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寻访卓娅和舒拉的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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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作者： 朱亦可（运动医学工作者，居澳大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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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娅和舒拉的故事》曾经风靡1950年代的中国，早已退出今天的一代人的视线。作者寻访这两位苏联卫国战争中的英雄姐弟俩成长的地方，遭遇了各种中国读者所不知道的新现实：曾受中苏两国膜拜的英雄姐弟或遭冷淡，或被质疑，不一而足。
第一次来到莫斯科，当然要去看看红场、克里姆林宫、大剧院、特列季亚科夫画廊……此外，我还有计划已久的事要做。莫斯科是卓娅和舒拉成长的地方，我要去寻找他们的足迹，因为我一直无法忘却这对苏联姐弟的故事。
《卓娅和舒拉的故事》写于1950年，作者是英雄姐弟的母亲柳波芙。1952年中译本出版后，感动和激励了无数中国的青少年，包括我的父母。柳波芙收到大量中国来信，还曾到北京与中国读者见面互动。后来中苏交恶，卓娅、舒拉等苏联英雄人物渐渐成为那代中国人尘封的记忆。
1980年代初，随着中苏关系回暖，《卓娅和舒拉的故事》中译本时隔三十年再次发行，但印数不大。邻家的孩子借到一本，翻了几页读不下去，又借给我。那是暑假里一个清凉的午后，我捧书坐在窗前，忘了时间，忘了周围的一切，完全走进了卓娅和舒拉的故事。以前我就知道，卓娅牺牲于苏联卫国战争，是第一位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的女性；没想到的是，舒拉后来也牺牲了，也被追认为苏联英雄。合上书，我为这对姐弟的英勇无畏和前仆后继流下了眼泪。我无法把这本书放下，马上又读了一遍。卓娅和舒拉不是中国人，但我感觉他们离我很近。他们成为英雄之前是和我一样的中学生，他们从学校走上战场的故事对我有很大的代入力。在这本书的第二波中国读者中，可能少有如我那般爱它的。那年我15岁，算是“八十年代新一辈”；可我却觉得，自己好像跟同龄人不属于一个时代，倒像跟我父母属于一个时代。
一
潋滟隽永的莫斯科河八弯九转，在城西南揽住一座狭长的半岛，半岛上有举办过奥运会的卢日尼基体育场，还有古老的诺沃捷维奇公墓。诺沃捷维奇公墓是莫斯科一处著名“景点”，因为那里名人荟萃，有作古的苏俄政要莫洛托夫、赫鲁晓夫、叶利钦……有长眠的英才果戈里、奥斯特洛夫斯基、马雅柯夫斯基、肖斯塔柯维奇、列维坦、邦达尔丘克……还有卓娅、舒拉等战争英雄。走进墓园，我感觉像来到了露天的艺术博览会，各种风格的墓碑和雕塑目不暇接。葬在这里的艺术巨匠虽然再也不会睁开眼睛，造诣平庸的雕塑家仍然不敢献丑，只有名师大家才有勇气参加这里的创作比赛。我从没见过艺术气息如此浓厚的墓园，里面完全没有阴森之象，夜里我也敢独自在这里徜徉。我走过一尊尊或写实或抽象的精致雕塑，没有停下脚步，径直走向卓娅和舒拉的墓位。
卓娅墓上的全身铜像再现了她的惨烈牺牲，十分震撼。雕塑家科索夫依据她的遗体照片给铜像造型，改为立姿，寓意英雄虽死犹生，永远不会倒下。苏联时期全苏有几万尊卓娅雕像，造型大同小异，或扛枪阔步，或昂首赴刑，科索夫别具匠心的尖锐作品曾引起不安和争议。卓娅死得太惨了。法西斯强盗把她绞死后，又把她的身体刺烂，还割下她的左乳。很多二战老兵，特别是卓娅的战友，都不忍直面她墓上的这尊铜像。
舒拉葬在卓娅对面，墓上没有雕像，花岗岩墓碑顶着一颗五角星，碑上镶有他的照片。正象柳波芙在书里说的那样，姐弟两个死后和生前一样，仍然在一起。卓娅入学那年，小她两岁的弟弟没人照顾，父母便让他跟姐姐一起入了学。舒拉是班上最小的学生。姐弟俩不仅同级同班，而且一直同桌。他们性格不同，却始终如影随形。我不喜欢摄制于1944年的电影《卓娅》，因为作品虚构了卓娅的家庭和成长经历。影片里卓娅没有弟弟，是独生女，跟她同桌的男生是现实中根本不存在的“福明”，长大后两人还产生了爱情。拍电影时，舒拉还没有牺牲，还没有成为苏联英雄，电影编导竟认为他没有存在的必要。此外，扮演卓娅的成人演员煞有介事地坐在教室里，也让我觉得虚假可笑。
我给卓娅鞠躬，又转身给舒拉鞠躬，把带来的两束雏菊分别献上，还在舒拉坟前放了一包烟。我知道他吸烟，特意买了一包给他。我在两座坟之间坐下，宁愿相信，科斯莫捷米杨斯基姐弟能感知我的来到。
4年卫国战争，卓娅死在第一年，舒拉死在第四年，都没能活到20岁。如果没有战争，他们可能至今健在。舒拉的遗骸是从东普鲁士反攻前线运回来的，当时苏联红军已经逼近柏林。牺牲在胜利前夕，多么令人惋惜。坐在卓娅和舒拉的坟前，我也想到，苏联在卫国战争中损失了两千多万人，卓娅和舒拉只是其中的两位。战争结束时，全苏几乎每个家庭的餐桌都出现了空位。在卓娅和舒拉的故事之外，当然还有无数戛然而止的悲壮人生，可惜并不是每个母亲都会著书立传。
跟卓娅和舒拉告别的时候，我才发现，他们的母亲柳波芙也葬在这里。她跟舒拉合用一个墓位，墓碑立在儿子墓碑的后面。
二
莫斯科西北部有个瓦伊科夫斯基区，如果一定要与北京比照，瓦伊科夫斯基区相当于北京的海淀。那个区有一条科斯莫捷米杨斯基大街，是卓娅和舒拉足迹最密集的地方。我乘地铁2号线到了那里，一出站，看不到一个观光客模样的人，跟市中心完全两样。据说在远离市中心的地方有光头党活动，让我有一点紧张和警惕。地铁口前站着一排中老年妇女，手拿一两件衣物或几束丁香，期待能换到一点钞票。街角的格瓦斯摊位十分夺目，黄色大桶横卧两轮拖车上，让我想起陈列在克里姆林宫前的沙皇大炮。
1930年代这里是城乡结合部，只有稀稀落落的房舍，土道尘土飞扬，不远处就是田野。1933年，科斯莫捷米杨斯基一家搬进亚力山大巷，一直住到1942年。战后巷子拓宽成街，街区逐渐填满了房子。1960年代初的一天，这条街被正式更名为科斯莫捷米杨斯基大街，以纪念名闻全苏乃至全社会主义阵营的英雄姐弟。苏联解体后，以苏联时期著名人物命名的城镇、乡村、学校、工厂、街道、公园纷纷改回原名。譬如著名的高尔基大街，早已旧名复辟，又成了特维尔大街。可我眼前这条街至今以卓娅姐弟的姓氏冠名，倒有些不同寻常了。这不等于说这条街上的居民一定了解和在意这对英雄姐弟。我问了好几个人，都不知道卓娅和舒拉以前住在哪里。
可我最后毕竟找到了那个地方。它被一座L型住宅楼屏蔽在夹角里，在街面上看不到。科斯莫捷米杨斯基一家住过的二层板房早已拆除，小楼原来占据的地方立着一块碑，上面刻有卓娅和舒拉的头像。当时他们住在二楼，只有一个房间，舒拉一直睡在地板上。他们来自外省农村，能在首都郊外有这样一方安身立命的空间就满足了。父亲母亲1930年闯到莫斯科，住在亲戚家里，后来父亲阿纳托利在季米里亚泽夫农学院找到一份工作，分到了房子，才从唐波夫省老家把两个孩子接来。搬到这里不久，33岁的阿纳托利突然病故。虽然农学院没有收回房子，母子三人还是陷入了生活困境。柳波芙在小学教几个钟点的课，下了课就到工厂做工，可一家人还是缺吃少穿。有邻居回忆，为了充饥，卓娅姐弟有时到季米里亚泽夫公园采野果挖野菜。柳波芙没在书里透露这份寒窘。书中描述的战前生活无忧无虑，充满阳光。
我站在石碑前，捕捉卓娅和舒拉的生命气息。在很久很久以前的八个年头里，他们早上从这里出门，放学后在这里玩耍、读书、做功课、听广播、吃饭，晚上在这里入睡，做少年人甜蜜的梦。1941年6月22日，他们在这里听到了战争爆发的消息。苏联最著名的女英雄就是从这里走向抗德战场的。卓娅出发的前夜，母亲煎熬得无法入睡，隔一会儿就起来看看床上的女儿，总也看不够。卓娅参加游击队的事需要保密，只告诉了母亲，连舒拉都不知道。一个多月以后，卓娅被德国人绞死在距莫斯科90公里的彼得里谢沃村。九年级女学生在绞架上挂了一个月，被德国人肆意凌辱取笑。又过了一个月，妈妈和弟弟在家里得到了噩耗。柳波芙瘫倒哭了一夜，舒拉守坐在她的床前。很快，卓娅被追认为苏联英雄，事迹登在《真理报》上，引起巨大反响。信件雪片一样飞来，不仅有从苏联各地寄来的，还有从国外寄来的，很多人发誓要给卓娅复仇。不满17岁的弟弟坐不住了，瞒着母亲申请到坦克兵学校受训。
舒拉写在军校申请书上的住址不是这里，而是高尔基大街。卓娅牺牲后不久，母子二人搬到了市中心，住进距红场不过500米的一幢大楼里，从窗口就能看见克里姆林宫门楼上的红星。高尔基大街是莫斯科第一街，用现在的话说，是黄金地段。1935 年到1936年，高尔基大街被拓宽，拆了不少老房子，又盖了一些“高级”住宅楼。柳波芙母子从郊外的简陋板房搬进黄金地段的“高级”住宅楼，跟卓娅的牺牲和出名不无关系。有人说，英雄的母亲向政府提了要求。当然，也可能是政府主动照顾英雄的母亲。柳波芙在书中只字未提搬家的事，像是不便提及，所以前一种说法的可信度似乎较大。1941年到1942年的冬天极度寒冷，在这块地面曾经支撑的简陋板房里，柳波芙母子一边牵挂参加莫斯科保卫战的卓娅，一边忍受严寒的噬咬。木柴短缺，不能生火，夜里把所有被子压在身上还是冻得无法入睡。当然，忍受酷寒的还有同楼的邻居，还有全苏联很多很多人。英雄的母亲也是一个普通妇女，即便她有一点私心，也是无可厚非的。当她可以搬去一个温暖的新家的时候，她搬去了。其实，他们搬到高尔基大街以后仍然只有一个房间，跟别的家庭拼住一套单元。
我沿着科斯莫捷米杨斯基大街东行，来到街尾，走进季米里亚泽夫公园。白桦林环抱一塘绿水，美得令人心碎。岸边有人垂钓，塘中有人嬉水。我情不自禁地下了池塘，游到对岸，躺在柔软的草地上，听白桦窸窣，任细碎的阳光在我身上跳舞。和平，多么珍贵。和平，又是多么寻常。季米里亚泽夫公园曾是舒拉流连忘返的乐土，春夏秋冬，这里都有他的身影。他喜欢画画，常到这里写生风景。他喜欢运动，冬天在这里滑雪，夏天在这里游泳。有一天，他离开了这片乐土，再也没有回来过。白桦林啊，你可记得那个热爱生活的男孩？你可知道，他牺牲在遥远的战场，年龄定格在19岁？
三
卓娅和舒拉的母校就比较好找了。莫斯科第201学校在科斯莫捷米杨斯基大街西端，离瓦伊科夫斯基地铁站不远。科斯莫捷米杨斯基一家1933年搬到亚历山大巷后，姐弟俩就近转入这所学校。
在学校的新楼前边，千疮百孔摇摇欲坠的老楼用铁栅栏围着，显然已经被弃用多年。围在铁栅栏里的还有卓娅和舒拉的雕像，还有卓娅亲手种下的菩提。看得出来，两座雕像都受过破坏，脸上有“整形”的痕迹。据说，负责看守这座危房的老头是个见利忘义的家伙，谁给几个钱都可以进去。于是，苏联英雄曾经用过的校楼成了不良青年和流浪人员盘踞的窝点。他们破坏、涂鸦、拿走所有能拆下的东西。在1935年它刚落成的时候，卓娅和舒拉是多么兴奋啊！从1935年到1941年，他们在这座楼里学习了六年。战争爆发的前夜，姐弟俩在三楼礼堂参加了毕业生送别舞会。欢声笑语中，他们哪里能够想到，再过几个小时，他们的生活就要彻底改变。德国飞机第一次空袭莫斯科，听说有炸弹落在学校附近，卓娅和舒拉不顾危险飞跑过来，看见心爱的校楼还完好矗立，才放了心。他们所在的九年级甲班的教室在二楼，战后，二楼整层被辟为英雄纪念馆，来这里参观的男女老少络绎不绝。柳波芙把卓娅和舒拉的遗物赠给纪念馆，经常参加学校的活动。老人家1978年去世，敞棺葬礼就是在三楼礼堂举行的。在2010年的一个夜里，有人给这座楼放了一把火，烈焰熊熊，映红了夜空。消防队用了好几个小时才把火扑灭，可是三楼礼堂已被烧毁。这座在苏联时期受到重点保护的历史建筑修复无望，只能等待拆除了。
卓娅也放过火，她袭击的对象是德国鬼子。苏联解体后，不少人对卓娅的事迹提出质疑，散布各种“内幕”。有人说，卓娅在彼得里谢沃村执行纵火任务时，没有烧死德国人的战马，却点着了村民的房屋，是被村民抓住交给德国人的；有人说，当时村里并没有德国人，卓娅白白给村民造成了财产损失；有人说，被德国人绞死的那个姑娘不是卓娅，而是阿佐琳娜，卓娅是人为树立的假典型；还有人说，卓娅战前曾患精神病，卡什钦科医院有她的病历……网络时代，种种质疑乃至污蔑迅速传播。当年首先报道卓娅事迹的《真理报》忍无可忍，发文痛斥。文章说：当年被法西斯强盗绞死的卓娅现在又被推上了绞架！这一回，刽子手不是德国人，而是她的同胞！
在我看来，有些说法即便不是捕风捉影也无损卓娅的形象。敌人驻在村庄里，卓娅执行偷袭任务时损坏了村民的房子，这是有可能的。如果真是村民把她抓住交给德国人，除了说明他们不明大义，还能说明什么呢？如果当时的军事战略是不惜一切代价打击敌人，牺牲了群众利益，又与卓娅何干？她只是一个执行命令的游击队员。当时村里没有德国人的说法不值一驳。卓娅是被德国人绞死的，有照片为证。被绞死的姑娘不是卓娅的说法也是无稽之谈。德国人离开村庄后，柳波芙、舒拉和卓娅的战友曾到那里认尸，是绝不会认错的。卓娅读八年级那年确实患过抑郁症，曾就医治疗。她性格耿直，不会圆滑处世，眼中非黑即白，没有灰色。据同班同学别洛库尼回忆，读七年级时卓娅当选为团小组长，对组员要求甚高，经常批评人，因而受到了孤立。次年改选，她没能连任，心灰意冷，沉默独处，后来就生了病。战前卓娅生过两场病：1939年因抑郁症在索阔尼基疗养院住过一段；1940年得了脑膜炎，被送进博特金医院救治。柳波芙写书之前曾对人讲过女儿的两段病史，后来写书却只提到脑膜炎。卓娅住索阔尼基疗养院是在患脑膜炎之前，在柳波芙的书里，这段疗养被放在患脑膜炎之后，说成患脑膜炎后需要疗养。人们对精神疾患的偏见由来已久，柳波芙写书时的顾虑是显而易见的。其实，精神疾病和身体疾病一样，每个人都可能罹患。九年级女生卓娅毅然决然在第一时间参加莫斯科保卫战，并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这是谁都无法否认的。讨论她战前的病史没有什么意义。
201校的新楼是混凝土加玻璃钢的现代建筑，安保严格，我一进楼门就被闸机拦住了。保安听清我的来意后打了一通电话，几分钟后，从楼上下来一位年轻女子接我进去。她叫列娜，是英语教员。校长听说有外国人来参观英雄纪念馆，安排她出面接待。曾经占据老楼一个楼层的纪念馆被压缩到新楼一个大房间里，现在只能称之为纪念室了，已经没有专门的工作人员，来了参观者才临时找人把门打开。
列娜说，当年201校共有160名师生参加了卫国战争，其中58人没能看到最后的胜利，4人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讲过墙上的图片，列娜把玻璃展橱上的锁打开，把卓娅和舒拉的遗物一一拿给我看。这样的待遇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我甚至觉得列娜对珍贵文物有点不负责任。当15岁的我拜读《卓娅和舒拉的故事》的时候，怎能想到将来会有这样的机会！我小心翼翼地翻看卓娅的作文本和舒拉的画册，一种无以言状的感觉从指尖传到心头，仿佛沿时间隧道逆行，一下子来到了1930年代，亲眼看见了一脸稚气的卓娅和舒拉。没想到舒拉画得这么好，差不多是美院学生的水平。如果没有战争，他一定会成为一名画家。列娜又拿出舒拉的灰色夹克，抖开给我看，还在我身上比了比。这时，校长叶莲娜·波多斯卡娅满面笑容地进来了。她五十岁左右，戴眼镜，职业装，看上去十分干练。我把一本中文版的《卓娅和舒拉的故事》送给201校，校长很高兴，请我在留言簿上写字，然后跟我坐在卓娅和舒拉曾经坐过的课桌后合影。她坐卓娅的位子，我坐舒拉的位子。
繁忙的女校长离开后，列娜有些突兀地问我：“如果你生在那个年代，你能像他们那样牺牲自己的生命吗？”这似乎是一句设问，因为我在英语教员眼里看到了她对这个问题的诚实回答：她不能。可我该怎样回答呢？当年那个15岁的我会毫不犹豫地说“能”；可现在呢，在张口“身家”闭口“颜值”的污浊人流中浸泡多年的我，还会说“能”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