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涯一记者（镰田慧 / 文 | AOI / 译）
最像新闻记者的男人
1997年5月下旬，斋藤茂男先生在新宿区医院的病房停止了呼吸。享年71岁。
此前，面对是否要向病人宣告癌症而犹豫的医生，斋藤茂男说“作为一个新闻记者需要知道真相”，希望医生说出看到的真实病况：还剩下多少时间，还能进行多少工作，采取保守疗法有多少种选项，以及医生过往经验，等等。他像采访一样，微微弓着身，直视着对方，倾听发言，并一一记下笔记。提问结束后，他把笔记本塞进口袋猛然起身。
5天之后，他失去意识倒下。
斋藤茂男先生是我见过的所有新闻记者中，最像新闻记者的男人。当然，记者也有各种各样的,有的作风强硬，有的循循善诱，斋藤茂男不属于其中任何一种。他身段谦和柔软，冷不丁一抬眼，却是那种仿佛一下就能将你击穿的犀利目光，眼神中透着大胆无畏。即使想撒谎，他的目光也会牢牢捕捉到你心中的动摇，像一个老练的猎手一样，让你感到无处可逃。当我写下“最像新闻记者的男人”这几个字时，想表达的更准确的意思应该是：“斋藤茂男是一个作为新闻记者，却又不断否定作为记者的自己，超越了新闻记者这一存在的记者。”
这里我想强调的是，斋藤茂男是一位超越了企业体制内记者的记者。他的新闻报道具有罕见的深度，极为广阔的视野范畴，极为柔软的感知力，以至于一个系列连载结束后马上就能集结成书出版。这可以说是斋藤茂男的纪实文学独一无二的特质。
这么说也许会比较容易让人明白：斋藤茂男是一个兼具大胆无畏犀利眼神和谦和亲切目光的记者。
《妻子们的思秋期》《饱食穷民》《燃烧未尽的晚景》等一系列描写欲壑难填的现代社会的纪实文学，出现在了报纸版面上，对普通人的生活挖掘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他打破了所谓“客观报道”这一铁箍的束缚，从大胆的策划构想出发，又在文字中融入了细腻柔软的感性，为年轻的记者们，尤其是女记者们，拓宽了新闻写作的道路。
与斋藤茂男的初会
我第一次和斋藤茂男先生见面，是在新宿车站的一间咖啡屋。那是1973年的秋天，他正准备去大企业的生产第一线采访。当时，我刚出版了采访汽车生产商流水线现场状况的《汽车绝望工场》，下一步准备采访炼钢厂和造船厂。这时接到了斋藤茂男先生打来的电话，说想见一面。
见了面之后，原来也不是有什么大事件发生，而是这位大通信社的资深记者，正准备开始一个报道大企业内部状况的新连载，因此想和我聊聊。我不禁目瞪口呆。
说起来，大众媒体很少报道企业内部发生的事，往往要等到事件发生才会出动，比如爆炸事件、火灾事故之类的，才会关注。以最近为例，诸如核燃料工厂JCO发生放射线泄漏的临界事件、雪印乳业的问题产品销售事件、东京电力的核电检查数据造假事件等问题频发。又或者有贿赂、贪污等事件曝光，才能窥见一点企业内部的情况。
斋藤茂男先生此前一直是社会部采访的主要执笔者。因工作繁忙，患上了十二指肠溃疡，后来转到千叶县疗养。复职后他又回到新闻第一线，依然想要自己亲自采访。
我的大学同窗中有成为共同通信社记者的人，我从他口中得知斋藤茂男先生是追查出“菅生事件”真凶的大记者。菅生事件是指1952年6月在大分县乡村发生的甘油炸弹爆炸事件。当地的日共党员被当作嫌疑人逮捕，但后来发现，这一事件实际上是为了栽赃给日本共产党的警察所为。
“我并不是一开始就认识到警察在对这一人物拼命隐藏，也没有嗅到了隐藏在事件背后的某种深层次的东西，更没有想到它会成为最终查明事件真相的内部突破点。我震惊于我们的采访结果带来的连锁反应，而这种震惊也再次提醒了我，对权力机构的高墙背后发生的一切必须保持警惕的怀疑态度。我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反对权力’，而是因为偶然撞上了这堵高墙的这一事实让我睁开了眼睛，并且这一事实又暴露出背后更多的事实，由此一步步拓宽了我的视野，我从中明白了自己做采访的意义。——借由这一过程的不断循环，我逐渐成为了一名新闻记者。”
初次见面时，斋藤茂男微微弓着身，以一种自下向上的目光紧盯住我，用很低的声音如此说道。那时他已经45岁了，却让人感觉有一种即将踏上长征的旺盛精力。
当时他所做的连载，最终以“啊，繁荣”为题发表。我也收到了刊登这一连载的地方报纸复印件。从连载中也可以读出，他是一个极为细致的人。这一连载不仅大胆地收入了大企业内部少数派的声音，对支撑日本繁荣的企业内部进行的所谓效率化、员工控制、歧视与差别待遇、导致个体异化等情况进行了栩栩如生的刻画，更毫不回避地将这些大企业的名字列于纸上。
地方报纸有权力自行决定是否采纳共同通信社的报道，但依然有接近30家纸媒刊登了这份被称为“平地生乱”的激烈报道。以往没有事故、事件发生绝不涉足企业内部报道的报社，这次却一起刊登了实名企业的生产一线劳动者们（当事人匿名保护）的声音，真叫人痛快！
斋藤茂男在这一长篇报道之后，又采用了和其他记者同事一起合作采访的方式，开始了《教育是什么》、《父亲啊，母亲啊！》等长篇报道，完成了“日本的幸福”系列等若干纪实报道。这些作品作为单行本出版后，都登上了畅销书榜单。他一直使用这样的手法进行采访，作为第一线的记者笔耕不辍，一直到1987年迎来退休之日为止。
追求新闻记者的原点
“啊，繁荣”系列报道的着眼点在于繁荣中的贫困。这一连载系列一共8部49篇，配合大幅照片刊登于报纸上，单行本后来以《我死之后哪怕洪水滔天》为名发表，和我所著的《汽车绝望工厂》在同一家出版社出书，这也让我对其有着某种亲近感。
在这本书的“后记”部分，这位大通信社的骨干记者还记下了这样的轶事：当他路过劳动者集会现场时，竟情不自禁地和现场的劳动者手挽手一起唱起劳动歌曲，瞬间从记者转变成了劳动者的角色。
斋藤茂男复职后，原本应该从社会部的案头转向管理层，但他却选择了作为一名记者复归采访前线的“重生”，结出的第一个硕果就是长篇报道《啊，繁荣》。这部作品深入工场第一线，直面日本资本主义社会“腐臭、颓废的气息”（见《饱食穷民》后记），是其长征之旅中一部值得纪念的作品，同时也可以说是他追求新闻记者原点的一个产物。
斋藤茂男曾说：“作为记者，不能保证再生产出新鲜的思考，却不知不觉染上了陋习，变成传达上意的机器，自诩‘中立、公正、客观’，实际上却放弃了挖掘真相的努力。到了这种地步，记者已然沦为‘过度理性无感症’患者中的一员。”
“自己也不过是劳动者大军中的一员，却因为每天和政治家、财界大佬打交道，不知不觉中染上了所谓上层统治者的意识，举手投足俨然其中一员。在战后的社会构造中，在大众传媒的大企业中任职的人，容易接近所谓‘社会上的强者’，因此也容易产生阶层转换的错觉。”
新闻记者原本应该是与社会现实联系最紧密的人，却在脱离现实的异化道路上越走越远，与自己书写的对象也愈发疏离。工作陷入一成不变的套路的话，就无法经由对象实现自我变革，沦为传送带和机器人。这是年逾四旬的资深记者斋藤茂男做出的自我批评。
肥皂的气味
在《我死之后哪怕洪水滔天》一书的后记中，斋藤茂男以略带苦涩的文字，写下“肥皂的气味”一章。
在漫长的劳动之后，工人们在工厂澡堂中冲洗身体污垢之后，身上就会带着若隐若现的肥皂气息。在煤炭、钢铁、造船等大工厂劳动的工人们在一天的作业之后，都会洗个澡再出厂门。小工厂没有澡堂，工人会在厂子角落的水槽附近冲洗下手脚，脖子上搭块毛巾。被采访对象身上散发出的肥皂的气味，勾起了斋藤茂男童年的回忆。
斋藤茂男的老家原来是开小工厂的。父亲白手起家，在某一日去川口市（琦玉县）的模具店接单时，中途倒下，一病不起。斋藤茂男将童年时代（20世纪30年代）接触到的小作坊工人和作为采访对象的70年代的劳动者的身影重叠在了一起。
“在本书的‘后记’结尾处， 我写下了‘我相信劳动者们’的话。时至今日，我每一日依然反复自问，是否依然坚信这一点。我该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又是否有能力回答它？对于我来说，如果无法确信自己是在为人的尊严而战的话，就没有勇气再提笔写下任何一个字。”
这是在1994年出版的《日本世相》系列第9卷“追踪采访”末尾部分的文章。从中我们可以真切地感受到斋藤茂男当时面临的困惑。
在写出该文的8年之后，大企业也开始了大面积裁员，即使留在公司里，也常常需要忍受“无偿加班”的命运，过劳死、过劳自杀的现象层出不穷，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悲惨景象。然而日本的劳工运动却对这一现象毫无应对能力，让人不得不绝望。
我自己初入社会时，也是像斋藤茂男的父亲一样，从小作坊的劳动者开始做起。确实也是在作坊外的水龙头下，冲洗自己满是油污的手脚。高中毕业后，我从青森来到东京，在机床和肥皂的气味中，建立起了自己的社会意识。也是工厂的工人前辈们，教会了我怎样工作和生活。在《我死之后哪怕洪水滔天》出版的1974年，我也出版了以企业中少数派为中心的《劳动现场的叛乱》，之后又出版了《劳动现场到底发生了什么？》，也和斋藤茂男一样，以“为了人的尊严而奋斗的劳动者”为主题写作。因此，斋藤茂男所提出的“是否还有勇气提笔”这一问题，我也常常会把它当作自己的问题。
“个体”的空洞化
当下确实已经进入到一个人性、人的尊严、生命的价值越来越不受重视的时代。但是我相信，正像本书《天生反骨的记者们》所介绍的诸人一样，哪怕只有一个人，当他为了人的尊严而奋起与时代抗争时——不是组织，恰恰是仅仅作为个体的人，即使只有一个，能够不断坚持对时代说“NO”——把这一个人的精神传达给大众，是有意义的。我的纪实报道，就是希望能够将这样的人作为主角来撰写。
《我死之后哪怕洪水滔天》出版后不久，应某个出版社工会内刊的要求，我和斋藤茂男进行了一次对谈，后来以“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为题发表。我们谈起了繁荣中矛盾的深化，以及在这一状况下争取权利斗争的必要性。社会上总是说所谓的“一亿总中产”，但真的是这么一回事吗？我很是怀疑。
对谈中有这样一段话：
镰田：以前，大家权利意识很强，都觉得不要加班，没事的话就应该尽早回家。这也是能够构成劳工运动的能量所在。但今天，已经变成了一个完全无法提出自我主张的社会了。
斋藤：高速成长期中，像镰田和我所抓取到的劳动现场的法西斯主义现象，正在从工厂不断向外扩散，尤其让人担忧的是，这种危险的萌芽已经开始渗透孩子们的世界里。“个体”的空洞化正在以令人恐惧的速度蔓延，如果发展到国家这一层面的组织上，那就非常危险了。那些乍看普普通通、似乎绝对不会做出过分事情的孩子，一旦进入多数派的集团中安定下来，这样的意识就开始扎根。我们无法培养出具有真正独立人格的孩子，那种在40人的班级中，也敢于抵抗其他39个人，特立独行的人。
镰田：成年人都不努力，却还要对孩子说“加油”，那恐怕是不可行的。
新闻记者与历史认识
那之后泡沫经济继续发展，物质和金钱都无限制地泛滥，个体愈发趋向解体。也许应该回到平民的世界——那个即使在石油危机之前的经济繁荣期，也不被泡沫经济的纷杂所侵蚀的平民大众的世界。那就是斋藤茂男所说的作坊工人们的世界。
对他们来说，所谓的高度经济增长和泡沫经济，带来的也仅仅是加班收入的增加，买上私家车，分期付款买上房子，再添上一两件家具，这种程度而已。然而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却变成了如果不无偿加班就会被裁员，总公司的订单一旦停止，或者一旦停止从银行融资，企业就会破产的状况。此前的繁荣仿佛是转瞬即逝的幻梦。
斋藤茂男将自己的“追查主题”定义为“资本主义与人的关系”。他从被企业裹挟的社会关系，即通过对父母、子女、夫妻、家庭、高龄者等人生状况的深度挖掘中，解读出人际关系的崩溃。
他不断撰写的都是有明确意志力指向的纪实作品，正是为了提醒人们注意到现代社会的贫瘠状况，促使人们考虑从何处着手才能通往新生。从他通过细腻周密的采访而撰写出的新闻作品，也能感受到他为了让时代能更符合人性化生存发展的需要而付出的努力。
新闻记者是依靠大组织而行动的，这点毋庸置疑。但是作为记者，应该对自己每天的工作是与历史相连这一点有所自觉，并肩负着责任感而下笔。这既是我对当下新闻媒体的不满，同时也是期待。
新闻记者每天的工作，应该在一种历史自觉下展开，需要不断提醒自己，是否是朝着开拓历史的方向前进。如果不是像横山源之助[2]和松原岩五郎[3]那样，贴着地气走在民众之间，而仅仅是在政府机构和经济团体的记者俱乐部里混，写写文章，那绝对不可能磨练出富有人性的感受力，也不可能开拓面向未来的工作。
然而，在日复一日的工作中，很多记者已然失去了这种自我质疑的能力。
倾听他人的话语、落笔撰稿，由此扩大自己的知识面，丰富自身的感性，并从中汲取能量，拓展民主实践，扩大人权，培养出阻挡战争的能力。如果没有这样的追求和自我检验，就算再怎么采访、报道，也不可能成为陆羯南[4]所说的那样，能够履行“新闻记者之本分”的人。我认为，没有这样自觉的工作是毫无意义的。
彻底从弱者的立场出发观察世界
我在一开始就已经写过，斋藤茂男是一位超越了新闻记者这一存在的新闻记者。他能够超出企业的框架而活跃的一大优势，就在于他是共同通信社的记者，——并不是只考虑自家企业，而是要考虑到面向加盟的40多家报纸的广大读者而写稿。
他的另外一个重要特点，是来自其年轻时作为通信社工会组织者工作的经验。在这个岗位上，他出席了亚非记者会议，从战斗在民族独立运动、解放斗争第一线的记者们身上受到感染，并把这种共通感受带回了日本。在那些动荡不安的国度中，“体制内记者”是个可耻的标签。
斋藤茂男始终极为关心的一点，在于工会组织的再生。工会的存在，是为了在企业之中实现人性化，为了让社会更适合人类生存而出现的抵抗组织。他的不断报道，正体现了他对亲子、男女、家庭等人与人关系再生的祈望。
资本主义社会的特点，就是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淡漠。与此相对，斋藤茂男的报道，正是为了追求个体之间的共生与团结。
至今，依然有很多年轻记者，一提起斋藤茂男的名字，就会浮现出满脸景仰的表情。这正是出于对他作为记者的一生的敬意。
“进行新闻报道、撰稿的同时，作为一个记者的人生观和他在工作相关的为人立场，是否具有真正的、具有人性的亲切、柔软，也会展露无遗。新闻主义最终也会被如此曝光和彻底检验。”（斋藤茂男）
斋藤想要做的是，通过新闻报道来写人。对人的关心，自然会导向对破坏人性的社会形态的批判。用稍微有些矛盾的话来说，正如缺少反骨不能成为记者一样，缺少人性同样也不能成为记者。报道的意义，正在于挖掘出被采访的对象和作为采访者、报道者的自己之间的关系——报道的问题与自身有何切身联系，被采访的对象和自己又有怎样的联系，等等。
从国际社会的角度来看，日本政治、经济上的落后尤为严重。这种严重不是指竞争力，而是指人权意识淡薄的方向上。这一点上，也可以说是构成社会的我们，尤其是缺少批判力和变革社会构想的记者们的共同责任。
斋藤茂男在去世前半年，曾经在发表于《朝日新闻》的文章中，提到自己35岁时参加亚非记者会议时的事。当时他遇到了的一位中国记者曾如此对他说道：“记者不应该站在战场之外旁观。应该积极参与，将自己投身到社会的漩涡中去。”介绍了这一往事后，他继续如此写道：
“对于我们身处其中的社会现实，光凭冷静客观的观察是无法捕捉的。记者只有置身于弱者的环境中，彻底从弱者的角度出发观察世界，才能接近现实的本质。那一夜听到的话，让我自觉到所谓‘中立、公正、客观’这一常识的虚假面，我引以为戒，并珍重地铭记了下来。”（1998年11月10日晚报）
我再一次想起了斋藤茂男那仿佛一眼能将人看穿的犀利眼神深处，闪现着的那亲切柔和的光芒。
[1] 镰田慧（1938－ ）日本知名非虚构作家、记者、专栏作家，主要关注社会问题。著有《汽车绝望工厂》等。1990年因《反骨——铃木东民》获“新田次郎文学奖”，1991年因《六个村子的记录》获 “每日出版文化奖”。
[2] 横山源之助（1871—1915）：日本明治时代的社会问题评论家、记者。毕业于东京法学院。《横滨每日新闻》记者，因调查工人生活、贫民社会的实况而出名，著有《日本之下层社会》和《工人问题》等。
[3] 松原岩五郎（1866—1935）：日本明治时代的记者，著有《最黑暗的东京》等。
[4] 陆羯南（1857—1907）：日本新闻工作者、评论家、报人、民权论者。创办了明治时代最大的言论报纸《日本》，著有《近时政论考》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