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研究经典文本解读》书摘
对于传播学这样一门成立时间只有一百余年的学科来说，筛选出所谓的“经典”，意义为何？
在这本《媒介研究经典文本解读》中，诸位作者给出了答案——
本书整理了13篇媒介研究领域的经典文本进行评述，分析了传播学领域影响尤为深远的五个学派：哥伦比亚学派、法兰克福学派、芝加哥学派、多伦多学派和英国文化研究。按照作者在前言中所讲，在每个学派中，他们都选取了至少一篇“基础性”文本及多篇卫星文本以描述该学派的研究。
在对选择“经典文本”的诸多原因的讨论中，我很欣赏书中伊娃·依鲁兹的说法：
经典之为经典，并未源于其“原创性”或“卓越性”，而是因为这些文本以极为有效的方式动员并组织了知识社群，尤其是学术上的分歧。
这也是她选择将洛文塔尔的《大众偶像的胜利》一文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经典文本加以介绍的原因。
因此，诸位作者编写这本书，不是为了为接下来的学习者列出一份“经典书单”供人瞻观，而是为了对其进行重新思考、审视乃至批判，以引起读者进一步思考。读过这本书，我确实对一些晦涩难懂的经典文本有了初步理解，也更加迫切地想要了解作者在原作中是如何表达的。这本《解读》也可以帮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思考文本本身。经典不代表绝对真理，它们的意义在于推动讨论与进步。
本书中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几篇文章主要是几位作者对法兰克福学派学者文本的解读。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启蒙辩证法》无疑算得上是经典作品，而本杰明的《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和洛文塔尔的《大众偶像的胜利》恐怕知名度就没有那么高了。不过，解读的版本又可以引发人们新的思考。特别是伊娃·依鲁兹的《拯救消费：论洛文塔尔的《大众偶像的胜利》》：这篇文章远不止是一篇简单的书评，而是加入了作者依鲁兹自己的观点。
洛文塔尔认为，消费的胜利标志着文化的全线溃败，读者崇拜消费偶像，后果将是个性化的销声匿迹与杂乱无章的乌合之众的全面胜利。这一观点，看起来与波兹曼的《娱乐至死》和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主题颇为相似。但是，依鲁兹在文中几乎是彻底推翻了洛文塔尔的观点，她引用马克斯·韦伯的话：“生产的理性在本质上是非理性的。无休止的生产并不比无休止的消费更理性、更鼓舞人心”，以说明消费并非如法兰克福学派所述那样可怕。
在洛文塔尔及大多数法兰克福学者看来，消费领域的崛起意味着人类社会从个性化时代过渡到匿名状态的大众同质化时代。不过，依鲁兹反对他们的观点：“如齐格蒙特·鲍曼所言：‘生产是集体行为；而消费则完全是独立与个性化的，最终，也就成了一种孤独的行为。’”
那么，消费究竟是抑制了人的个性还是激发了人的个性呢？生产的发展毕竟促进了商品种类的多样，消费者的选择也远远比过去更多了，这是毋庸置疑的；而对于法兰克福学派来说，这种多样实质上只是表面上的多样化，但究其本质依然是同质化的，这些产品只是通过表面上的不同在造成的所谓“差异化”，如给同样的商品换个包装，或者让同样情节的电影换个故事设定与演员；与此同时，铺天盖地的同质化的宣传也让消费者对某一种特定的商品趋之若鹜，这实际上导致了个性的消解。就像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文化工业》一文中提到的观点，文化产品以工业生产的形式涌现，受众则沦为愚蠢、不会思考的被动接受者。但是，难道生产过程就像洛文塔尔所述一样值得称颂吗？在依鲁兹看来，没有什么比资本主义工厂更压制人的个性与创造力了。因此，对于消费与生产各自的优劣，还需要更加理性、结合实际的判断。
《媒介研究经典文本解读》书摘
哥伦比亚学派：
拉扎斯菲尔德、默顿《大众传播、流行品位与组织化社会行为》
1、文章开篇概括了现代社会的公众对大众传媒的忧虑，继而着手论述了三方面问题：大众传播的社会功能，尤其是在美国的商业媒体环境中的功能；大众传媒对流行品位的影响；以及“出于社会目的的宣传”在何种情况下才能发挥作用。
2、默顿：大众媒介的社会功能：
①地位赋予：媒介能够提高报道的政治事件、人物及群体的社会地位，无论报道取向正面与否；
②社会规范强制：媒介有能力填补“个人态度”与“公共道德”之间的罅隙，从而避免人们偏离社会规范，实现维护主流道德标准的目的；具体做法就是通过公开宣传向公众施压，使其服从；
③麻醉（负功能）：媒介通过提供大量仅对社会问题作出肤浅关注的产品以使大众在政治上变得冷漠而迟钝。默顿认为，有意识地关注新闻媒介本身就很成问题，因为公众会将“获取信息”等同于“积极参与”。新闻媒介通过为人们提供海量资讯而令公众在政治上变得迟钝。
赫佐格《论借来的体验》
1、使用与满足理论强调媒介使用是一种理性的、目的明确的活动，精神分析范式则拒绝对受众的目的作出解释，而想方设法证明其虚假性。
2、卡茨与拉扎斯菲尔德发现，女性社会经济地位越低、社交范围越窄、焦虑程度越高，便越有可能沉迷于流行的虚构文本，包括日间肥皂剧。
法兰克福学派
霍克海默、阿多诺《文化工业：欺骗大众的启蒙》
1、两位作者在《启蒙辩证法》一书中对《荷马史诗》中的《奥德赛》作出了原创性解读：主人压抑了自己的激情，而奴隶甚至连自我压抑的权利都没有，只能一声不吭地劳作。两位作者无意把高雅艺术奉为救世主，而宁可将其视为一面光影扭曲的镜子，折射着不公正的社会，并隐隐寻找乌托邦的痕迹，试图建立一个更好的世界。
2、文化工业的疯狂野心在于破坏严肃艺术与非严肃艺术的界限，将两者合并为某种简单易懂的事物。
3、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并不反对快感，他们所批判的是文化工业将快感转化为平庸，从而使之成为生活必需品而非自由的土壤。
芝加哥学派
路易斯·沃斯《共识与大众传播》
1、沃斯对大众以及舆论动力机制的考察反映了芝加哥学派的集体智慧，引领了美国社会学的集体行为研究。在勒庞看来，集体行为先天即是非理性的，“人群”（crowd）则是头脑空白的乌合之众，其行为往往预示着社会控制系统的崩溃（1977）。塔尔德认为“公众”（public）意指某种因传播和观点聚在一起的零散人群（1969）。帕克则指出，“人群”与“公众”虽均为正常社会形态，却具有极大差异：人群可能想法多样，但绝非头脑空白；人群或许和社会变动密切相关，但本质上并不反动。人群是公众的一种，而公众则是冷静审慎的（1972a；1969）。沃斯对大众的考察亦采纳了上述观点，在他看来，大众乃是一种社会组织的形态，不但活跃了舆论形成的机制，更对民主过程与社会秩序产生影响（1947）。
2、沃斯认为，传播的价值在于其生产出意涵丰富的差异性经验，在差异中改变了个体，并使生活本身成为差异的产品。
朗格夫妇《芝加哥的麦克阿瑟日》
1、“现实”既能依“大街风格”建构，也可按电视直播的方式建构。关键问题不在于现实存在与否，而在于人们能用何种不同的方式建构它。
2、人们对事件的集体记忆更多源自电视转播而非“真实”事件本身，电视在呈现“媒介事件”时有意识地使其更加令人印象深刻。
唐纳德·霍顿、理查德·沃尔《大众传播与类社交互动》
1、观众虽然醒着，却也同时做着梦，皆因观众与荧幕的互动摧毁了线性理性、情境连贯性、叙事延续性以及无穷进步性的价值。
2、霍顿与沃尔的理论假设是：观众与电视荧幕间的互动只不过是面对面互动的功能性替代品；随着观众渐渐对替代品上瘾并沉溺其中，这种互动即变质为病态的负功能。
多伦多学派
哈罗德·英尼斯《传播的偏向》
1、英尼斯早年的论著尽管明晰，但同时也意味着掣肘；而《传播的偏向》尽管晦涩暧昧、充满不确定性，却为后人对理论的发展和拓充预留了空间。
2、英尼斯使我们明白，（在时间与空间中）一种偏向的盛行往往会导致与其相反的另一种偏向的出现——后者对前者进行补偿，从而维持着媒介力量的平衡。
3、英尼斯的论点体现出彻头彻尾的社会建构主义色彩，坚信社会的策略与选择才是导致技术变迁的决定性力量。
4、黑格尔将历史研究分为三个层次。首先是“原初的历史”，即对一手史料的撰录；其次是“反省的历史”，即后来的历史学家对历史加以消化、赋予意义的过程；最后是“哲学的历史”，即通过对历史的阐释来建立理解全人类发展问题的一般理论。
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
1、“媒介即讯息”：越过“劝服”和“模仿”等媒介效果问题，代之以考察人类传播的方式——媒介本身——所具备的远甚于特定“内容”的影响力。事实上，是媒介自身的属性决定了“内容”如何以最佳方式实现传播。
2、“媒介是人的延伸”：之所以说媒介（或其他技术）即是讯息，是因为每一种媒介都延伸了一种人类感官或感觉过程。延伸程度越高，人对这种延伸的效果就越浑然不觉，这是因为“自我截除”（auto-amputation）机制发挥了作用，媒介所带来的感官刺激被消声了——这也是人类在极端重压之下的通常反应。技术是人的延伸与反映，时刻改变着人的生活。
3、媒介作为其他媒介的内容：文化甚少充分发现新媒介的潜能，而时常将新媒介视为旧传播形式的延伸加以使用。
英国文化研究
雷蒙德·威廉斯《文化与社会》
1、卡茨和拉扎斯菲尔德最终指出，法兰克福学派和芝加哥学派表面上看似乎针锋相对，实际上却殊途同归，即均认定媒介效果无比强大，不过都是大众社会理论的应声虫罢了。
2、威廉斯认为，不能认定受众只能“束手就擒”、陷入麻痹：“受众对信息的接收与反馈也是传播过程的重要环节，且完全不受技术的支配。”
3、妄想控制大众心灵的企图“已然失败，且永远不会得逞，因为媒介所面对的不是不明就里的群氓，而是冷静审慎、经验丰富的公众”。
