纪念，这样的弱势与隐形地位也延续到了今天的华裔群体身上。要能“走出帝国”，应有两层要义：一层是改变美国人对华人群体的认知与态度，另一层则是对自我心灵的追问——“我是谁？我不是谁？”，融入文化他国圈层后，又如何延续文化母国的身份，拥有这种内外的主体自觉性，才称得上走出了帝国的移民困境。美籍华人所在的亚裔美国人群体是有这种力量的，既有历史先驱，也有丰盛故事，这些都待我们去发掘。

王清福的故事还被改编成了戏剧《公民王清福》。以下转载了一篇从戏剧角度来探讨亚裔美国人群体的历史和当下的文章《历史与当下的舞台际会：亚裔移民故事与身份探索》，希望能对你们阅读本书给到更多思考。

2015年的夏天，距离韩裔制作人、导演Dimo Kim的第一部外百老汇音乐剧《慰安妇》正式上演，还有两周的时间。一个燥热的中午，这个24岁、刚刚从纽约城市大学戏剧系毕业的年轻人，发现了他室友的尸体。

“他屋里的闹钟一直在响，我敲门说，嘿，起床了，起床了！…… 我打开门，然后被吓懵了。” 三年多后，Dimo如此回忆，“他自杀了。” Dimo的语气十分平静，但好像有什么东西卡在嗓子眼似的。当时，Dimo必须要马上去彩排。打电话叫来警察后，他马不停蹄赶往了剧场。

几周以后，当《慰安妇》的最后一场演出结束，他回到家，瘫倒在地上。“我哭啊哭啊，七个小时，八个小时，我也不知道我哭了多久。”

Dimo的室友有个演员梦。然而，从演艺学校毕业后，他却因为亚洲口音和外籍身份，一直找不到合适的角色。没有角色可以演，意味着他没有足够的履历去申请艺术签证和绿卡。为此，Dimo的室友选择了一条捷径——假结婚。Dimo清晰地记得他的室友在客厅里和“新娘”聊天的场景，他们编造着如何在时代广场偶遇并坠入爱河。可是没过多久，“新娘”却带着佣金消失了。走投无路，Dimo的室友决定尝试健美大赛——如果能被评上“健美先生”，外国人便可以获得绿卡。为此，他开始服用激素，而激素的副作用便是强烈的抑郁。

Dimo决定把他室友的故事改编成一部音乐剧。《绿卡》，他的第二部外百老汇音乐剧，于2016年上演。

Dimo是许许多多努力讲述着亚裔移民故事的纽约亚裔编剧/导演中的一员。近期，有三部关于早期亚裔移民历史的戏剧作品，以舞台阅读或正式演出的形式在纽约上演：

《中国女士(The Chinese Lady)》，讲述了Afang Moy，“第一个被美国人所认识的中国女性”，在美国被进行巡回展示的故事。故事的背景发生在1834年；

《公民王清福(Citizen Wong)》，探索了“第一位华裔美国公民”王清福，作为记者和社会活动家，反抗“排华法案”的故事。故事发生在1870与1880年代；

《老唐人街的一天(One Day in Old Chinatown)》则描绘了李腾福作为“第一位亚裔歌手、喜剧演员”的经历。故事发生在20世纪初。

然而对于Lloyd Suh, Richard Chang和Marcus Yi，这三部剧的编剧来说，这些作品绝不只是他们艺术层面的创作，或简单的历史故事改编。它们代表着亚裔群体的生活经历(lived experience)，社群历史，和当下的身份认知。

“在这部剧的创作过程中最让我感到惊讶的是历史资料的缺乏，“ Lloyd Suh，《中国女士》的编剧抱怨道。事实上，尽管这三部剧看上去都有丰富的信息，早期的亚裔移民历史通常只有很少的资料留存。

Marcus Yi，《老唐人街的一天》的编剧与导演，同样谈到了历史资料的缺乏。“在本科的时候我试图去寻找一个亚裔喜剧演员的历史人物作为我的创作对象，因为我自己想做一个喜剧演员——但是，亚裔？喜剧演员？太少了，历史上这样的人几乎不存在。”

因为历史资料的缺乏，编剧们不得不将当下投射到历史中，运用想象去解读历史。

“Afang Moy女士的心理活动在史料里完全是缺失的，所以我需要做百分之百的想象。”Lloyd讲道，“但是想象也绝不是凭空的。它是一种“被展示”的感受，被要求表演一个本不属于你的身份的感受。‘中国女士’的职责是去表演一种人格，一种刻板印象。”在剧中，美国观众出于异域的好奇(Curiosity of the exotic)要求她表演茶艺，表演使用筷子，甚至去展示她的缠足。

通过Afang Moy这一人物，Lloyd暗示了当下许多亚裔演员面临的情况：他们被迫接受很多刻板印象的角色，去符合一部分人固有的认知，否则根本找不到表演的机会。当今的许多亚洲艺术仍面临“被观看”(gaze)的困境。 “当下，西方观众对亚洲故事和表演仍然有相似的期待。”Lloyd评价道。

在表演领域之外，即使是在政治领域，历史也时常与当下产生相似的情景。

“我不需要刻意让它发生，”《公民王清福》的编剧Richard Chang讲道。他围绕着主角王清福创造了很多戏剧性的政治人物，“剧中的故事不过是我们当下正在经历的罢了。”在他的剧中，总统候选人宣布将要建造一座阻挡中国人的长城(an anti-Chinese wall)。而这种反华情绪大多都是真实的。Richard从当时的许多讽刺漫画中看到过类似的言论。当他在2015年开始创作剧本的时候，他给剧中的总统候选人，也是后来成功当选的亚瑟总统设计了一句台词：我要让美国重新强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这一句预言式的台词一点也不让他感到惊讶。“历史总是在不断重复。”他讲道。

面对种族问题，这几位编剧则都或多或少进行了种族关系的颠覆。通过这种方式，他们希望能够打破仍现存的许多偏见。

在《公民王清福》中，Richard别有用心地为王清福设计了一位白人情人。在已经和白人未婚夫订婚的情况下，这位姑娘仍不可救药地爱上了才华横溢的王清福。“在表演后的问答环节，竟然有一个白人女性观众问我说，‘王清福和那个白人姑娘之间发生了什么啊？’她竟然完全不能理解一个亚裔男性可以和一个白人女性产生爱情！” Richard笑了笑，叹了口气，“这种偏见或无知仍然十分常见。”

“如果这部戏只有一个主题，那它一定是种族问题，”Marcus Yi讲道。作为一名新加坡华裔，他在十八年前来到美国上大学，毕业后留在了美国，成为了一名全职移民律师和兼职喜剧演员、编剧。

“我剧中的主角Frank跑去试镜，但制片人和导演连门都不让他进。他们看了看Frank说，‘哈，你是中国人啊，你不可能会唱歌的，我们不能让你试镜，好吧，拜拜。’”

在剧中，Frank刚刚离开试镜场，就被当成了垃圾清理工。剧组工作人员甩给他一大包旧衣服。他从那堆衣服中发现了一个苏格兰风格的服装。Frank灵机一动，穿上那套服装，化了妆，扮成一个苏格兰人回到了试镜现场，轻易地拿到了角色。

“太多的白人在扮‘黄脸’(yellowface)。我觉得，好，如果是一个亚洲人扮‘白脸’呢？这样我可以颠覆、讽刺这种种族不平等。”Marcus的语气中透露出一些自得，“Frank利用了种族歧视去颠覆当时观众的认知，颠覆他们眼中华人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的刻板印象。当时的这种认知和我现在在生活中所经历的仍十分相似。“

对白人与亚裔间的种族问题的揭露与颠覆，同样也是当下亚裔群体自我身份的认知和定义。“如果你开始表演一种由他人创造的人格、满足他人眼中的、被异化的那种形象，你将不由自主地内化这种表演，你将不得不欺骗自己、乃至丢失自己的真实身份，”Lloyd阐述道，“最重要的，是我们需要拥有讲述我们自己的身份和故事的权利。”

在他的最新作品《身份：尊严的需求和仇恨政治(Identity: The Demand for Dignity and The Politics of Resentment)》中，著名的美国政治学家、作家弗朗西斯·福山指出：“身份的基础在于一个个体内在和外在的脱节(disjunction)。在身份认知的过程中，个体会逐渐相信他们存在一个内在的、真实的(authentic)的身份，而这一身份是与外部社会强加给他们的角色相矛盾的。很多时候，一个人也许不能充分理解他真正的自我身份是什么，但是却总能模糊感觉到他/她正被强迫着生活在谎言之中(forced to live a lie)。”

Lloyd讲道，在他的剧中，由于美国人和Afong Moy语言不通，不能互相理解，他们便给她找了一名华裔翻译Atung。由于她的很多回答都并不是美国观众想要听到的答案，有时Atung需要简化她的话、甚至撒谎，来满足美国观众的需要。

“在Frank扮成苏格兰人的那场表演结束后，他承认了自己的谎言，揭露了自己华裔的真实身份，告诉观众，他和他们每一个人都一样，”Marcus同样如是解释了Frank所经历和亲自打破的谎言。

正如福山指出的，亚裔编剧把这些最初的亚裔移民所必须经历的谎言写入戏剧故事中，代表着早期的身份构建历史。通过探索历史中的先驱——“第一个被美国人所认识的中国女性”， “第一位华裔美国公民”， “第一位亚裔歌手、喜剧演员” ——这些亚裔编剧们不光重新掌控了讲述自己故事的权利，还将当下的亚裔身份构建问题推到讨论的台前。

Richard Chang长大在吉隆坡。在刚刚来到美国时，他并没有很强的亚裔身份认同感。“在吉隆坡，我们会一起看Charlie Chan（20世纪上半叶西方舞台上著名的丑化中国人的角色），只是感觉很搞笑。但当我开始在泛亚剧团(Pan Asian Repertory Theater)跟其他的亚裔编剧一起工作后，我发现他们一直在抱怨、抱怨、抱怨，抱怨自己被歧视和偏见。我当时都听烦了。”他停顿了一会儿，“我花了很长一段时间才意识到他们在抱怨什么，因为我没有从小经历那些。”

如今他意识到了共同的亚裔身份的重要性，于是他用他的角色，王清福，来讲出他想讲的内心话。“王清福说他将要建立一个新的剧场，让所有的亚裔能够把他们自己的故事搬上舞台，让他们自己的声音能够被听见。这是我投射到王清福身上的自己的理想。历史上的他并没有说过这些，但我让他帮我说出了我的理想。”他重复道。

“Afung Moy代表了一段历史，这段历史能够回答许多我现在仍在问自己的问题。我在问自己：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要走向哪里去，亚裔的未来在哪里，亚裔创造未来的力量(agency) 在哪里。”Lloyd讲道。

Lloyd出生在密歇根的韩裔家庭中，成长在印第安纳。“亚裔美国人，作为一种文化身份，仍然在自我定义的过程中。亚裔身份已经有好几代人的历史，但同时它又十分年轻，它是“未来时”的。我们这一代人仍然感到我们有成为先驱者的力量，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仍然寻找着历史中的许多‘第一’。“

《老唐人街的一天》中主角Frank的扮演者Andy Danh也表达了类似的想法。“Frank是第一代的亚裔美国人，在那个时代，并没有一个亚裔身份的存在。我在美国南部长大，那里除了我的家人以外几乎没有亚裔。这次的表演是我第一次能够与亚裔身份产生联系，让我非常产生共鸣。”他在美国中文电视Sino Vision的采访中谈到。

虽然三位编剧都利用历史来讲述亚裔移民和身份的问题，但是他们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吸引、鼓励各族裔各肤色的观众。

“《疯狂的亚洲富豪（Crazy Rich Asians 又名：摘金奇缘）》成功以后，人们说它不只是一部电影，它是一场运动。这也是寄望于我的这部剧的。我希望它能成为一场政治运动，一场社会文化运动，”Richard Chang讲道。他计划将这部戏剧改编成电影，并希望每一个族裔都能通过王清福的故事意识到他们有成为美国公民的权利。“当我的电影公映后，我会看到人们走上街游行，我会看到人们称呼自己，‘我是公民Ali，我是公民Muhammad。我会看到他们利用这个机会，一点一点地，告诉自己，我有这样的权利。”

“我对身边多元的故事充满了兴趣，”Marcus Yi说。作为一名移民律师，他也希望自己的戏剧创作不只局限于亚裔作品。“我常常走在纽约的街上，看到一个亚洲人，一个黑人，一个拉丁裔人，一个中东人。我会想，为什么在戏剧舞台上见不到他们？”

Lloyd说，他时常用Frank Chin的一句话来激励自己。Frank Qin是美国第一位成功的华裔编剧，也被誉为美国亚裔戏剧的先驱。“他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不一定准确：‘边缘群体产生的文学不仅是艺术的一种。它是文化历史的一部分。’ 所以我经常会反思，我的责任是什么？我应该去做些没有被做过的事，因为我们的亚裔社群仍然思考着，未来在哪里。”

对历史的不断追问让人们更加理解当下和未来。移民历史、身份问题的交错中，更多的声音需要被听到，更多的故事需要被讲述。

Dimo Kim和包括赵艺青、罗轶群在内的几位亚裔编剧、制作人们，正在筹备一部以法拉盛为背景的音乐剧。

1994年的法拉盛，新来的华裔移民和原先的韩裔移民爆发了帮派冲突。但是在他们的音乐剧中，一场爱情将两个民族的矛盾逐渐化解。“看到这段历史的时候我就在想，为什么我们要产生冲突呢？”Dimo坐在他位于罗斯福岛的公寓楼顶层天台，背后是曼哈顿的天际线。通过这部音乐剧，他想达成两个目标。“描绘亚裔角色本身便可以改变白人观众对我们的认知”，他顿了顿，“但更多的，我还想探讨亚裔群体内部的很多问题：我们是谁，我们不是谁？”

“‘亚裔’并不是一个限制，而是一片可以探索的广阔天地。”在10月22日于纽约巴纳德学院举办的亚裔戏剧主题座谈会上，泛亚剧团(Pan Asian Repertory Theatre)的创始人、艺术总监Tisa Chang讲道。《公民王清福》和《老唐人街的一天》都是泛亚剧团制作的作品。

作为纽约最大的亚裔剧团Ma-Yi Theatre Company的创始人和《中国女士》的导演，Ralph Peña也是座谈会的嘉宾。“我们鼓励我们的亚裔编剧们去揭露那些生活中‘微小的冒犯’（micro-aggressions），”他认为这也是Ma-Yi剧团的宗旨，“同时去审问自己，什么是当今的‘亚裔美国人’？”

Dimo, Lloyd, Richard和Marcus，以及其他许多在美国逐梦的编剧们，他们用艺术和文学来探讨属于亚裔的文化与政治身份问题。他们不断前进，面对着身边好友的悲剧，面对着他们自己仍面临的移民困境，面对着仍悬在他们社群之上的种族偏见。他们仍然在前进，讲述着过去的故事，也讲述着他们的当下和未来。

借用《了不起的盖茨比》的结尾作比吧。近一百年后，属于亚裔的“美国梦”到来了么？

——于是，这些亚裔编剧们，他们奋力搏击，小舟逆水而上，不断地被浪潮冲退，回到了过去。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童导”，已得到公众号拥有人许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